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漢語的諸多表述之中，“文學”業已成為自明的概念。根據現代知識體系分類，文學構成了相對于哲學、史學、法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門類的一個獨立學科。眾多歷史資料證明，現代文學概念的認定與通行僅為一個世紀左右的時間。很大程度上，現代文學概念來自復雜的理論運作，這是文學參與現代性與中國現代化社會建構的自覺行動。

古代典籍的考證表明，“文學”一詞始見于《論語·先進》：“文學：子游，子夏。”古代漢語中的“文學”泛指種種博雜的人文知識。盡管詩、詞、文、賦、傳奇、雜劇、小說等眾多文類濟濟一堂，但是，一個概括性的總稱遲遲未曾誕生，“文學”進入現代漢語經歷了多種觀念的交匯、沖突、磨合，文學概念的定型與聲勢浩大的新文學遙相呼應。

20世紀30年代前后，人們對于“新文學”的認識已經接近現今的標準含義。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如此定義文學：“文學是用美妙的形式，將作者獨特的思想和感情傳達出來，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一種東西。”作為現代社會文化的組成部分，現代文學概念的定型至少需要四個方面的理論建構。

首先，不同知識體系的對接。日本學者將古代漢語“文學”與英語literature互譯，這對于現代文學概念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文學”與literature的互譯并非簡單的詞匯配對，同時考慮到相稱的歷史背景。這個時期的現代漢語之所以需要一個與literature相仿的概念作為眾多文類的總稱，知識體系的銜接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西方文化的登陸不僅輸入了大量的新詞，同時還展示了異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知識體系。經史子集是傳統文化沿用的知識分類方式，西方文化中的現代社會科學則按照經濟學、社會學、史學、法學等門類分科。現代性同時制造了眾多知識體系相互遭遇的歷史情勢，西方知識體系的權威很大程度上依賴大學教育的聲援。晚清以來，我們對西方知識體系的接受時常與西式教育制度的引入聯系在一起，經過反復的爭論，中國近代第一所國立大學京師大學堂的課程設置設立了“文學”科目。傳統的“辭章之學”聚焦于遣詞造句的文法修辭，現代文學的虛構、想象則是一種與理性、分析、實證相對的認知模式，盡管“辭章之學”從未被排除于文學之外。教育制度的移植是促成不同知識體系“聯姻”的重要原因。

其次，經世致用的思想。相對于中國傳統文化，文學獨立的重要前提是擺脫經學的轄制。《奏定學堂章程》放棄了“尊經”的思想而允許“文學”作為八門主科之一，這是“文學”贏得學術主角待遇的標志。然而，文學并未因此放棄經世致用、移風易俗與道德教化的功能。“文學為人生”的觀點以及現實主義文學的主張時常被視為現代文學概念的題中應有之義，這也是文學之所以與經濟學、社會學、史學、法學等量齊觀的理由。

再次，語言問題。中國古代思想家對于華美的言辭常心存戒備，追求言辭的華美如同舍本逐末，誘惑人們沉溺于遣詞造句而拋開了高遠的思想境界。五四新文學運動提倡的白話文來自迥然不同的現代理念：啟蒙民智。白話文極大地拓展了現代文學概念的涵義，許多傳統的大型敘事文類因此被正式納入文學的范疇。

最后，敘事文類進入文學視野的中心。古代士大夫縱論天下，吟詩作賦，對于流行于村夫野老之中的小說不屑一顧。林傳甲為京師大學堂撰寫第一本中國文學史的時候，小說與戲曲仍然是被拒之門外的對象，敘事文類成功進入文學史是在魯迅等一批五四新文學作家崛起之后。

