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城市文學看作一種文學的題材，從世界范圍內來看，它的發端是很早的。中國的《詩經》中就涉及對城市愛情題材的描寫，西方古老的神話中也有圍繞城市展開的各類故事。如果將其看作一種文學的“概念”，其起源則有點晚。有的學人認為它起源于十至十一世紀的歐洲，有的學人認為它是一個屬于“當代文學”的問題。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大家各有各的論證，也都能自圓其說。我們不擬在這樣頗費糾纏的問題上下功夫。本文所討論的“新城市”是一個相對時間而言的概念，或者直接說它是一個特指，是一座當代以來在邊陲漁村的基礎上迅速成長起來的現代大都市。無論從政治、經濟還是文化角度而言，對于當代中國，它的意義都不言而喻。從某種程度上說，談論“新城市文學”只是談論深圳這一座城市的文學，我們似乎偏狹了些，然而不得不說，這座城市的文學實在有意想不到的驚喜。它為中國文學帶來了什么？我覺得是一種精神。

一

新城市文學中有理想建立又很快破滅式的題材寫作。早期的人們對深圳這座新城市的崛起必然抱有某種程度的幻想，就像早期小說家喊出的：“奮斗吧，這里是一片樂土！”（高艷茹《這里是一片樂土》）然而城市建設與經濟的飛速發展，不可避免地會帶來很多負面效應，因此，不久之后，理想破滅的預言也隨之而來。《特區文學》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發表的梁大平的中篇小說《大路上的理想者》即一反那種積極頌歌式的文學建構，明確以“理想者”的視野來觀察這座短時間內拔地而起的新城，對特殊時代背景之下深圳不可能作為“樂土”提出了警告式的預言。對于一個作家而言，能帶著一種“理想”的視角洞察一座城市的現實，還原某種原始的認知，這樣的精神無疑是可貴的。

一九八五年朦朧詩派代表詩人徐敬亞來到深圳。也許跟很多人不一樣，他來到深圳是迫于無奈的選擇，但估計也抱著某種幻想。不過，我們且拋棄這種猜測，來想象一下他來到這座城市時這里的文學吧。我的想象是：他剛剛來到這里，這座城市的文學就被一種現代的氣息籠罩了。徐敬亞是支持“朦朧詩”的代表理論家之一，“三個崛起論”在中國詩壇影響巨大。作為 “三個崛起”理論提出者中最年輕的理論家，再加上朦朧詩人的身份，徐敬亞在深圳的影響不容小覷。朦朧詩論爭后，徐敬亞從中國幾近最北方的城市移居到幾近最南端，這本身就是一種勇氣。他的身上帶著一股子不服輸的勁兒。果然，一年后的一九八六年，以深圳和合肥為策源地的“中國詩壇1986‘現代詩群體大展’”便轟轟烈烈地席卷了全國。這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深圳叫響全國的“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一樣，同樣有沖擊力，帶著一種先鋒和前衛的氣質。一九八八年，徐敬亞在《歷史將收割一切》中總結道：“作為一種歷史的集結，1986年中國詩壇現代詩群體大展盡量體現了它的青年性、前衛性、民間性。”一九八六年，徐敬亞三十七歲。青年、前衛，甚至民間，這些關鍵詞與他的氣質若合符契。一九八五年，他寫下詩歌《一代》:“我是慈善如火的人/我是無法預測的人／在我放聲大笑前／被突然雕塑／奔向何方∥春天，連銅都綠啦／樹走進血管／讓頭發作我巨大的睫毛吧∥以前額注視死亡／從火里走向水／多么令人誘惑呀／還沒有來得及死／就誕生了／影子回到我的身體里來吧／太陽升起時／白紙上的字跡也無影無蹤／我心柔似女／風，一陣哭一陣笑／大丈夫，多么富有魅力／第一朵花就掩埋了春天/苦難挽留我！／唯有你能夠把我支撐／就在這里／釘下一顆釘子／我是無法再生無法死去的男人”。這應該是徐敬亞剛到深圳時寫下的詩篇，一方面寫命運被改變，人生轉向的迷茫；另一方面，內心的堅貞與堅忍也隱藏其中。這個“無法再生無法死去的男人”注定要成為深圳新城市文學里被前置并且無法被忽視的那一頁。盡管深圳是他那幅“由4個粗大黑點組成的抽象畫”（徐敬亞《我一生的腳印》）中的最黑的兩個點中的一個，然而在深圳，他畢竟留下了很多珍貴的“腳印”。即以“86大展”來看，當時深圳的詩人得以以群體的形式在全國呈現，不能不說與徐敬亞有莫大關系。“兩報大展”中，最早出現的深圳群體是以貝嶺為代表的“游離主義者”。一九八八年的《中國現代主義詩群大觀1986-1988》中，除了“朦朧詩派”的徐敬亞，深圳群體仍有以貝嶺為代表的“游離者”（即原來的“游離主義者”，但人員有變化）和以客人、胡岡為代表的“邊緣詩群”。就流派名稱而言，“游離”“邊緣”都有非中心之謂，二者“先鋒”的姿態很明顯。當然，有人會說，更多的情形下，這是一個“事件”而非“文學”。正如徐敬亞二〇一八年所說：“三十二年后的今天重新審視這一事件的意義與價值，早已超出‘詩界’。”但即使如此，這個影響了后來中國詩歌發展走向的“事件”仍值得我們放在“新城市文學”的開篇中進行敘述。

