闡釋學是一個以解釋和理解文本意義為核心的學科。這門學科源遠流長，歷史悠久。在中國，闡釋學的傳統可以在經學研究中理清脈絡；在西方，闡釋學的發展可以在圣經解釋中找到源頭。一般認為，傳統解釋學是由19世紀德國哲學家施萊爾馬赫和狄爾泰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開創的。施萊爾馬赫致力于研究圣經解釋的科學性和客觀性問題，提出了有關正確理解和避免誤解的普遍性理論，從神學解釋發展出了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解釋理論。狄爾泰提出了作為“歷史理性批判”的闡釋學，它的中心問題是，處于具體歷史情境中的闡釋學如何進行普遍的、客觀的理解。現代闡釋學的開創者是20世紀的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他把傳統闡釋學從方法論、認識論性質的研究轉變為本體論性質的研究。他的學生伽達默爾則完成了從方法論闡釋學到本體論闡釋學的轉向。

我們之所以在這有限的文字當中要言不煩地追溯闡釋學的形成過程，是因為這種追溯對于我們深入理解闡釋學在人文學科中的獨特價值和重要地位具有啟發性意義。我個人認為，闡釋學的獨特價值和重要地位至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一是它的實踐性品格；二是它的跨學科性質；三是它的跨文化意義。

就其實踐性品格而言，闡釋學從它誕生的那一刻起，就具有非常強烈的實踐傾向，它不是起源于坐而論道的哲學，而是萌發于起而行事的解釋實踐，它的對象是歷史、宗教和法律等領域的經典文本，它的依據在于語文學、修辭學以及歷史發展的現實需要，它的目的在于說服和規范——說服人們接受被解釋出來的意義，規范人們言行和日常生活。即便是在海德格爾把傳統闡釋學轉變為本體論研究之后，作為方法論研究的闡釋學也從來沒有真正衰落過，闡釋學學科的實踐性特征非但沒有減弱，相反，它是在更深層的意義上得到了加強——因為闡釋行為本身獲得了本體論意義。

就其跨學科性質而言，闡釋學創造性地把理解本身作為研究對象，這是對西方思想史“主客二分”傳統以及由此而來的學科分化的無聲但有力的反撥。從消極的意義而言，與主客二分的傳統以及學科分化背道而馳，造成了這一領域的研究在對象和方法上仍然存在著模糊不清的問題，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闡釋學學科的深入發展和廣泛影響。但是，從積極的意義上，這種背道而馳最大限度地保持了這個學科同人類精神世界豐富而細膩的整體性聯系，保持了這個學科因為獨特的實踐性品格而具有的鮮活性和豐富性。正因為如此，闡釋學不僅具有跨學科的性質，更成為基礎學科中的基礎學科，在界限清晰的現代學科體系中，顯示出不可漠視的獨特價值。

就其跨文化意義而言，按照伽達默爾的說法，闡釋活動本來就是居間說話，闡釋學的基本功績就是將一種意義關聯從另一個世界轉換到自己的生活世界。長期以來，跨文化研究深受西方二元對立思辨傳統的影響，把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本質化、對立化。闡釋學強調從特定的歷史、文化、社會、政治和經濟語境所滋養的“視域”中去理解跨文化現象，強調不同視域之間的相遇、交匯、協商和融合，這是對于文化研究的重要貢獻，也是對于跨文化研究的重要貢獻，其意義不可小覷。闡釋學既是立足經典，面向本土文化的，又是超越經典，面向異質文化的，跨文化的理解和交流本來就是闡釋學的題中應有之義。

闡釋學的實踐性品格、跨學科性質和跨文化意義，使得這門學科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占據重要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獨特價值。發展闡釋學學科有利于打破傳統學科界限森嚴的學科格局，培養能夠在學科交流與互滲中不斷創新的頂尖人才，對于建設和創新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具有重要意義。

在中國，闡釋學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具有悠久的文本闡釋傳統和豐厚的闡釋思想遺產。但是，中國闡釋學的概念、理論和方法，它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尚未建立，同西方闡釋學思想的對話剛剛起步。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對西方闡釋學的系統譯介，國內學界的闡釋學研究熱潮一直持續不斷。著名哲學史家湯一介就曾明確提出“創建中國的解釋學”的理論口號和基本的研究思路。湯一介對闡釋學的中國本土資源、經典問題和西方闡釋學理論方法的強調，顯示出一代學人在歷史變革時期的使命意識和文化自覺。

