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創作是文學創作中重要的板塊，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學的組成部分，它鮮明地體現出文學的社會功能，體現了文學強大的現實主義傳統。主題創作以迅速反映日益變化的社會生活，表現社會的重大事件、重要主題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心聲為自覺的創作目標，有力地介入現實生活，是社會建設的積極參與者。優秀的主題創作是社會的畫卷，是時代的強音，它不僅深刻地反映著時代的變化，思考社會發展的規律，代表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文學發展的必然體現。它以宏大敘事的內容、正大莊嚴的風格和史詩的美學追求成為文學多樣風格中的強大聲部。

江蘇文學是中國文學的重鎮，江蘇的主題創作自覺地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成為與江蘇改革開放和社會經濟全面發展的記錄者。江蘇廣大文學工作者響應省委的號召，在省委宣傳部的領導下，在江蘇省作協的具體組織下，自覺地投身火熱的現實生活，投身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實踐中，創作了大量優秀的主題創作的作品，進行了深入的思考，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一

主題創作的鮮明特征是它的創作定位。在中國社會主義文學中，主題創作無疑是一種國家敘事，這是其創作最為突出的主體性。要知道，所有的文學創作都是對不同主體的反映，個人的、群體的、階層的、民族的、性別的等等，這都是文學創作不同的主體。國家也是主體，而且是一個巨大的、特殊的主體。在這個世界上，除了世界，除了人類，最大的主體就是國家。既然不同的主體都應該、也可以成為文藝創作的表現對象，不同的主體可以通過文學反映自己的意志與愿望，那么，國家作為主體，必然在文學當中有這樣的定位。作為國家敘事的主題創作自然就會反映國家意志，書寫國家行動，抒發國家情感。需要說明的是，文學中的國家主體不是嚴格的法律與行政意義上的，準確地說，它更多的是文化意義上的。另外，國家體現的是國民的意志，代表的是最廣大人民的利益，“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家敘事就是人民敘事，只不過人民敘事比國家敘事更豐富、更寬泛。

在改革開放之初，江蘇作家高曉聲、趙本夫就敏銳地感受到了國家正在發生的根本性的變化，他們一個在蘇南，一個在蘇北，描寫的生活不同，塑造的形象不同，但是有一點是一樣的，這就是中國農村要變，中國農村正在變，這樣的變化即使他們筆下的人物形象如陳奐生(高曉聲《陳奐生上城》)、孫三老漢（趙本夫《賣驢》）也不是明確地知曉，但正是這種藝術的真實反映了中國農村深刻變化的生活真實。而更多的時候，不管是作家筆下的人物，還是作家本人，在主題創作中，對國家意志都有自覺的體認，甚至，他們的創作本身就是國家行動的一部分。這幾十年來，每當中國發生重大事件的時候，我們都會看到江蘇作家的身影，都會看到江蘇作家第一時間以重大事件為題材的主題創作。比如1996年的特大洪水，2003年的抗擊非典，2008年汶川大地震，2020年的新冠疫情，江蘇作家都自覺地響應國家動員，投入到抵抗災難的國家行動之中。在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國家公祭，特別是配合國家重大節慶，江蘇作家也都會站在歷史與現實的交匯點上，深刻地記錄中國百年來的巨大變化，記述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艱辛探索、奮發圖強，一步步走向現代化的輝煌歷程，以文學的方式呈現中國經驗、描寫中國方案、講述中國故事。

在主題創作中，江蘇作家不但對自己的書寫對象投入了巨大的熱情，更是通過生動的故事與鮮活的人物形象真實表達了國家情感，表達了中國的喜怒哀樂。這種情感是一種大情感，它既是個人的，更是國家的與時代的，它超越了現實生活中個體的、小我的、日常的情感，而是與國家命運緊緊地聯系在一起，甚至與國家面臨的和正在進行的事件同頻共振，比如在災難中的國家之痛、人民之痛，比如面對成就時的民族自豪感等等。即使在對歷史的書寫中，這樣的情感也會得到具體而鮮明的表達。章劍華的“故宮三部曲”通過抗戰時期故宮文物的命運的記敘，寫出了特定歷史時期國家的復雜情感。由于南京特殊的歷史，以南京大屠殺為題材的創作成為江蘇抗戰題材主題創作的一個集聚點，不論是紀實還是虛構，都產生了大量優秀的作品，這些作品真實地再現了這一歷史，表現了中國人民抵抗外來侵略的不屈精神，同時也展示了一個國家與民族的悲痛和憤怒。再如，以雨花臺烈士為表現對象的作品也是江蘇主題創作的重點，僅江蘇省作協組織作家創作的“雨花忠魂”叢書就已經有幾十部。這一題材的創作成為江蘇文學傳承紅色文化的標志性作品，它們生動詮釋了雨花英烈精神，同時也表達了一個國家對自己英雄兒女的崇敬、緬懷與痛惜的情感。