新城市文學的先鋒性，當然還有另外的面貌。一九八六年，年僅二十五歲的劉西鴻在《人民文學》發表了短篇小說《你不可改變我》。“你不可改變我”這一話語，后來成為新城市年輕一代精神上的“座右銘”。近年來，一些新城市文學的研究者，多將一九八六年作為深圳現代文學時間上的原點，除了與“86大展”等文學事件有關，恐怕與“你不可改變我”這樣的話語意識表述也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一種個人意識的覺醒。相對于物質的欲望而言，人的獨立意識的覺醒，更能代表新城市的精神風范。這與后來許多作家作品中流露出的深圳人身份意識的覺醒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許多從異地遷居或暫時定居深圳這座新城的人都沒有歸屬感，尤其是那些為了生存而來的打工者，盡管這座城市做了很多努力去體現它的包容和開放。在文學的天空里，感受和想象著這座城市的他們為我們提供了很多這方面的文本，比如謝湘南早期的詩作，安石榴的隨筆集《我的深圳地理》，詩人郭金牛、許立志、鄔霞等的詩篇。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許多作家仍然在反思“深圳人”的身份意識。二〇〇九年，作家鄧一光從武漢遷居深圳。在其后來大量的“深圳寫作”中，“深圳人”的身份意識一直是其作品被關注的焦點。在小說《離市民中心二百米》中，他明確提出了這個帶有先鋒性的重要問題。盡管這一問題的提出并非出于反叛和激進的姿態，卻在新城市文學“怎么寫”的問題上給出了尖銳的答案。

一九八八年，徐敬亞就曾斷言：“這一時期，詩的重心自北向南轉移。”（《中國現代主義詩群大觀1986-1988》前言一《歷史將收割一切》）后來，深圳的一大批詩人都寫出了在思想上覺醒的詩篇，詩人孟浪在《鳥瞰的暈眩》中總結道：“語言作為至上的存在，光芒四射：詩人說出了自己，說出了他人，說出了人類，無一遺漏，無一幸免。”（《中國現代主義詩群大觀1986-1988》）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孟浪這段話中的“詩人”群體已經自然地得到擴編，有更多的作家加入了這個以“語言作為至上的存在”并且“說出了自己，說出了他人，說出了人類，無一遺漏，無一幸免”的隊伍中來。這即是新城市文學四十年來的重要變化。舊的秩序已被打破，新的秩序正在建立。當然，即使是新秩序也一直處于被打破的動態中。

