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27—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要正確把握中華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關系，各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都是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中華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葉，根深干壯才能枝繁葉茂。”回顧新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70余年的歷程，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我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三大體系”建設與黨的民族政策密不可分，沒有黨的民族政策就不會有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三大體系”建設。黨的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為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三大體系”建設提供了行動指南和發展動力，使之取得了重大成果。這是黨正確把握中華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關系，使中華文化根深干壯而枝繁葉茂的成功典范。

創辦民族學院 奠定堅實基礎

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便創辦八所民族學院，為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三大體系”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黨的領導下，以延安民族學院為前身的中央民族學院于1951年在北京成立，1952年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系成立，標志著國家一級少數民族文學學科的誕生。在中央民族學院成立前后，黨和國家陸續創辦西北民族學院（1950）、貴州民族學院（1951）、西南民族學院（1951）、中南民族學院（1951）、云南民族學院（1951）、廣西民族學院（1952）、新疆民族學院（1952）七所民族學院，在短短幾年內搭建起少數民族文學學科體系的基礎結構。學術體系建設也隨之展開。

1951年始，中央推進少數民族識別與論證調查、少數民族歷史文化調查與少數民族語言文字調查三大調查，吸引八所民族學院師生數千人參加。調查歷時10年，搜集到大量資料，其中包括一大批少數民族文學資料，為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打下資料學基礎，同時培養了學術梯隊，孵化了學術成果。在民族識別和語言文字調查中，先后幫助壯族、布依族、彝族、苗族、哈尼族、傈僳族、納西族、侗族、佤族、黎族、景頗族、土族12個民族創制16種民族文字，做到了在現代化建設道路上一個民族都不少，一個民族都不落后。這些民族雖然曾缺乏自己的通行文字，但有豐富的口頭文學資源，在有了自己的通行文字之后，把那些口頭文學作品以文字形式記錄下來，使之成為中華文化有機組成部分。

1958年7月，中宣部在北京召開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文學概況編寫座談會，各省、市、自治區代表出席會議。中宣部指示精神很快得到落實，兩年后的1960年，在三大調查基礎上已有蒙古族、藏族、白族、納西族、壯族、彝族、苗族、傣族、土家族9個民族的學者寫出各自民族的文學史；布依族、侗族、哈尼族、土族、赫哲族、畬族6個民族的學者寫出各自民族的文學概況。有了資料學基礎、田野研究方法、人才梯隊和文學史研究成果，少數民族文學學術體系建設初具規模。隨之，話語體系建設也得到了推進。作為學科核心概念，“少數民族文學”一詞在1949年10月出版的《人民文學》創刊號《發刊詞》中首次由茅盾提出。后來，老舍于1956年2月召開的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擴大）會上所作的題為《關于兄弟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中，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這個概念。在1958年舉辦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文學概況編寫座談會上，何其芳提出的中國文學史不能僅僅是漢族的文學史，要編寫民間文學史和少數民族文學史的動議成為共識，從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憲法規定框架下建構起少數民族文學史話語體系。

此外，口頭性與民間性是少數民族文學的普遍特征，而這一點契合了社會主義文學的“人民性”要求，少數民族文學也因此成為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與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獲得了政治地位和話語權。黨和國家支持發展各級學校教育、成人教育和掃盲教育，推動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出版物的出版，建立廣播設施，為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三大體系”建設創造了良好的外圍環境。

縱觀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三大體系”建設，它并非由單一民族或幾個人口多的少數民族自發聯合推動，而是由中央發起并通過制度安排自上而下積極推進。創辦中央民族學院等八所民族學院形成學科體系架構，以三大調查為引領形成學術體系基礎，以“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憲法原則為依據形成話語體系主線，為少數民族文學研究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成立學術機構 建設“三大體系”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一以貫之堅定地支持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三大體系”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20世紀最后20年的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三大體系”建設重整旗鼓，開拓進取。1978年冬，全國第一部包括55個少數民族民間文學和作家文學的選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教材編寫及學術討論會在蘭州召開，為全面開展少數民族民間文學和作家文學研究發起總動員。1979年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在昆明召開第三次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工作會議，決定編寫《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概況》，會議還促成了國家一級少數民族文學學會和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的誕生。1979年6月，國家一級學會——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會成立；1980年1月，國家一級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成立（2002年更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從此有了專門從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國家一級學會和學術機構。

1981年，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系建立語言學、藏緬語族語言文學、壯侗語族語言文學、苗瑤語族語言文學、蒙古語族語言文學、突厥語族語言文學6個碩士點，成為第一批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碩士點，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1983年，中央民族學院（1993年更名為中央民族大學）建立第一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博士點——藏緬語族語言文學博士點，開始招收博士研究生。1981年，中國作家協會創辦專門發表少數民族作家作品的全國性文學期刊《民族文學》；1981年開始為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評獎頒獎，推動少數民族當代作家文學創作的繁榮。1983年，《民族文學研究》創刊，成為第一個全國性少數民族文學學術期刊，促進了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發展。1995年，中央民族大學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學院設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系，成為國內第一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系，專門培養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方面的高級人才。由此，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學科體系建設更上一層樓，學術體系建設也全面鋪開。

