萊姆文集，譯林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索拉里斯星》《慘敗》《未來學大會》《無敵號》《伊甸》《其主之聲》

2021年是偉大的波蘭科幻小說大師斯坦尼斯瓦夫·萊姆（Stanis?aw Lem，1921-2006）的一百周年誕辰。在很長一段時間，中文世界中能夠讀到的萊姆作品僅有《索拉里斯星》《完美的真空》，以及后來引入的《機器人大師》。今年，萊姆的作品有了更完整、成套的譯介。在這里，我想要從個人的閱讀經驗出發，對萊姆的科幻宇宙進行一些簡單的介紹和解讀。相比于阿西莫夫、克拉克、海因萊因這些響當當的名字，可能因為作品的種類在此前相對較少，萊姆在中文世界里相對小眾，或者至少說，除開科幻圈內部一批忠實擁躉之外，這位波蘭大師的名字還沒有紅火到“出圈”的程度。

相比于同代人，萊姆的不同甚至另類之處最讓人著迷。萊姆不混美國人的科幻圈子——實際上他也看不起他們——但他的獨特之處不僅僅是人脈、流派、國別這些政治上的區分，他的寫作風格、智識上的野心也和同代人迥然不同。

波蘭科幻小說家、未來學家斯坦尼斯瓦夫·萊姆（圖源：The New York Times）

相比于我們所熟知的二十世紀美國科幻里宏大、歌劇式的敘事、奇觀式的技術想象，萊姆的科幻作品有時更像是心智、哲學、思辨層面的小品。雖然是東歐出身，但萊姆并不完全像前蘇聯那一批科幻大師一般，來自于純粹“硬理工科”的技術背景，事實上，他對詩歌和文學的了解很深，這些也成為他科幻創作生發的土壤。或許萊姆作品一些特定的地方，會喚起讀者對卡夫卡、卡爾維諾、博爾赫斯或是當代的科幻作者特德·姜等科幻/文學/幻想大師的記憶。可以說，這位波蘭大師既詼諧、奇趣，又黑暗、深沉，他的一些近乎去類型化的作品，像是借用科幻外殼的哲學討論或者文學實驗。

科幻作品天馬行空的想象力，最終仍然錨固在“人”這個終極母題上。

原因其一是人無法超越自身視野的局限性。科幻創作者向“未知”進行一種投射，這個未知可以是技術上還未達到的，時間上還未來到的，或是空間上還未抵達的，當然，這種未知也可以是對某種還未接觸過的文明的想象。借這種“未知”，創作者建構某種別樣的信仰體系、哲學體系甚至物理規則。但是，即便再具超越性的想象力，這種對所謂“未知”“不可知”的投射仍然無法超脫人類自身的有限框架——用一句聽起來拗口又多余的話來講，“人沒有辦法想象真正無法想象的事物”。

半透明的鬼魂、三頭六臂的怪獸、狀如一團黏液的外星生物……這些想象也只是人類已經見過的元素的重新組合，或夸張式的表現。尼采在《快樂的科學》中的這段話：“人在思考、分析時不得不從自己的立場和視角出發，而不能超越自己的立場和視角。”

原因其二在于創作的出發點和意圖。許多科幻創作者對“未知”和“他者”的想象，畢竟還是用來反觀自照、反求諸己，不論時間多么遙遠、設定如何在宇宙的另一端，其故事的本質仍然是對人類文明本身的諷喻，那些對星際間的事件的講述，是經過變形處理的人類政治世界的演繹。對“第一次接觸”（first contact）這個科幻類型當中恒久的基本母題，萊姆享譽全球的杰作《索拉里斯星》正是展現了一個消極、真實又迷人的態度。如果說同代的科幻大師的創作，在于向“不可知”進發，那么萊姆則是從“不可知”出發。想要與某個對象聯結與溝通，首先需要我們看到和理解對方，但萊姆提醒我們，這交往的第一步或許都永遠無法完成。地球與外星文明往往存在著超乎想象的不同，以及出乎意料的理解障礙。生命與生命之間也并非往往存在著共性。

主人公來到索拉里斯星的探測站，見到了自己已逝妻子的幻象，似乎反倒是神秘的索拉里斯星海洋在探測來到此處的人類的內心世界（圖像藝術家：Victo Ngai）

“索拉里斯星”上只有一個居民，這個居民就是這顆星球本身——那片星球的重達十七萬億噸的海洋。書中，人類對這個生物最初的認知顯得模糊而粗糙：“它沒有經歷過地球生物所經歷的所有演化階段，也就是說，既沒有經過單細胞和多細胞生物的出現，也沒有經歷動植物的進化，也沒有進化出神經系統及大腦，而是抄近道，直接跳到了‘穩態海洋’的階段。”