二

文學除了“先鋒”的使命擔當為人推崇之外，慰藉的作用亦不可忽視。在這方面，英國作家阿蘭·德波頓的散文集《哲學的慰藉》給我們帶來很多啟示。德波頓說，哲學可以為我們帶來六種慰藉：對與世不合的慰藉，對缺少錢財的慰藉，對受挫折的慰藉，對缺陷的慰藉，對傷心的慰藉和困難中的慰藉。其實除了“對與世不合的慰藉”大抵屬于精神層面，其他更多地都是面對現實。這證明哲學絕對有其現實意義。而文學在這方面的作用，并不亞于哲學。相對于哲學的艱深，文學或許更貼近平常人的精神空間。

在“對與世不合的慰藉”中，德波頓以雅克-路易·大衛的名畫帶我們走近大哲學家蘇格拉底。蘇格拉底因雅典公民的訟訴被送上刑場，在信仰與生命之間，他最終放棄生命，選擇了信仰。這讓我想起徐敬亞當年的人生。在某一領域，一個人能夠以一件事引起關注已屬萬幸，而在中國新詩的歷史上，徐敬亞至少留下兩筆重彩。一是一九八三年《崛起的詩群》的發表，二是“中國詩壇1986‘現代詩群體大展’”的舉辦。盡管自此之后，徐敬亞基本上在詩壇銷聲匿跡，然而這兩個事件的影響毋庸贅言。德波頓在總結蘇格拉底思想的獨立性給其帶來的啟迪和激勵時說：“它向我展示了一種力量，可以抗衡在行動和思想上曲意迎俗的習性。在蘇格拉底的生死之間包含著一種召喚，喚起人聰慧的懷疑精神。”總感覺這句話放在徐敬亞的身上也非常合適。蘇格拉底召喚我們通過哲學求得智慧，徐敬亞召喚我們通過詩歌求得獨立精神。在其后來寫就的散文《不原諒歷史》中，他曾振聾發聵地指出：“神圣的、高超的、昂貴的、稀有的、潔凈的精神，是你靈魂中一天也不能切斷的電流！”當然，我們都看得見，這種電流在徐敬亞身上一直躍動著。他一生都在崇尚文學及其功用的內在獨立性。他在一九八九年所作長詩《紀元》的題記中說：“文學不死。它的尖刻惡毒不死，它的圣潔崇高不死……世上最悲壯的，也許是文學的緘默和緘默中的不屈之光。”這不正是他自己的精神寫照嗎？對于我們而言，獲得文學“不屈之光”的照耀，不也正是文學帶給我們的心靈慰藉和精神慰藉嗎？

詩人呂貴品原來也被看作中國朦朧詩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實，他的詩歌并不“朦朧”。這在他本人和研究者那里都有辯證的論述。呂貴品之于這座新城市的意義，也許有很多方面，但是在詩歌方面，不得不說，他的詩歌因“下海”荒廢多年。這個曾經以“天生的直覺和感覺”馳騁詩歌疆場的詩人，再次以巨大的能量回到詩歌現場，居然是因為身體的疼痛。生命跟他開了玩笑，而他以詩歌接納之。近幾年來，呂貴品因為患病而詩作噴涌。在每天與病魔抗爭的歷程中，他為這個世界獻上了一個又一個有關生命的灼熱文本，讓人們感覺到肉體的痛苦不僅僅沒有擊倒他，反而讓他以詩歌的方式更加接近靈魂。二〇一八年深圳作家協會“讀詩特區”授予呂貴品“深圳詩歌特殊貢獻獎”以向他致敬，授獎詞中說：“整個二〇一七年的每一天，一個無憂無慮的、自由的幽靈，像每周三次到醫院探視另一個透析者那樣——呂貴品帶著他的詩準時出現在每一個朋友的手機屏幕上。在疾病與死亡的步步逼迫面前，呂沒有表現出一絲一毫的怯懦與哀傷。靈魂的自救與情懷的放飛，使他的詩反而獲得了一種生命意義上的大解脫、大超越、大自由。古往今來人類無法渡過的那一片苦海，在這個罹病者的筆下成為生命的勁舞與詞語的狂歡。他的詩越來越自由，越來越隨性，越來越無所謂，透析的詩人進入了一個隨心所欲、隨欲生詩、隨詩起舞的全息表現境地。正是這種視病為友、視死如家的生死觀，以及自娛自樂、自生自滅的詩學觀，使呂貴品的詩歌寫作進入了最自我、最自然、最松弛的狀態，從而完美地實踐了他所主張的‘生命詩觀’的高峰體驗。”我不自主地引用了這篇授獎詞，因為這里對呂貴品及其生命詩歌的概述，已經精確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周國平在為《哲學的慰藉》所作的推薦序中說：“哲學不只是慰藉”。其實到了這里，我想說的是，經由詩人呂貴品及其詩歌的洗禮，我們得到的也只是“慰藉”嗎？

