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的勝利不僅是軍事上的勝利，更是政治上的勝利。毛澤東同志曾精辟地指出：“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紅軍長征中的宣傳文化工作，在鼓舞軍心士氣、動搖瓦解敵軍、播撒革命火種等方面發(fā)揮了巨大作用，為二萬五千里的浴血征程提供了強大精神動力。

長征中的宣傳文化如同雄渾戰(zhàn)鼓，在艱危困苦下凝聚黨心軍魂。長征是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被迫進行的戰(zhàn)略大轉移。面對幾十萬敵人的圍追堵截，面對難以想象的殘酷“圍剿”，面對無比復雜的黨內斗爭，當時紅軍的前途和發(fā)展處于十分險惡的境地。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我黨高度重視發(fā)揚宣傳文化工作的戰(zhàn)斗傳統(tǒng)。長征之初，在嚴峻的形勢面前，紅軍克服千難萬險，一邊緊張行軍作戰(zhàn)，一邊堅持辦報辦刊。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機關報《紅星》報堅持在長征途中出版28期，辦成了紅軍“政治工作指導員”，振奮了紅軍官兵士氣，激發(fā)了紅軍英勇奮戰(zhàn)精神。這些在戰(zhàn)火硝煙中誕生、在崇山峻嶺之間編輯出版的報紙，成為廣大紅軍指戰(zhàn)員的精神食糧和行動指南，對于鼓舞紅軍士氣發(fā)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尤其令人感佩的是，紅軍長征開始后，留守蘇區(qū)的瞿秋白當時已身患嚴重的肺病，但他服從革命需要，送別戰(zhàn)友后就立即投身中央交給他的一項特殊使命：為嚴格保守紅軍主力突圍的秘密，蒙蔽敵人、遲滯敵人的行動，負責繼續(xù)編輯出版《紅色中華》，報紙的版式、欄目、出版周期等都保持不變，一切照舊。部隊撤走后嚴重缺乏人手，組稿、排版、校對等工作困難重重。瞿秋白拖著病軀，夜以繼日地工作，堅持每周出版《紅色中華》二至三期，造成紅軍主力仍在蘇區(qū)活動的假象。

《紅色中華》在迷惑敵人視聽、掩護主力紅軍轉移等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瞿秋白不負黨中央重托，出色地完成了任務，直到1935年2月下旬在福建省長汀縣被國民黨軍捕獲，從容就義。

長征中，上至黨和紅軍的領導人，下至普通戰(zhàn)士，既能在戰(zhàn)場浴血拼殺，又能沿途宣傳鼓動；既能創(chuàng)作大氣磅礴的雄文佳作，又能書寫朗朗上口的標語口號。毛澤東同志在長征中創(chuàng)作的《憶秦娥·婁山關》《七律·長征》《清平樂·六盤山》和《十六字令》等光輝詩詞，豪邁自信，鼓舞人心；徐特立、董必武等老同志行軍宿營時和戰(zhàn)士一起刷標語、搞宣傳；朱德同志在貴州省仁懷縣親筆書寫“實行耕者有其田”等標語。

在敵人圍追堵截之下，紅軍各部隨時處于高度緊張的戰(zhàn)斗狀態(tài)中。但無論處于何種艱難困苦的條件，黨和紅軍仍把宣傳工作看成是增強戰(zhàn)斗力的重要武器。長征中，紅軍打了勝仗，都會通過召開祝捷會、發(fā)表消息和評論等形式通報全軍，鼓舞士氣。《紅星》報經(jīng)常以簡短的消息和通訊，及時傳播長征路上一個又一個喜訊。1935年1月1日至3日突破烏江天險，是長征中的一次重要軍事行動。《紅星》報對突破烏江戰(zhàn)斗作了深度報道。1935年1月15日，該期報紙刊登《軍委獎勵烏江戰(zhàn)斗中的英雄》名單，楊成武對這篇報道十分贊賞：“文字就這么簡單，沒有什么形容詞，幾乎都是名字，可是這些金榜題名的英雄，會像烏江的流水那樣，揚名在歷史的長河中。”