二

江蘇作家通過自己的作品突顯了主題創作的文化功能，那就是為國家寫史、為時代立傳，為人民樹碑。這樣的功能首先在江蘇作家的歷史題材創作中得到了體現。陳惠彤的《江海兒女》《橫刀立馬》、艾煊的《鄉關何處》、黎汝清的《皖南事變》等都是以中國近現代史為書寫對象，展示了中華民族的奮斗史，面對歷史，作家們站在時代的高度，不僅再現了歷史，更對歷史做出了新的理解，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精神。龐瑞垠的“故都三部曲”《危城》《寒星》《落日》和《逐鹿金陵》《秦淮世家》體量巨大，作家以南京這個歷史文化名城為表現對象，用一座城市寫盡了中國的百年歷史。夏堅勇、章劍華、諸榮會、育邦、王成章、王一心、李伶伶等作家的歷史散文與報告文學，或者以某一歷史時期作為表現對象，或者記錄某一重大歷史事件，或者為歷史上具有重大影響的江蘇歷史名人作傳，都表現出了具有整體觀的歷史眼光，探討歷史規律，彰顯文化精神，傳承優秀傳統，江蘇作家自覺地為正在進行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思想與精神資源。

在對現實的書寫中，江蘇作家的主題創作體現出他們思想的洞察力，體現出他們對現實發展的敏銳性和為時代立傳的有力擔當。鳳章的《張家港人》、楊守松的《昆山之路》、龐瑞垠的《華西紀事》、周桐淦的《智造常州》、章劍華的《世紀江村》、張文寶的《水晶時代》、陳恒禮的《中國淘寶第一村》、周淑娟的《賈汪真旺》等作品以江蘇改革開放以來具有典型意義的地方為案例，以中國改革開放的宏觀歷史為背景，詳盡地記錄這些地方改革與發展的歷程，總結它們的成功經驗，以文學特有的方式為江蘇經濟與社會全面發展留下了一個又一個樣本。江蘇作家的主題創作不但是時代的記錄者，也是時代的思考者，范小青的長篇小說《百日陽光》以蘇南模式為背景，對中國鄉鎮經濟這一特殊的經濟形式進行了深入的剖析，探討中國經濟轉型對蘇南帶來的挑戰與機遇。而她的《城市表情》則聚焦舊城改造，對中國現代化建設中鄉村城市化、城市現代化與都市化中許多矛盾與焦點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楊剛良的《大爆臨界》以國企改革為表現內容，不回避矛盾，不繞行難題，全方位地展示出中國經濟在改革發展中的陣痛與重生。說到江蘇的主題創作，周梅森是一個現象級的作家。他的《人間正道》《中國制造》《至高利益》《國家公訴》《絕對權力》《我本英雄》《我主沉浮》《夢想與瘋狂》《人民的名義》《天下財富》等作品，都以敏感的眼光捕捉到當下中國政治經濟生活的潛在燃點，通過曲折的情節、個性化的人物形象生動展示了中國正在發生的巨大變化，直面矛盾，更彰顯正氣，作品透出中國從執政黨到普通民眾不畏艱險、一往無前的勇氣和力量。

丁捷的“追問三部曲”從正反兩個方面反映了中國正在進行和將永遠不停步的反腐行動，他既通過一個個典型案例，從體制機制和人性的角度立體地剖析腐敗的根源，又從正面立論，從歷史、文化、黨性與民心多角度詮釋了現代文明的價值、意義與中國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初心。不管是為了國家的獨立和人民的解放，還是為了中國的現代化，在中國百年奮斗史中，從英雄到普通民眾，人物始終是江蘇作家主題創作的重中之重，通過一個個人物形象的塑造，江蘇的主題創作為中國文學貢獻了一個特殊的文學群體形象，一個個性鮮明的人物畫廊。在這些人物形象身上，我們可以看出時代的影子，可以見出崇高的理想、不屈的斗志、勇敢的精神、閃光的思想、人格的魅力。這些創作既有群體性的《最美江蘇人》《向人民報告》這樣大型的報告文學，更有以一個個杰出人物為表現對象的單部作品，可以說，江蘇百年來的英雄形象、優秀人物都在主題創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多角度的甚至是反復的書寫。

不管是事件還是人物，不管是虛構還是紀實，縱覽過去，江蘇的主題創作為時代和未來留下的不僅是文學，還有歷史。江蘇的主題創作不僅是在記錄當下，更是為將來留下歷史，留下證言。評價文學有許多尺度，既有現實的尺度，也有未來的尺度。評價主題創作，既要著眼于當下，更應該著眼于未來。如果著眼于未來，就要看現實的文學文本能不能向文化文本和歷史文本進行轉化，這是對文學作品最高的評價標準之一，也是文學經典化的標準之一。巴爾扎克曾說自己是法國歷史的書記員，江蘇作家就是這樣的書記員，他們的主題創作既是文學，同時也是歷史。對社會現實的真實的、形象的、史詩般的記錄終將會被人們記住，這是主題創作的超越性的意義所在，這一意義已經被人類文明強大的文史傳統所一再證明。