當然，作為一座新城市，深圳天然有其不足。比如人們常說的，文化的底蘊不夠，在全國有重要影響力的深圳作家和詩人并不多。雖然我們愛這座城市，但是確有一些事實不容反駁。深圳的經濟高速發展，但有些現實因素如房價飛漲等也給這里的人們帶來生存壓力，或者說讓一些欲定居于此的作家、詩人望而卻步，甚至已經“逼”走了很多的作家與詩人。相對于前述新城市的一些作家給我們帶來“慰藉”，給這座新城市帶來“慰藉”的作家和詩人也值得我們做一些論述。

著名作家鄧一光于二〇〇九年被“引進”深圳。鄧一光來到深圳的時間不長，但是短短的五六年內，寫出了大量以“深圳”為題材的作品，代表性著作是被研究者稱為“深圳三部曲”的《深圳在北緯22°27'～22°52'》（海天出版社，2012年）、《你可以讓百合生長》（海天出版社，2014年）和《深圳藍》（花城出版社，2016年）。當然，還有二〇二一年剛剛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在龍華跳舞的兩個原則》。鄧一光的這些作品，在反思新城市的現代性方面有其普遍深刻性，因為一直以來他都瞄準這座新城市以及生存其中的人，將城市與寄居其中的人的那種不即不離但又若即若離的關系描述得淋漓盡致。他反思城市的貿然生長，指出“城市會發達，城市的夙愿就是發達。城市才不管別的，不管誰能不能進入，誰能不能回來……”（《我在紅樹林想到的事情》），并對其發展背后所產生的大量“熵化”效應——對人所造成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戕害，進行了極其細膩的剖析。鄧一光的深圳題材小說都是圍繞著新城市中人的各種困境而展開的，其小說正因為讓人產生了這樣那樣的同情心或同理心，而顯得意義獨特，慰藉的力量也更加明顯。

著名詩人孫文波于二〇一〇年蟄居深圳，著名翻譯家兼詩人黃燦然于二〇一三年隱居深圳。相對于鄧一光的被“引進”，孫、黃二人在深圳頗有點“退隱”的味道。如今，二人“穴居”于深圳大鵬新區馬巒山半山腰處的洞背村，吟詩作詩譯詩，頗得山水田園之樂。大多數時間，他們隱居山中，過著隱士一般的生活，偶爾在市內的某個詩歌活動上現身一下。前幾年，我有幸請到詩人孫文波出山，受當時某電影的影響，我興奮地稱孫老這一次出山為“詩人下山”，感覺頗有詩意。孫文波蟄居深圳，雖然大多閑居深山，但著實也沒閑著。近年來他出版了好幾部著作，有詩集《馬巒山望》《新山水詩》《長途汽車上的筆記》等，另有一部談論現代漢詩的長篇隨筆集《洞背筆記》。從書的取題尤其是“馬巒山望”和“洞背筆記”來看，這無疑是新城市深圳的一種殊榮。蟄居深圳的這些年，孫文波思考了許多與文化傳統有勾連的詩學問題，諸如現代新詩與傳統山水詩的關系，嘗試寫作了“新山水詩”；還思考了現代新詩與傳統山水詩、詠物詩、詠懷詩、懷古詩、詠史詩等各種題材的詩歌可否融合，嘗試寫作了集大成型雜合體長詩《長途汽車上的筆記》（十一首）。從形式上看，這些詩作與傳統有一定聯系，但更多的還是在現代詩的形制之內融合人文傳統，既有傳統的人文紀游體式，又有典型的現代詩思辨色彩，超越一般的寫作，為新城市文學樹立了新的范本。

