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學版圖上，人們對江蘇文學的審美特質已經有了較為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江南”。這個江南既是地理的，又是歷史的，更是文化與審美的。從地理上講，揚州并不在江南，而從文化上講，由于大運河的特殊作用，揚州商賈文人聚集，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引領了江南文化的形成和發展。

這樣說來，用江南來言說和概括江蘇文學至少是大部分有效的。江南是懷舊的，因為江南雖然富庶，但自古又是傷心之地。所以，在懷舊中又多了感傷與悲情。在江蘇文學中，不管是老一輩的艾煊、章品鎮、沙白、憶明珠、俞律、龐瑞垠，還是更年輕一代的蘇童、葉兆言、畢飛宇，在他們的寫作中，絲毫不避諱自己對舊日生活場景的懷想。蘇童作品的驚人之處便是對那種舊式生活的精細刻畫，這種感性主義輕而易舉地醞釀出詩情畫意而使它們無言地透出一種近于頹廢的抒情心態；葉兆言的南京書寫則將一種傷感發揮到了極致，無論是愛情，還是生命都籠罩在一股宿命論的氣氛里。夏堅勇的歷史散文將小說家的精致想象落到了實處。另外如陸永基、王川、徐風、荊歌、龐培、黑陶、王學芯、諸榮會、王嘯峰、葛安榮、張羊羊、任玨方等也繼續著這樣的歷史與日常生活敘事，他們有的試圖對歷史上的人與事給出新的故事，或者竭力留住日漸消褪的日常生活。但不管有怎樣的意圖，那調子總是承接了同樣的詩性傳統。江南總是與女性連在一起，如同歷史上江南出才女一樣，江蘇的女性作家一代又一代，范小青、黃蓓佳、梁晴、魯敏、葉彌、朱文穎、戴來、修白、代微、孫頻、葛芳、湯成難、龐羽等等，構成中國文壇無法忽視的女性作家部落。當然，女性也是一個美學符號。新時期之初，儲福金就以刻畫女性著稱，他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有著深刻的東方印記，嫻靜、內忍。而蘇童則試圖再現女性們如何面對自身，如何面對所處的困境。南方私家花園中的女子們該如何打發青春光陰，如何處置內心深處的一腔情愫？這是蘇童筆下女性悲劇的淵藪。畢飛宇繼續這一傳統，他筆下的人物呈現更多世俗氣，因而與現實世界也隨之有了更加緊密的聯系。再推論開去，由于以女性、女人入畫，所以，江蘇文學不由分說地多了份脂粉、凄艷與溫婉，這種由人物形象所支撐的風格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作品的敘事框架、故事圖式、主題原型與語言色調。江南又是智慧的，江南水多，所謂智者樂水。高曉聲筆下的陳奐生和陸文夫筆下的朱自冶雖然身份差異很大，但都是生活的智者。朱蘇進的創作雖然大都是軍旅題材，但其思想的銳度與智慧的深度常常突破這種題材的一般想象。儲福金近來的圍棋小說探尋的也是生存的智慧。范小青這幾年出入于傳統寫實與現代寫意之間，無論是對中國社會現實的生活之道的追問，還是對人之存在的疑慮，抑或是在現代化技術的背景下對個體身體與精神的定位，都顯示出獨到的智性視角。這樣的智慧與思想相聯，但又與思想不同，是一種更內斂更含蓄的哲學之思，如韓東的知青系列和戀愛系列，畢飛宇的社會關懷小說，魯敏的城市暗疾與荷爾蒙系列，都表現出生活之思的敏感與尖新。這樣的風格也浸潤到江蘇的詩歌群落中，江蘇詩人通過反抒情和回歸日常，將詩歌從傳統意象與抒情的慣性中拉了出來，形成了非常智慧的詩歌美學。當然，提到江南，那一定是唯美的，在這一點上，最可以見到江蘇文學繼承自六朝、晚唐、南宋、明末清初迤邐而下的一脈氣象。江蘇作家用六朝駢賦和南宋長調一樣典雅、綺麗、流轉、意象紛呈的語言，來呼應、渲染來自歷史的“麗辭”傳統。有時，對這種語言風格的迷戀替代了對作品所指世界的興趣，蘇童、胡弦、魯羊、車前子等都是代表。這樣說并不意味著江蘇作家的語言一律色彩眩目、稠如膏漿，恰恰相反，像汪曾祺就可以說是淡到了極致，是極濃后的平淡。他追求的實際上是一種極致的境界。所以，在江蘇作家的審美理想中，形式，真是到了“主義”的程度，怎么寫永遠比寫什么更重要。如果細加辨別，江蘇作家在藝術形式的追求中組成了一個和而不同的世界，但藝術的忽略與粗糙在江蘇文壇都是不能容忍的，它標舉出文學作為“專業”的特質。