這個地外生命擁有著與地球上所有物種都不同的生物學基礎。它所表現出的復雜活動與生態反應，與人類認知中的一切毫無相似之處。盡管人類窮盡一切技術手段與分析方式，跨越了數光年的路程，耗費了數十年的時光，記錄了數以億萬計的文字影像資料，到頭來除了蒼白沉默的數據以外仍舊一無所獲。研究索拉里斯星的科學家們對其束手無策，到最后，所有人的研究報告中對“接觸”一詞更是緘口不提，甚至在潛意識中將這個詞神化。博爾赫斯在短篇《事猶未了》中也想象過一個“無法想象之物”，他寫下了這樣的句子：

看到一樣東西，首先要對它有所了解。比如說，扶手椅是以人體及其關節和部位為先決條件的，剪刀則以剪斷的動作為先決條件。燈盞和車輛的情況也是如此。野蠻人看不到傳教士手里的《圣經》，旅客看到的索具和海員看到的索具不是一回事。

假如我們真的看到了宇宙，我們或許會了解它。

我們能夠看明白一件事物，因為它在我們已有的文明和語言中有一席之地，但如果一樣東西并沒有構成所謂人類世界和人類語言當中任何可讀的意涵，它就仍然處于絕對混沌與不可知的狀態。

當然，科幻所關切的“未知”，還有一項：什么是宇宙的終極真理和一切的答案？它超越了技術、時間和空間，指向了形而上天國的至高頂點。對這一點，浪漫和樂觀的創作者會呈現這樣一幅圖景：已經得道解惑的高級文明會像喂食一般將答案遞到我們面前。而謙卑的科幻作家似乎也下意識地認為，答案藏在遠處；人類經歷了無數歷練與曲折蹉跎的險途之后，總能夠最終得到它，或者與之拉近距離。萊姆卻不像他們那樣無畏。在他的長篇小說《慘敗》中，對“雙縫干涉實驗”有著這樣的描述：“這個世界，當被問到有關它的‘終極實質’時，拒絕給出‘最終’答案。” 

左：特德·姜《巴比倫塔》；中：塔科夫斯基《潛行者》；右：卡夫卡《城堡》

在特德·姜的處女作《巴比倫塔》中，巴比倫人建造了一座高聳入云的通天塔，聯通地與天，想要直接踏往神的領地，但卻發現，人沖破那個最高的天花板以后，又從地下鉆出來了，一切變成了虛妄與徒勞——人永遠被限制在人類世界中循環往復，無法達到那個更高的地方。蘇聯電影大師塔科夫斯基的名作《潛行者》（改編自斯特魯伽茨基兄弟的科幻小說《路邊野餐》）里，隨著如詩的緩慢鏡頭，我們看見潛行者帶著一名科學家和一名作家，進入被地外文明干涉過的“區”中，不斷徘徊，但終究沒有進入那個傳說中能夠滿足人內心最深處欲望的“房間”——最后的、最不可知的、最神秘莫測的那個地方，科學進不去，文學進不去，宗教也進不去。卡夫卡未竟的長篇《城堡》里，土地測量員K眺望著高處那座荒誕而神秘的城堡，用盡所有辦法，卻永遠只能流浪在其腳下，不得其門而入。相似地，面對這般向“未知”進發但注定徒勞的、無窮的、無限的努力，萊姆寫下這樣的句子：“我們奉行人道主義，有著崇高的理想。我們沒有征服其他種族的打算，而只是想向他們傳授我們的價值觀，并吸取他們的文明傳統作為回報。我們把自己當做‘神圣接觸的騎士’。而這又是一個謊言。我們尋找的是人，而不是其他東西。我們不需要其他世界。我們需要的是鏡子。”

科幻小說不是學術教材或者理論著作，我們無法直接通過這些閱讀來掌握學術理論。但好的科幻作品卻能引人思辨，提供另一種看世界的眼光。萊姆所描繪的世界同樣是一面鏡子，它要求我們在不可知的境況中反思自身的存在。它使“理所應當”四個字失去了原有的分量。讓人類重新埋下頭，沉思自身文明語境下的邏輯基礎。

