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今年（2021）是蘇州樂益女中建校百年紀念，又時逢上海圖書館和蘇州圖書館聯合舉辦九如巷張家文獻大展開展。為此我多方搜尋有關校主張冀牖先生以及他的四個女兒的信息。張家四姐妹都曾在樂益女中就學，我曾在該校校刊上首次發現了張兆和創作的古典戲劇。這次又在文學刊物上發現了她的譯作。張兆和于1932年畢業于中國公學大學部英語系，當初沈從文追求張兆和時送的禮物之一就是契訶夫的英文版小說集。因此意外發現張兆和的譯作，頗為值得研究。

龍朱 繪

張兆和與沈從文在蘇州九如巷

張兆和的文集《湖畔》

《西湖文苑》雜志刊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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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刊登于《西湖文苑》的《水手舅舅》本身也是一篇名作，后來也曾被多位作家翻譯過。這一期《西湖文苑》出版于1933年7月，為第一卷第三期。《西湖文苑》是一本當時新創刊的文學刊物，編輯部在浙江杭州。本期雜志上有儲安平的小說《為奴隸的一生》、方瑋德翻譯左拉的《涂鴉女子》，還有沈從文（甲辰）的通訊《廢郵存底》、鐘敬文的《談中國底神話》、臧克家的《鮮亮的影》、何其芳的《雨天的相思》，高植的散文《速概記》，以及“插圖照片”一節中丁玲女士像、王際真像等。從刊物中出現的作者群可見，不少都是沈從文與張兆和較為熟悉的朋友。如方瑋德與張兆和是安徽同鄉，又同與徐志摩熟識。儲安平第一任妻子端木露茜就是樂益女中畢業生，而且畢業后與張允和關系特別好。鐘敬文、高植、何其芳更不用說，都是沈從文的“熟人”。

1933年，對于沈從文與張兆和來說是非常特殊的年份。這一年1月，趁著寒假期間，在青島執教的沈從文趕到蘇州看望張兆和，一同去上海拜見張冀牖，以求他對他們婚事的意見。張冀牖一向開明，主張兒女婚姻自由。沈從文與張兆和隨后訂婚。在2月初，張兆和隨著沈從文到青島大學圖書館工作，這一年張兆和24歲。沈從文常常在課余帶著張兆和游覽青島山水。有一次在嶗山經過北九水景區時，沈從文見一列送殯隊伍中，有一女孩打幡而行，便于張兆和相約，說要以此為原型寫個故事。這就是《邊城》最初的發軔。由此可見，張兆和的到來，給了沈從文極大的創作靈感。

這一年3月份，沈從文與友人合編《小說月刊》，但是沒出幾期就因經費不支而告終。其中合作的就有好友高植。

翻看沈從文的創作年譜可以發現，沈從文在這一年的作品格外得多，小說、散文、詩作、評論等。其中詩作《微倦》就是發表在《西湖文苑》第1期上，署名為“季蕤”。沈從文還向好友胡適報告了自己婚事喜訊。

只是這一年對于沈從文來說也是比較傷心的，因為好友丁玲的被捕消息。5月份，沈從文得知丁玲被捕消息后，很快寫了一篇《丁玲女士被捕》，并于次月在《獨立評論》發表，署名為沈從文。后來，沈從文又繼續追蹤此事，并寫作《丁玲女士失蹤》一文表達抗議，以沈從文名發表在《大公報》上。沈從文為丁玲事還向胡適求援并表示感謝。此后沈從文雖然因為此事遭到誹謗和中傷，但仍舊繼續為丁玲的遭遇發起創作，相信在《西湖文苑》第三期上出現丁玲的照片也不是偶然，而是為了制造輿論引起各界關注。

這一年的9月9日，沈從文與張兆和在北平中山公園喜結連理，與此同時，沈從文也正式離開青島講壇，開始《邊城》的創作，以及重要的專業編輯文學刊物的事業。

相信正是在婚前一段時期，張兆和得閑創作，翻譯出了外國名作《我的水手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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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水手舅舅》是英國女作家瑪麗·安·蘭姆的代表作之一，文筆優美，富有溫情，成為很多學生閱讀的范本之一。而作者蘭姆本身常年患有精神疾病，終生未嫁，與弟弟相依為命，大部分時間遍居倫敦城內各地。曾與弟合著《莎士比亞故事集》和《萊加斯特夫人的學校》。

《我的水手舅舅》講述的是學前的小女孩因為過早失去母親，常常被做牧師的父親帶著去到母親墓前坐坐，學著去認讀墓碑上的文字。小女孩的母親過早病逝，應該說給整個家庭帶來悲哀的氣息。但是小女孩還不懂得什么是死亡，甚至還弄不懂墓碑是什么意思。有一天她的舅舅從遙遠的戰場歸來，因為走時還沒有這個小女孩，也不知道姐姐已經病逝的消息。于是與小女孩之間產生了一些情感的誤解。正是這些懸殊于大人和孩子之間的誤解，才使得整篇作品更加生動和豐滿。