這是在中國文學版圖上談論江蘇，它是一張總圖，是要細畫的。顯然，一個“江南”不能說盡江蘇文學，比如，一個顯在的事實是，即使從廣義的江南來畫圈，淮河以北也進入不到江南文化領域，我們經常說江蘇文化是吳韻漢風，這漢風就是指的以徐州為中心的蘇魯豫三省交界的地區，而這一地區就是古黃河流域，文化風格自然大為不同。連同淮安一帶也與南方有區分度，“南船北馬”，文人騷客的文章辭賦自此大異其趣。比如趙本夫、周梅森，丁捷以及薛友津、王建等連同更年輕的杜懷超、黑馬、管一等徐州作家群和淮安、連云港、宿遷、鹽城的一些作家詩人如趙愷、王清平、蔡驥鳴、張文寶、王成章、姜樺等都另具氣象，若以江南來論江蘇，那他們就是江蘇文學的異數。在江蘇文學中，趙本夫是最具異質的一個。趙本夫天然與江南文人主導的江蘇無關，他屬于黃河故道、楚漢舊國的三省交匯處，那里的氣質不同于溫柔富庶、輕歌曼舞的吳越文化，而顯現出粗獷剽悍、剛勁暴烈的品格。周梅森也是從創作的一開始就與江南分道揚鑣，他的創作一路高歌，不斷開風氣之先，而丁捷也以開闊的視野、敏銳的意識高屋建瓴般地在江蘇文學中獨樹一幟。

文學地圖不能以行政區劃來劃分，何況，行政區劃在歷史上一直在變動。文化、歷史、哲學、語言以及風土人情的說服力可能更強。比如，與揚州毗鄰，包括揚州、泰州、鹽城，以及南通、鹽城的一部分，這里從地理上被稱為里下河地區。它位于江蘇的中部，西起里運河，東至串場河，北至蘇北灌溉總渠，南抵老通揚運河，是江蘇地理上的鍋洼地。在古代，這里被水所圍，交通不便，雖然時常水災，但土地肥沃，是魚米之鄉，在農耕時期，生活足以自給自足。因此，這個地區的文學表現出質樸的鄉村義理和以日常生活為本體的哲學觀。如王堯、費振鐘、王干、朱輝、小海、羅望子、王大進、龐余亮、劉仁前、儲成劍、顧堅、王樹興、劉春龍、周榮池等，以及早期的畢飛宇、東壩系列時期的魯敏等都具有這樣的特質。他們的作品中有著細密的鄉村敘事，作品的主角大都是鄉村的蕓蕓眾生。在他們營構的世界中，日常生活是主體，平頭百姓是主角。在這方文學天地中，或明或暗地呈現出泰州學派的影子。起于王陽明、隆盛于王艮的泰州學派對這一帶民眾生活的闡釋最具有效性，對這一帶文化心理的影響也深遠而巨大。泰州學派是中國哲學史最為平民化的學問，它主張百姓日用即道。平常人的平常生活是最根本的。每個人都要從生活中尋找意義，把日常生活活出理由，或者說，日常生活本來就是有道理的。這樣的哲學解決了日常生活的失重和平庸，為普通人解決了安身立命的難題。

是不是可以這樣敘述江蘇文學：將其分為蘇南（江南）、蘇中（里下河）和蘇北（漢風）三大板塊。當然，還可以對每一個板塊進行細化，比如，蘇南或江南也不是鐵板一塊。一旦細究，即能看出分別，比如，可以將南京從江南劃出來。南京是六朝古都，一直有種帝王文化，所以，南京作家作品中有不少是寫帝王的。但這些朝代又幾乎都是短命的，所以，南京文化中總脫不了悲劇意味。在當代作家中，葉兆言可說是把這種文化寫得最入骨的一個。再加上南京大屠殺，南京一直背負著這種幾乎是宿命的悲情，以南京大屠殺為題材的作品至今一直在南京文學中占據相當的比重，以至南京人不得不呼吁要從這種悲情與陰郁中掙脫出來。作為帝王與悲劇的自然產物，南京文化中又有一種醉生夢死的放縱和享樂，這以秦淮文化為代表，新老南京作家幾乎都寫過這樣的題材與主題，許多作品流露出欲望和頹廢。在這多種文化的影響下，即使是文人，也與魏晉清流有了區別。所有這些，在江南其他地區作家中確實看不到。

這種細化其實是應該向兩極進行的，比如可以更細致地考察作家與地區的關系，如地方與文學流派，像宿遷的成子湖詩歌群、昆山的野馬渡詩歌群和環太湖江南詩群等。更為突出的是，江蘇有許多作家幾乎以自己的生活之地作為書寫對象，或者因對某一地方的書寫以至于成為某地的文化代言人，從而構成了重要的地方性敘事，如鳳章之于張家港，楊守松之于昆山，蔡永祥之于鎮江，朱宏梅之于蘇州，王成章、劉晶林之于連云港，龔正之于淮安，沙漠子之于常州，韋明鏵、杜海之于揚州，龔德、孫家玉、黎化之于南通，潘浩泉、沙黑之于泰州，李鴻聲、周國忠之于無錫等等。相反，又有許多作家與地方始終存在疏離性關系，他們或者天然地與地方保持間距，或者因遷徙而一直沒有確立自己文學上的地方身份，南京就有一大批這樣的作家與詩人，如章劍華、周桐淦、姜琍敏、沈喬生、傅寧軍、肖元生、葉輝、朱朱、黃孝陽、育邦、曹寇、朱慶和、劉立桿、趙剛、顧前、李檣、李黎、梁弓、申賦漁等，他們構成了特殊意義上的地方寫作景觀。現在，南京已經成為世界文學之都，她的文學地理身份會不會產生變化？也許，南京由此會集聚更多的文學寫作者，從地方性來說，也因此會出現更多的身份模糊者，并引發更深入的關于地方寫作的話題。

