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左二）和皇甫村村民在一起。資料圖片

《創業史》 柳青 著

《保衛延安》 杜鵬程 著

《平凡的世界》 路遙 著

【光明書話】

新中國成立72年來，當代文學作品記錄了中國革命、建設與改革事業的巨大成就，書寫了社會生活翻天覆地的變遷以及人民生活和心路歷程的巨大變化。特別是紅色經典文學作品高揚了為人民寫作的文藝觀，體現了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中華民族精神的繼承者，從而構建了當代文學的精神源泉與審美追求。其中，陜西作家柳青的《創業史》、杜鵬程的《保衛延安》、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王汶石的短篇小說集《風雪之夜》等文學作品中的人民性書寫，最能體現出當代文學創作的生活來源、時代故事與后世影響。

作家的信仰與生活實踐

當代小說中的人民性書寫來源于作家的信仰與生活實踐。以柳青為代表的陜西作家大都有陜甘寧等革命老區的生活經歷和革命生涯，他們的文學寫作與中國革命、建設活動高度融合，將個人的寫作與歷史的進步、人民的新生活融合在一起，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而且，他們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影響下成長起來的作家，自覺響應了為“工農兵服務”“為人民寫作”的文藝政策的召喚，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正如柳青所說的那樣：“要想寫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

新中國成立之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成為作家創作中的熱門題材，通過描寫戰爭讓民眾深入了解現代革命歷史，深刻地感受新中國成立的曲折與輝煌。杜鵬程作為隨軍記者，親身經歷了保衛延安的全過程，目睹了指揮員、戰士和人民群眾浴血奮戰的場面，這讓他感到：“如果不把英雄和烈士們所創造的驚天偉業，如果不將他們大無畏的獻身精神和這段悲壯而偉大的歷史寫下來，就于心有愧。”在這種使命的召喚下，他創作了《保衛延安》。

作家亦選擇去書寫“鄉土中國”的變化，力圖從農民的視角來展現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矛盾與成就。柳青放棄了北京中國青年報編委和副刊主編的職務，1952年任陜西長安縣縣委副書記，主管農業互助合作工作。一年后，他辭去長安縣委副書記，定居在皇甫村的廟里，寫出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革史詩之作”《創業史》。在長安的14年里，他成了一名農民，關心農民疾苦，捐獻稿費解決農民生活中的難題，投身于改變農民命運的社會實踐中，踐行文學的社會使命，“真正進步的作家，在每個時代里，都是為推動社會前進而拿起筆來的。”

王汶石也全身心投入到渭河平原農村生活中，從辦農村互助組到初級農業社、高級農業社，與群眾一起參加勞動。他掛職咸陽任縣委副書記，分管日常工作，動員興修水利和秋收秋播。他給自己立下了“描繪新人物，謳歌新時光”的創作信條，他的短篇小說集《風雪之夜》大都以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為故事背景，塑造了黨員干部、婦女隊長、青年農民、木匠等新的英雄人物形象。

譜寫時代精神和時代故事

當代小說中的人民性書寫反映了中國社會滄桑巨變的時代故事，塑造了革命英雄人物，譜寫了時代精神的贊歌。作家通過對理想英雄人物尤其是對民間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歌頌，體現出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體現出信仰與人格力量，散發出崇高的美學風格。這些作品飽含著對黨和祖國的愛與對人民的愛，在潤物細無聲中，提升了文學的社會功能和影響力。

《保衛延安》再現了延安保衛戰波瀾壯闊的歷史，是一部“英雄的史詩”，歌頌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革命取得勝利的歷史必然性。小說塑造了彭德懷、周大勇、李誠、王老虎、衛毅等無產階級革命者的形象，彰顯了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展現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和精神風骨。彭德懷運籌帷幄又平易近人，周大勇在艱苦斗爭中由一名戰士成長為出色的指揮員，忘我工作的李誠是政治工作干部的典型。王老虎、衛毅以及炊事員李全厚、李振德老漢的故事也讓讀者為之感動。周恩來總理給予《保衛延安》這樣的評價：“我們部隊打仗就是這樣，彭總這個人也就是這樣。”杜鵬程認為，還有什么比這更好的贊譽呢。文藝評論家馮雪峰認為，《保衛延安》在藝術上成功地描寫了我們的人民英雄，在中國革命戰爭小說中“真正可以稱得上英雄史詩的，這還是第一部”。