現代文學概念是多種知識體系與文化傳統的重組。然而，娛樂主題遭到了理論建構的壓抑。作為現代文學概念的基本內容，文學使人“得到愉快”指的是文學的審美愉悅。晚清以來，眾多知識分子形成的一個共識是：審美愉悅承擔了國民教育的政治功能，這種觀念是當時啟蒙文化的組成部分。然而，審美愉悅混雜了多種相異的特質，產生了大量的娛樂效應。敘事文類的興盛與世俗精神聯袂而來，從逗樂、刺激、驚險、黑幕到宮闈秘事、豪門八卦、武俠偵探、明星艷情，娛樂主題擁有廣闊的市場。相對于現代文學概念的啟蒙、改造國民性而言，娛樂曾經是一個負面主題，多次遭受現代作家的譴責。

然而，文學發展史證明，娛樂時常成為大眾與文學的聯系中介。許多作品流行于民間的重要原因正是娛樂。洶涌的革命洪流和持久的戰爭改寫了歷史面貌，娛樂一度喪失了存身的空間，直至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文化空間的“軟化”是娛樂主題破土而出的重要原因，娛樂主題與商業的結合造就了新型的文化生產模式，文化作為一種商品大規模登場，現代性、市場經濟與文化生產之間的關系不可避免地進入人們的視野。

娛樂到底屏蔽了什么，同時又敞開了什么？“白日夢”的心理結構是對“文本快感”的基本解釋。所謂的“白日夢”并非個人的隱秘幻象，而是包含了群體的期待，我們可以清晰地察覺：娛樂主題的通常模式依賴哪些基本的社會學預設，又對于哪些前提視而不見，借助作品的故事軀殼，群體的期待獲得了象征性實現。經濟層面上，文化商品的投資和利潤很大程度上圍繞傳媒展開，傳播文化史證明，娛樂與傳媒始終共生共榮。符號生產與娛樂主題互惠互利，傳媒的經濟效益得到了不可思議的擴張，并且滲入到作品價值評判指標。

從“白日夢”帶動的審美愉悅、傳媒與市場的互動到經濟效益控制的評判體系，現代文學不得不正視這些因素。種種動向表明，現代文學概念一度忽略的問題始終堅硬地存在，因此，后續的理論修訂迫在眉睫。相對于現代文學概念遭遇的挑戰，我試圖聚焦四個問題。

第一，娛樂主題的位置。一個無法繞開的事實是，文學的娛樂主題與經世致用的思想一樣古老——如果不是更為古老的話。如果說，現代文學概念是在啟蒙和“為人生”的期待之中隆重登場，那么，古老的娛樂主題同樣無法回避，繼而，理論該如何正視并評價娛樂的意義？

第二，經典與“雅/俗”。現代文學概念完成的同時，一份吻合概念涵義的經典名單很快擬定。相對于娛樂主題，這一份經典名單從屬于“雅文學”范疇。“雅/俗”并非固定不變的區分。文學史顯示，古代許多“通俗”出身的作品最終成為經典，例如《詩經》中的國風，或西方的《荷馬史詩》。現代文學概念如何在“雅/俗”以及一系列相關因素之間確定自己的文學經典？

第三，大眾的構成。大眾具有兩副面孔：作為階級主體的大眾與作為欲望主體的大眾。革命年代中，當階級對立持續累積升溫，革命如同決堤的洪水洶涌而至的時候，大眾表現出強烈的階級特征；日常生活中，大眾更多地表現為欲望主體和消費主體。這時，娛樂主題恰如其分地接納與孵化了欲望。如果大量讀者沉溺于欲望乃至模糊了欲望的幻象與現實構造的界限，現代文學的概念是否有破除迷幻的責任？

第四，商業、市場、傳媒體系與文學。由于現代社會發達的傳媒體系以及強大的市場運作，文學顯現出愈來愈清晰的商品性質。如同普通商品，其消費者的數量代表了利潤。從票房、銷量到流量，這種反饋正在對文學產生愈來愈大的壓力，現代文學概念如何正視和評價這種現象，值得深思。

娛樂、經典、大眾、商品四個問題相互聯系、糾纏、呼應。介入這些問題，開啟多維的對話與爭論，這不僅可以擴充現代文學概念的涵義，而且能夠以主動的姿態回應現代社會制造的種種歷史境遇。

（作者系福建社會科學院院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