有一個現象比較奇怪，說到江蘇文學，很少有人說到它與海洋的關系，仿佛我們談論的是內陸省份。其實，江蘇也是一個海洋大省，海岸線有近一千公里。原因出在哪里？首先還是自然和經濟因素決定的，江蘇沿海大都是灘涂，面臨的又大部分是黃海，自然景觀欠缺，又無深水良港，其沿海城市對海洋的依賴較小，且對周邊構不成影響和輻射。縱觀江蘇的經濟史，基本上是以長江和運河經濟帶構成的，這樣的格局自然使它不太容易進入文人視野。不過，即使如此，南通、鹽城、連云港依然有不少作家寫出了不少海洋文學，如南通的海笑、龔德、成漢飚、劉劍波、李新勇，鹽城的張曉惠、姜樺、李志勇，連云港的李建軍、王緒年等。陸地文學不同于水域文學，江、河、湖的文學也與海洋文學有本質的差別，雖然同是寫水，但此水非彼水。現在，這三個城市都在現代化發展的理念推動下，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以來沿海開發的帶動下，越來越顯示出區位的獨特性，海洋在社會發展與民生中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以至南通提出了“江海文化”的地方文化定位，相信江蘇的海洋文學今后會有更長足的發展。

沿著這樣的思路，我們對一個地方的文學地圖可以通過多種維度來繪制。比如鄉村與城市、產業與行業的分布、紙質文學與網絡文學、成人文學與兒童文學以及不同文體的擅長等等。就以產業與行業分布來說，江蘇的文學就可以分為農業文學與工商文學。而這樣的文學又可以與地區發生重合。比如相對而言，南通、無錫、徐州的工商文學就相對發達，像朱一卉寫南通紡織，高忠泰寫無錫工商，包括常州作家袁亞鳴的金融小說都是江蘇文學中的亮色。以徐州為例，這里曾是中國的煤炭生產重鎮，又是現代工業與鐵路的中心。僅以新時期文學而言，徐州的作家就貢獻出大量的工業題材作品。周梅森、李其珠、楊剛良、楊洪軍等都寫出了許多有分量、有影響的作品，幾乎支撐起了江蘇工業文學的半壁江山。工業文學一直是中國文學的軟肋，我們早就形成了農耕美學，中國古典美學都是在農業文明中形成并定型的，到現在依然是我們審美標準的核心，作為對比，工業革命也已近三百年，但我們的工業美學還未形成自己獨立的審美體系，這非常奇怪，說它是文明的欠缺都不過分。而工業美學的成熟無疑是建立在工業文學、工業文藝上的。學院寫作在江蘇是可以單獨列章討論的，這在創意寫作成為時尚的今天尤其應該重點論述。其實，江蘇的學院寫作一直有強大的傳統，南京大學、東南大學、蘇州大學、江蘇師范大學等都是一時高校文學寫作的重鎮，現在，其景象依然壯觀。丁帆、王彬彬、王堯、張新科、余斌、魯羊、郭平、黃梵、義海、房偉、馬永波、朱婧等，他們存在的意義絕非自我寫作，更在于他們的文學教育以及對大學文學風氣的形成，而其多種身份與江蘇文學的研究、推廣更是作用甚大。

為了論述方便，本文提及到不少作家，但未被提及的更多，特別是那些堅持在地方的寫作者們。說起某個地方的文學，人們總是習慣地想到那些叱咤文壇的名家高手，其實，除了他們以外，不知道有多少民間的寫手在孜孜不倦地寫作。事實上，在國民教育程度不斷提高的今天，寫作已經不是一部分人的特權，甚至已經不是一件艱難的事。不管到哪個地方，都會遇到眾多的寫作者。就我對江蘇的了解來看，13個市，70多個縣，莫不如此。我特別敬重這些在地方生活工作同時堅持在地方寫作的作家，他們就在當地讀者的身邊，就在相識的人群當中寫作，在鄉里鄉親的眼中慢慢成了作家。這些鄉土作家筆下的文學世界就是普通民眾的生活，鄉親們在他們的作品中看到了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看到了自己的生活。作為作家，他們是成功的并且是幸福的。他們能切身地感受到讀者的依賴和信任，感受到自己文字的力量和寫作的意義。這些寫作者影響了一個地方的文化風氣，更為文學的正態分布奠定了基礎，與所有行業一樣，文學人口的多少決定了一個地方最終的文學水平，他們，是江蘇文學最為厚重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