三

一般來說，人們對江蘇文學的風格有許多先入為主的想象，唯美、陰柔，如江南絲竹、吳儂軟語，而江蘇的主題創作為江蘇帶來的是陽剛正大之風。從美學上說，主題創作顯示的是崇高之美。主題創作是國家敘事，不管是創作的主體定位，還是從創作的表現主體上說，主題創作都應該呈現出崇高的審美風格。主題創作的崇高之美是由多方面決定的，因為它是大題材、大主題，它是大故事、大人物、大情感，它最后呈現出來的是大文章。周梅森的創作最鮮明的特征就是這種大，宏大的敘事，壯闊的場景，深刻的主題，汪洋恣肆的語言風格，一部又一部的長篇巨制，正是這樣的藝術要素構成其雄奇闊大的氣勢。張新科的“英雄傳奇三部曲”——《蒼茫大地》《鏖戰》《渡江》分別取材于中國現代革命史上的三個階段，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作品具有宏闊的時代背景，人物眾多，線索紛繁，各種政治與軍事力量交織在一起，結構出錯綜復雜的矛盾沖突，在此基礎上建構起多重情節的敘事框架。張新科的作品是主題創作中典型的英雄敘事，而英雄更是崇高精神最佳的體現者，他們有理想，有信念，有追求，繼而以自己的智慧與力量自覺踐行這些理想與信念，并且創造出超越同儕的事業。更為重要的是，他們能將這些置于高出自己生命的崇高地位，慨然擔當，視死如歸。因此，英雄的意義與價值總是具有超越性與感召性的，他們所從事的事業也許會沉入歷史，但他們的精神卻與日月同輝。英雄總是集時代、民族與國家精神于一身。張新科的英雄敘事再次提醒我們，不能設想一個民族與國家沒有英雄，更不能想象一個時代、國家與民族會忘記或漠視英雄，倘若如此，精神便無從體現，信仰更無處安放，那樣的社會必定是失去了脊梁的軟體和失去了凝聚力的散沙。

當然，崇高并不與巨大劃等號，弱小、平凡同樣可以崇高。范小青的長篇小說《桂香街》刻畫的就是一個普通的街道干部，但是，在她的身上一樣有著崇高的美德與耀眼的光輝。這是一部來源于現實生活的長篇小說，隨著城市建設的現代化和服務型社會的構建，社區治理的重要性越來越突顯出來，社區就是一個大家庭，是城市人生活的村莊，容納著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聚集著許多無法用簡單的對錯去對待的矛盾，它是現代社會的基層，是社會神經的末梢，但卻決定著每個社會成員生活的質量和他們對幸福的基本判斷。小說生動地顯示了小社區、大總理的道理，林又紅是中國最小的官，但卻是個重要的官，她平凡而又偉大，她從另一個側面形象地說明了英雄的另一種存在與品質。畢飛宇的《推拿》也是對平凡人生的書寫。這部以盲人為主要人物形象的作品努力尋找人性中溫暖的部分，尋找愛與善良。面對現代社會的諸多問題，人們都在尋找原因，更在思考應對的方略。畢飛宇以正面的方式書寫了人的尊嚴，歌頌了人性的光輝。畢飛宇對盲人群體的了解使他在表達尊嚴時找到了最為直接也最具承載力的意義載體。畢飛宇將盲人作為主人公，因為“盲人的自尊心是駭人的”，他們“要比健全人背負過多的尊嚴”。這一特殊群體雖然生活在黑暗中，但不管面對什么，無論是生計、金錢、愛情還是生命，他們首先考慮的是一個人的尊嚴。畢飛宇以一個特殊的群體推出一個人之所以為人的普通價值，正因為它的普通，所以能接通許多豐富的現代人文理念，作家以特殊群體的平凡故事彰顯了我們這個時代崇高的主題和主流價值觀。其他如徐風的《忘記我》、劉晶林的《海魂》、韓青辰的《因為爸爸》、趙菱的《乘風破浪的男孩》、傅寧軍的《永不言棄——消防英雄成長記》、宋世明的《法醫迷案》、周榮池的《李光榮下鄉記》等作品也都以生活中平凡的人為主人公，他們或者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堅持中默默奉獻，或者在突然的變故中爆發出力量，完成了英雄的壯舉。這些作品努力挖掘普通人身上的英雄氣質，把他們身上的善良、勤勞、勇敢、無私等美德呈現出來，從而構成了時代與社會精神的主旋律。這些作品又都以日常敘事與職業敘事為主，并無大起大落，也無多少驚世傳奇，但是，就在這普通的生活中，卻有著動人心魄的力量。這樣的書寫具有廣泛的意義與象征功能，這些人物既是一個個個體，又是我們日常生活中身邊人的代表，人物與故事，共同闡釋了“人民”與“生活”的深刻涵義。

江蘇主題創作已經進入了良性循環，更多的創作力量包括年青作家也都加入到主題創作行列之中，主題創作不但是作家們自覺的選擇，更是宣傳文化管理與生產部門常抓不懈的工作。氛圍越來越濃，機制不斷創新，而作品也越來越得到讀者與市場的認可，正在發揮其培根鑄魂、振奮精神、引領風尚的作用。相信，經過作家們的努力和全社會的廣泛支持，江蘇的主題創作道路將越走越寬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