1984年出臺的中宣部7號文件《關于加強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和資料搜集工作的通知》為少數民族文學學術體系建設明確了新定位，提出了新要求。在該文件精神要求下，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進一步推進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工作，同時，全國各有關單位掀起新一輪三大史詩等民間文學的搜集高潮。

在此期間，文化部、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會同西藏、內蒙古、新疆、青海、四川、云南、甘肅7個省、自治區，成立“全國《格薩（斯）爾》工作領導小組”（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開展大規模《格薩（斯）爾》搜集搶救工作。此后，以《格薩（斯）爾》《瑪納斯》《江格爾》三大史詩為代表的少數民族文學保護和研究項目連續被列入“六五”至“九五”時期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點規劃項目，學術共同體也得以塑造，相關學術研究水平得到顯著提升。其中，三大史詩搜集整理與研究成果尤為突出，樹立了史詩研究的中國學術標桿。《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概論》、“中國史詩研究系列”等一系列學術著作系統地展示了少數民族文學史和中國史詩的總體面貌，形成了中國少數民族文藝學和中國史詩學話語體系。

21世紀前20年的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三大體系”建設可謂轉型升級，繼往開來。2002年，中央民族大學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學科被批準為國家重點學科。全國各民族大學少數民族文學教育體系也更加完善，一些綜合院校也開設了少數民族文學課程。少數民族口頭文學遺產搜集研究工作與全國性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有機結合，《格薩（斯）爾》《瑪納斯》等史詩于2009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2009—2012年，中國作家協會創辦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哈薩克文、朝鮮文版《民族文學》，并從2013年始實施“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工程”，在培養少數民族文學人才、扶持翻譯和出版、加強文學批評與研究等方面予以支持和投入。2009年，中國少數民族文學館在內蒙古師范大學開館。少數民族文學保護和研究項目連續被列入“十五”至“十三五”時期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特別委托項目和重大項目。

在學科建設蓬勃開展的同時，學術體系建設也不斷取得成果。資料學建設碩果累累，《格薩爾精選本》《格薩爾藝人桑珠說唱本》《格斯爾全書》、《瑪納斯》（漢譯本）、《卡爾梅克〈江格爾〉校注》《蒙古英雄史詩大系》等重要學術資料相繼出版。《中國各民族文學關系研究》（上下卷）、《口傳史詩詩學》等一系列學術著作出版，拓展了少數民族文學學術空間。部分學者長期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工作，以專業知識服務于國家文化戰略，在國際上發出了中國的聲音。在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的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中，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占三分之一。

話語體系建設也有了重大突破，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將少數民族文學史建構由20世紀五六十年代族別文學史寫作以及八九十年代整體少數民族文學史寫作引向了少數民族文學關系史寫作這一新維度，為寫作全面立體的中華多民族文學史做了準備。其二，2004年開始，《民族文學研究》創辦“中國多民族文學論壇”，積極推動了“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的形成。其三，新一代學者借鑒國際口頭傳統研究前沿理論與方法，更新國內學界的觀念和話語，開啟本土詩學建構之旅，在國內外學界產生積極影響。

總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三大體系”建設作為國家工程既保持了連續性，又在某些方面完成了轉型升級，向更加體系化、制度化、現代化、國際化方向發展。

重視文化傳承 共同繁榮發展

黨和國家非常關心和支持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三大體系”建設。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高度評價三大史詩，稱之為“震撼人心的偉大史詩”，認為是中國人民偉大創造精神的生動體現。2019年7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內蒙古赤峰市考察工作期間觀看《格薩（斯）爾》史詩表演后強調，要重視少數民族文化保護和傳承，支持和扶持《格薩（斯）爾》等非物質文化遺產，培養好傳承人，一代一代接下來、傳下去；7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內蒙古大學考察時強調，要加強對蒙古文古籍的搜集、整理、保護，挖掘弘揚蘊含其中的民族團結進步思想內涵，激勵各族人民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對三大史詩及少數民族古籍的重視和肯定，同歷代黨和國家領導人對少數民族文學的關懷與支持是一脈相承的，相關重要論述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組成部分，為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三大體系”建設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的發展方向。

綜上所述，可得如下幾點啟示。第一，在黨的領導下，以國家工程形式推進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三大體系”建設，一方面幫助無文字民族創制文字來記錄和研究其口頭文學遺產，另一方面把有文字民族的口頭文學與書面文學加以整體搜集和研究，尊重各民族文學的政治地位，科學保護各民族語言文字，為55個少數民族創造了各美其美的文學學術花園，充分彰顯了社會主義中國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治理念。第二，從族別文學研究延伸至對全國少數民族文學的整體考察，讓各民族文學學術在中華文學花園里相互欣賞和借鑒，既各美其美，又美人之美，展現了相互尊重、相互欣賞、團結互信、共存共榮的中華民族美好精神境界。第三，在多民族文學交流與互動過程中，培育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的精神品格，讓各民族文學學術美美與共，保護中華文化多樣性，使中華文化根深干壯、枝繁葉茂，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凝聚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精神力量。第四，在黨和國家的關懷與支持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三大體系”建設得以長足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實屬來之不易，應當倍加珍惜。

新時代，新征程，我們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民族工作的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推動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三大體系”建設高質量發展。要科學保護各民族語言文字，促進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團結統一，形成人心凝聚、團結奮進的強大精神紐帶，為實現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本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科研規劃項目“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重大問題研究”（2020ZDGH017）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