黃燦然從香港退居深圳之后，主要從事他所擅長的翻譯工作，翻譯（或參與翻譯）了大量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以及眾多歐美重量級詩人或理論家的詩集、隨筆集和論著，如愛爾蘭詩人謝默斯·希尼的詩集《開墾地：詩選1966—1996》及其文論精選《希尼三十年文選》，波蘭詩人米沃什的散文選集《站在人這邊——米沃什五十年文選》以及演說集《詩的見證》，美國文學理論家、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的理論著作《如何讀，為什么讀》，美國理論批評家蘇珊·桑塔格全集中的論文集《重點所在》《論攝影》《關于他人的痛苦》等，美國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的散文隨筆集《小于一》，德國詩人保羅·策蘭的詩精選《死亡賦格：保羅·策蘭詩精選》，希臘詩人卡瓦菲斯的詩集《當你起航前往伊薩卡：卡瓦菲斯詩集》，德國詩人貝托爾特·布萊希特的詩選《致后代：布萊希特詩選》……不過請注意，我們以上所列舉的僅僅是其近幾年翻譯出版（含修訂再版）的作品中的一部分。從某種意義上說，黃燦然是把他的生命獻給了文學的翻譯事業。當然，也正因其翻譯都是帶有生命溫度的工作，因此他也為文學的翻譯事業樹立了典范。在翻譯界，黃燦然有著非同尋常的口碑。黎巴嫩裔美國詩人、畫家紀伯倫說，工作是眼能看見的愛。黃燦然的翻譯工作，除了是能眼見的愛，更是一種心能感受到的愛。對翻譯工作大量的時間投入，或許犧牲掉了他同時熱愛的詩歌創作。這得是一種什么樣的愛呀！能夠使自己的生命與職業共生長。感慨至此，筆者不得不蕩開一筆，做一些延續性的言說。我們常言的“文學”，一直習慣以四大體裁來進行概括，殊不知“翻譯”也是“文學”重要的一部分。優秀的翻譯文學進入一個人的生命，或許更能延長他的精神生命。由此，新城市文學不能不為黃燦然的蒞臨而有所改變。當然，黃燦然也一直沒有忘記自己喜愛的詩歌寫作，如二〇一四年由飛地書局出版的《發現集》，不過這部詩集收錄的是詩人二〇〇九至二〇一三這五年間的作品，基本上與新城市的關系不大；二〇一八年，又再版了多年前的《奇跡集》，增加了四十首新的詩作。最近幾年，黃燦然還一直在寫作“洞背集”系列，儼然有構思另一部新詩集的打算。黃燦然近年來的詩歌創作，相比早年有了很大變化，開始大量關注、發現和采掘“靈魂生長”的痕跡。也許隱居能使一個人的思想變得更加深刻，更加澄明，其詩中關乎生命、關乎信仰、關乎靈魂的作品越來越多，也越來越清晰。這與很多研究者提出的“晚年寫作”命題似有某種程度上的吻合。優秀的詩人總會有其集大成階段的來臨，就像唐代大詩人杜甫一樣，黃燦然和孫文波未來可期。這不能不說又是慰藉新城市心靈的一件事。

新城市文學作為一個文學概念，近年來已被頻然提及。許多研究者或從理論入手，或從現象入手，均對這一學術話語進行了不同層次的闡釋。然而無論如何，城市對于文學來說到底只是一個“載體”，其背后的人才是最應該關注的對象。如果兼及愛屋及烏的理論，城市里的作家本身也是城市人的一部分。他們如何在這座城市中寫作？如何在這座城市中表達人與這座城市的關系？這座城市為他們的寫作提供了什么？他們的寫作又如何造就了這座城市？這些都不是通過簡單的文本羅列就可以回答的問題。我們透過這座新城市里一些作家、詩人、翻譯家的寫作或工作給出了零星的答案，但是并不完備，或者說一點也不完備。然而“新城市寫作”即是這樣，它永遠處在一個變動不居的姿態當中。尤其是對于深圳這座新城而言，新的想象力和新的審美，瞬息萬變。作家和詩人們捕捉到的，或許也僅僅是水中一月。新城市文學的前景一直走在我們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