從張兆和的譯作中，可以見出當時用詞習慣的痕跡，如“任性的步武”、“不曉得”、“腦經異常混亂”等。

在張兆和的譯文中，還可以看出她受安徽方言的影響，如“是一（椿）樁沉痛的事”、“吵嘴精”、“好幾趟”、“吵夠了”、“總是到拌了嘴才歇”、“打（從）石碑上像一只小蚱蜢似的往下跳”等。張兆和于1910年出生于安徽合肥，而且后來帶她的保姆也是合肥人。張兆和晚年時談話還是帶著明顯的合肥口音。

張兆和翻譯該作的背后可能還隱藏著一個小小的秘密，那就是張兆和與作品中的小女孩幾乎有著同樣的遭遇。只不過，張兆和的母親去世時，她已經記事了，而且能夠明白死亡的意味了。張兆和的母親陸英女士，生于揚州鹽官之家，但老家也是合肥望族。嫁到張家后，于1921年10月去世，年僅36歲。當時張兆和11歲，但是看著她穿著孝服的留影，依然是稚氣未脫。母親早逝，最傷心的除了孩子們，還有張兆和的父親張冀牖。但他始終是隱忍的性格，幾乎沒有在子女面前掉過眼淚，只是悶聲默默地坐在一旁。張家二女允和說父親很是欣賞納蘭性德的詞作，曾對她說過：“性德是性情中人，可惜三十一歲就死了，這樣的才子在歷史上是不多見的。”

有一天，作品中的小女孩因為和舅舅鬧了別扭，也和爸爸鬧了不愉快，父女倆就不言不語的呆在墓碑旁，“我只老老實實坐在父親的膝上，望著他的臉，想：‘爸爸多么悲傷喲！’一直等到哭倦了，給思想擾夠了，才昏昏睡去。”

這樣的場景，相信也曾出現在張兆和的童年往事里。后來，作品中“壞脾氣”的小女孩終于在與舅舅的長久相處之下，方才明白，為何舅舅極力不讓她與爸爸去那座墳墓，因為她的爸爸會非常傷心，而舅舅則給她講述了姐姐生前的故事，說女孩的母親在生前是如何的優秀和出類拔萃，她是那樣的賢淑、溫文爾雅，她是那樣善于縫制美麗的衣裳和樸素地裝扮自己。總之，她要是還活著，就一定會使得自己的女兒更加美麗和具有禮貌，她一定會全心全力地愛著女兒，賦予她生命中最珍貴的品格和精神。但是這一切都不可能假設了，畢竟還有舅舅陪著她，并代替姐姐教給她一些做人做事的禮儀和修養。

而且父親最終也發現了舅舅帶給孩子的明顯變化。女孩成長了，她漸漸明白了人世間的道理。雖然還不夠真正明白一些東西，但到底開始學會理解別人的情緒，還有對她的無私的關愛。生活仍舊要繼續下去，舅舅離開姐夫之家。父親仍舊要繼續為周圍居民服務，同時還要照顧未成年的獨生女兒。

這是個簡單的故事，卻成為一代經典，并出現不少譯本，呈現在讀者面前。張兆和的這一版譯本，相信很多人都沒有讀過。就連張兆和的長子、孫女也說沒有讀過。畢竟張兆和后來歷經波折，并沒有在文學事業上繼續走下去，而是成為一位負責的文學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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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中學生年代，張兆和就曾創作過《王昭君》的演出劇本，發表在了張家私立樂益女中畢業校刊上。后來張兆和也曾有過創作的經歷，短篇小說有《費家的二小》、《小還的悲哀》、《湖畔》、《招弟和她的馬》。巴金在主編《文學叢刊》第七集時，就把張兆和的這本《湖畔》（1941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后來，這本小說集又再版兩次。

其中《費家的二小》作品曾引起多位評論家的關注，認為其描寫的鄉村姑娘二小，即一位很早就失去母親的女孩，對女性存在價值的自覺，頗為突出和明晰。其中牽涉到了父女戀、兄妹戀、父權、性別的反叛等人性問題。有人甚至把這篇作品與九年后發表的張愛玲之短篇小說《心經》相為比較，認為張兆和是開了一個中國心理小說的先河。

應該說，張兆和早年的經歷和她所學的專業使其文筆更加開放，與沈從文在一起后，她的文學視野更為開闊，甚至某些方面并不遜于沈從文的創作。因為她很早就讀過帕斯卡爾、托爾斯泰、伏爾泰等名家的經典作品，甚至可能是英文作品，因此她敢于翻譯外國名著，這一點卻是沈從文較為缺失的，就連沈從文自己都覺得“不會英文”是一個遺憾。當然，張兆和為了沈從文，或者說為了家庭，從而放棄了寫作，也是令讀者感到遺憾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