萊姆的作品昭示了人類認知的局限，甚至“認知”二字本身存在的局限性。他隱約地勾勒出思維的邊緣，讓人模糊地察覺到邊緣外的存在，卻永遠無法一窺真相。萊姆在描述“索拉里斯星”時毫不吝嗇篇幅地去構建這個生命（世界）的虛構生態，各式細節在他錙銖積累的筆墨下呈現出了繁復豐饒的世界性——而在這樣不可知又不可交流的世界的沖擊之下，人類再也不是丈量萬物的標尺，“反人類中心主義”在這里似乎得到了絕佳的印證。然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在去掉“人類”這個單元之后，我們仍舊無法實質性觸及任何準則，我們僅僅感受到了在索拉里斯的沖擊之下，人造秩序的岌岌可危。人類主體經驗，漸漸模糊成了宇宙中一個不起眼的常量。

電影中索拉里斯星上的大海

即便人類接受了索拉里斯這樣的生命形式并賦予它文明之名，即便人類成功擁抱了索拉里斯且得到了它的反饋。二者之間的隔閡似乎仍然難以清除。正如書中寫到的：

再說，就算真的和會思考的海洋實現了“信息交流”，人們究竟希望從中得到些什么呢？他們又能從中期待什么呢？難道是有關這片海洋漫長生存經歷的一本流水賬？也許它老得連自己的起源都不記得了。

或者是對它種種欲望、激情、希望和痛苦的描述？而它將這些情感表現在活生生山體誕生的瞬間，表現在將數學轉化為物質存在、將孤獨和無奈轉化為完滿的過程當中？然而這一切都是無法言傳的知識，如果有人試著將其翻譯成地球上的任何一種語言，所有那些人們夢寐以求的價值和意義都將蕩然無存，它們仍將遙不可及。

在這一點上，我們似乎無法繞過維特根斯坦。這位哲學家在《邏輯哲學論》中寫下這句話：“對于可說的，必須要說清楚；不可說的，必須保持沉默。”并為之劃定了界限：“可思的、能夠言說的、有含義的包括世界、語言、邏輯、科學；不可思的、不能言說的（但能顯示）的，無含義的包括邏輯形式、形而上學主體、倫理學、美學。”如果我們接受維特根斯坦的觀點，那么對“索拉里斯星”這個萊姆筆下的虛構外物，又是否能夠綜上歸類呢？索拉里斯首先是世界的、存在的實體，與宇宙萬物一樣遵循著同樣的物理法則，它本應當是能夠被理解的，但人類還無法做到這一點。同樣的，萊姆在最后也并沒有證明人類在這個問題上是否永遠無解。本質上而言，人類與索拉里斯之間仍舊是主體的碰撞。這里存在的認知局限是人類的局限，而不是邏輯的局限。援引一段社科院哲學研究所陳常燊先生在《“論確實性”中的相對主義之謎》中的一段論述：

如果不同的人或者人群擁有不同的世界圖景——如果形成我們的探究和斷言的命題系統的基礎，不同于形成他人的探究和斷言的命題系統基礎，那會發生些什么情況？

如果只有在一個系統內部才可能會有對一種主張的合理評價，那么似乎就不存在一個對于相競爭的系統或世界圖景自身的合理評價基礎了。

作為科幻作品，萊姆畢竟沒有給出我們任何確實的定數，萊姆筆下的人類現在無法理解索拉里斯星，也不知道是否有一天能夠理解它——我們也就沒有辦法確定人類與索拉里斯之間是否存在著不同的世界圖景。而正是如此，作品的懸念帶給我們的思辨能夠朝向深處無休止地進發。

相較于文明歷程而言，科幻小說的歷史并不算長，然而大師與杰作仍舊層出疊見。優秀的科幻作品可以給人帶來難以言表的感受，劉慈欣在談到阿瑟·克拉克時說過：“讀完《2001太空漫游》的那天深夜，我走出家門仰望星空，那時的中國的天空還沒有太多的污染，能夠看到銀河，在我眼中，星空與過去完全不一樣了，我第一次對宇宙的宏達與神秘產生了敬畏感，這是一種宗教般的感覺。”誠然，無數科幻作家都抱有對星空和未來的炙熱幻想，寫作的訴求與思想的角度也必然不盡相同，但是萊姆的作品給人帶來的震撼，不會比科幻史上任何其他的黃鐘大呂來得輕些。在群星璀璨的科幻大師之間，萊姆是獨一無二的。換一個角度來看，萊姆作品中略帶悲觀的“不可知”世界觀，某種程度上也是對宇宙浩瀚神秘的贊嘆。正如他在《慘敗》中所提到的：

所謂的共性來自人類中心主義的謬論，強調人類是某種古代信仰和神話的傳人。宇宙中實際上有很多不同的智慧生物，而恰恰是因為那么豐富多彩，天空才如此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