紅軍十分重視對敵軍的宣傳瓦解。當時，紅軍戰(zhàn)士大都會唱《勸郎回頭》《兵變歌》《瓦解敵軍歌》等歌曲。這些歌曲針對敵軍的痛苦處境和潛在心理，唱起來如泣如訴，深深打動著敵軍士兵的心。比如紅軍長征路過四川時，充分利用四川的方言土語創(chuàng)作一首《當白兵苦得很》：“白兵弟兄們哪，大家都來聽哪，唱一唱白兵苦得很哪，聽我說分明哪……三頓吃不飽哇，褲帶要勒緊哪，幾月不見油星星哪，瘦得一根藤哪……”

對敵軍進行的各種有力宣傳，收到了打擊敵軍、瓦解敵軍的顯著成效，使得許多國民黨士兵消極厭戰(zhàn)，甚至調轉槍口、投奔紅軍。

為達到“斬草除根”的效果，國民黨政府在紅軍長征所經(jīng)之地，長期對老百姓進行欺騙宣傳，對紅軍進行無所不用其極的造謠誣蔑。這導致很多地方尤其是少數(shù)民族聚居或雜居地區(qū)，人們對紅軍存在懷疑、恐懼的心理。對群眾宣傳的效果如何，直接關系到紅軍能否勝利完成長征。

圍繞這項工作，長征中紅軍高度重視標語口號的提出和書寫，成立兩人一組的標語隊，一人提桶，一人書寫。1934年11月25日的《紅星》報刊登《實行連隊寫標語競賽》的消息，要求“凡是能寫字的戰(zhàn)士，每人每天寫一個至五個標語”。通過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時，紅軍重視做好宣傳和統(tǒng)戰(zhàn)工作，除明文規(guī)定用少數(shù)民族文字多印宣傳品之外，還規(guī)定在編制部隊訓練計劃時也要有“番語、番語參謀、通事”等。

1934年12月，紅軍到達貴州黎平。據(jù)戴鏡元《長征回憶錄》介紹：“總政治部號召每個同志送一件物品給苗族兄弟，作為我們第一次到貴州送給苗族兄弟的禮物。大家都爭先恐后地拿出自己穿用的衣服、毛巾等物品送給他們，他們得到這些禮物時，都露出感激的表情，有的人激動地握著我們的手，眼里含著淚花，很久很久說不出話來。”

正是紅軍的實際行動，消除了由于國民黨的反動宣傳在民眾中造成的“赤匪”形象，廣大民眾真心擁護紅軍。蕭克在《紅二、六軍團長征記》中回憶了紅軍群眾宣傳產生的巨大作用：“南渡澧水后……我們邊走邊打邊宣傳，嚴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六軍團到新化，號召凡屬愿意打日本的，我們都歡迎。許多群眾踴躍參軍，只七天就來了一千人。”1936年2月9日，紅二方面軍六軍團在占領畢節(jié)后，經(jīng)過廣泛深入的宣傳動員，一次就擴充紅軍3000多人。臨離開畢節(jié)時，“成立了獨立一團和獨立四團”，一些女學生幾次要求跟紅軍隊伍走，因還要繼續(xù)長征，“只好婉言勸慰，動員她們回去了”。

敵人千方百計地要消滅紅軍，紅軍則千方百計地保存自己、擴大自己、消滅敵人。紅軍每到一地，各單位的宣傳隊和工作組都制訂出宣傳、擴紅、籌款的競賽計劃，立刻深入到群眾中去。哪里有紅軍，哪里就有紅軍的演講聲和歌聲。在籌糧籌款、團結和發(fā)動群眾等方面，紅軍的宣傳工作也做到了深入人心。如紅四方面軍長征到達康北期間，幫助藏族人民建立具有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性質的藏族地方自治政府，朱德總司令與甘孜縣白利寺五世格達活佛9次促膝交談，結為好友。格達活佛以其特殊的身份，不遺余力地宣傳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政策。受到宣傳教育的藏族人民寧愿自己挨餓，也要把糧食送給紅軍，僅丹巴縣3個月內就拿出17萬公斤糧食支援紅軍。

長征，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譜寫的壯麗史詩，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的巍峨豐碑。長征，是一次喚醒民眾的偉大遠征，吹響了全民族覺醒和奮起的號角，匯聚起團結抗日、一致對外的強大力量。回望80多年前那段苦難和輝煌，回顧總結紅軍長征中的宣傳文化工作經(jīng)驗，對于身處復興征程的我們探索思考如何建構起更具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的宣傳話語權，如何在并不平坦的前進道路上筑牢精神家園、激發(fā)奮進力量，如何在深刻變革的國際傳播格局中發(fā)出時代強音、講好中國故事，啟示頗多、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