一代有一代之學術。學術創新，離不開三樣東西，一是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及其學術傳統，二是面對當代文化實踐及其根本性問題，三是擁有把握學術前沿和趨勢的世界視野。當代中國闡釋學，既要有中國特色，又要有普遍意義。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闡釋學，必須立足于中國文化，強調中國傳統，呵護中國價值；作為具有普遍意義的闡釋學，必須具有世界眼光，尊重文化差異，注重“視域融合”；作為當代形態的闡釋學，力求打破不同學科之間的界限，突破認識論和本體論之間的邊界，重視人文主義與科學實踐的對話交融，強調工具性和價值性的交流互滲。

根據我對闡釋學這個學科的實踐品格、學科性質和跨文化意義的理解，結合自己近年來在闡釋學領域的研究心得，我認為，對話交融是闡釋學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構建具有中國特色和普遍意義的現代闡釋學的必由之路。這種對話交融體現在三個方面：不同學科領域的交融對話、人文主義與科學實踐的交融對話、中西文化傳統的交融對話。

首先，不同學科領域的交融對話。我們知道，學科是現代性的產物，是知識分化的結果。學科的形成是知識生產高度專業化的必然結果。面對紛繁復雜的世界，學科的分化和發展，既有助于我們理解和探索紛繁復雜的世界，也在有意無意之間重新分割了這個世界，重新構成了這個世界。甚至可以說，世界因學科而斷裂。我當然不是一般性地反對學科分化，事實上，沒有學科分化，就沒有現代科學，沒有現代科學就沒有現代文明。我所要強調的只不過是，學科分化讓我們掌握了更清晰地看待這個世界的種種“顯微鏡”，讓我們擁有了更輕松地看到遠方世界的種種“望遠鏡”，但是，這些“顯微鏡”或者“望遠鏡”很可能是有色眼鏡，它幫助我們了解這個世界，也同時向我們遮蔽了這個世界。回到闡釋學本身，現代闡釋學以哲學、文學和語言學理論為基礎，涉及歷史學、文化學、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宗教學等問題，反映出學科之間相互交流、滲透和融合的趨勢。闡釋學的實踐性本身就決定了它必然是“反學科分化”的，它的跨學科性質也決定了它的發展必然也需要兩條腿走路，一條腿是闡釋問題在專業領域的縱深發展，一條腿是不同學科領域在理解和解釋等基礎性問題上打破學科界限的橫向交融。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地面對世界本身，面對事物本身，面對問題本身；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地回到闡釋學本身，發展闡釋學本身。

其次，人文主義和科學實踐的交融對話。人文主義和科學實踐是人類思想發展的兩個基本維度。人文主義和科學實踐在起點上是一致的，在最高層次上是同源的、統一的。如果說科學實踐著眼點在于“是什么”的問題，那么，人文主義著眼點則在于“應該怎樣”的問題。人文主義和科學實踐的交融對話，是人類社會全面持續進步的保證，也是現代學術工具性和價值性均衡發展的保證。在闡釋學發展的歷史進程中，人文主義和科學實踐的交融對話從來都是相伴相生的。沒有人文主義，闡釋學沒有價值取向和發展方向；沒有科學實踐，闡釋學不可能形成理性化、邏輯化、體系化、系統化的現代形態。科學實踐對闡釋學的發展提供了“真理”（科學實踐）與“方法”（科學方法）的雙重支撐。我個人認為，闡釋學發展到今天，純粹的思辨方法已經很難取得突破，必須借助現代科學思想和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最新成就，包括現代信息科技、現代生物科技、人類學、心理學發展的最新成就，從研究視野和基本路徑上取得突破。如果一味固守于無休止的自我追問，無視闡釋的實踐性特征，無視人文主義與科學實踐的內在聯系，就很可能自我封閉，從而走向自我循環的死胡同。

最后，中西文化傳統的交融對話。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國內學術界的闡釋學研究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但與其他成熟學科相比，在許多方面仍然處于“搜尋立足之地的階段”。這其中的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中西闡釋學傳統沒有能夠進行充分的交融對話，恐怕是其中根本原因之一。正因為如此，湯一介、傅偉勛、成中英等先生都曾經呼吁：“自覺地把中國解釋學問題作為研究對象”，“發現與西方解釋學理論與方法有重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不同”，建設“有中國特點的解釋學理論”。事實上，雖然說現代闡釋學起源于西方，但是，中國文化傳統中漫長的闡釋學經驗，尤其是綿延千年的經學歷史以及訓詁學、注釋學、考證學、文獻學都是我們直接的闡釋學思想資源。只有進一步促進中國闡釋學與世界的交融對話，促進中西文化傳統的交融對話，才有可能發展具有中國特色和普遍意義的現代闡釋學，構建闡釋學的中國學派。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原總編輯、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中國文學批評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