柳青的《創業史》以基層黨員梁生寶發展互助組一波三折的故事為主線，表現了中國農村在社會主義革命進程中的大變革和農民思想情感的變遷，塑造了梁生寶、梁三老漢、徐改霞等普通人。梁生寶覺得“照黨的指示，給群眾辦事，‘受苦’就是享樂”，從他的身上看到了中華民族奮斗的革命精神，看到了共產黨人的責任擔當。勤勞保守的梁三老漢的轉變，可以看到老一輩農民思想轉變的艱難性。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等人的反面形象襯托了梁生寶大公無私、克己利人的精神境界。

與之呼應的是，王汶石的短篇集《風雪之夜》是對社會主義農村新人的群像展現。《風雪之夜》通過一個新建社制定新年生產規劃的故事，反映了“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塑造了在大風雪中奔走忙碌的區委書記嚴克勤，展現出共產黨人的責任與擔當。《新結識的伙伴》中塑造了老女闖將張臘月和吳淑蘭的形象，她們的英雄性格是“我們偉大的民族的性格的特別鮮明的表現”，她們的個體經歷闡釋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對農村社會產生的深刻影響。杜鵬程評價王汶石小說中的人物，“他們把自己的命運和新時代的命運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不僅僅從事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而且通向更光輝的未來。當然，這并不會說，這些人是天生的革命者。事實上，他們是在黨的教導下，在社會主義革命當中，不斷地得到提高”。

形成為人民寫作的文藝觀

當代小說中的人民性書寫形成了當代文學現實主義文學傳統，影響了后世的文學創作。盡管他們的作品有歷史局限性，但他們形成了革命文藝傳統，塑造了革命英雄人物，描繪了生動逼真的細節，唱響了“為人民而歌”的時代主旋律，貢獻了當代文學的“高峰”之作，對中國當代文學的過去、現在與將來都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這對后世作家的價值觀念、寫作方式以及審美追求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并進行了繼承和創新。

路遙小說中的人民性書寫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認為：“寫作過程中與廣大的讀者群眾保持心靈的息息相通，是我一貫所珍視的”。路遙在《杜鵬程：燃燒的烈火》的紀念文章中說：“二十多年相處的日子里，他的人民性，他的自我折磨式的偉大勞動精神，都曾強烈地影響了我。我曾默默地思考過他，默默地學習過他。”同樣，路遙視柳青為自己的“文學教父和人生導師”。他寫《平凡的世界》時，曾深入到銅川鴨口煤礦和陳家山煤礦體驗生活，當他走出煤井時，他感受到：“只有在井下生活過的人，才懂得陽光的價值。”《人生》《平凡的世界》表現了改革開放之初“城鄉交叉地帶”青年的奮斗史和心靈史，塑造了高加林、孫少平、孫少安等典型形象。在彼時各種文學思潮喧囂，他仍堅持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給予人物傳統道德的審美理想，獲得了廣大民眾的喜愛。因他在當代文學上的貢獻，先后被評為“改革先鋒”和“最美奮斗者”。

陳忠實說柳青、王汶石的作品“許多年來都讓我沉醉”，還曾經被稱為“小柳青”，最終他“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繼承與超越了柳青和王汶石。他獨自待在故鄉，寫出了《白鹿原》上的歷史風云，塑造了白嘉軒、鹿子霖、白靈、黑娃、田小娥等人。賈平凹的《臘月正月》《秦腔》等展現了中國農村在改革開放后所遭遇的深刻變革，以及農民的心靈史，力圖書寫中國當代鄉村的史詩性畫卷。陳彥的“舞臺三部曲”《裝臺》《主角》《喜劇》，塑造了刁順子、憶秦娥、火燒天、賀加貝等人，他認為寫作者要有良知去點亮普通人身上人性的光亮，“關切普通人的生活和命運，寫他們在大時代中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是我寫作一貫的追求。”這就是他認為的“人民性”書寫。

回望當代陜西文學的發展歷程，幾代作家積極投身于社會實踐當中，強調從現實生活出發，刻畫能夠代表時代精神的人物形象，創作反映時代進程的主旋律作品，把“以人民為中心”落實到文學創作中，在行動上接近人民，在情感上與人民相通。這種文學情懷和文學追求，為新時代譜寫中國故事提供了可貴的參考。

（作者：韓紅艷，系陜西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陜西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