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1934～），河北南皮人。曾任原文化部部長，現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作協名譽副主席等。著有小說《青春萬歲》《活動變人形》《這邊風景》《笑的風》《蝴蝶》《夜的眼》等百余部（篇），以及散文、詩歌、傳記、文藝評論等，共計2000萬字。長篇小說《這邊風景》獲第九屆茅盾文學獎。2019年9月被授予“人民藝術家”國家榮譽稱號。

《這邊風景》獲第九屆茅盾文學獎

作為新中國第一代作家，王蒙集中地體現了共和國文學的精神氣象，是共和國文學的一面旗幟。無論是長、中、短篇小說，還是散文、詩歌、傳記等各個領域，都有創造性貢獻。共和國文學光譜上，已深深地刻上了王蒙的印跡。

自1953年創作《青春萬歲》始，王蒙的文學創作始終與共和國的歷史同頻共振、互通互證，且每每開風氣之先，成為共和國文化和精神的密碼。2019年9月新中國成立70周年前夕，王蒙被授予“人民藝術家”國家榮譽稱號，以彰其“為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發展作出重大貢獻”。

《青春萬歲》與共和國美學

《青春萬歲》創作已近70年，出版也逾40年，但迄今，沒有任何一部文學史把《青春萬歲》與共和國文學的“起點”相聯系，但在這個問題上，我更欣賞評論家郜元寶的卓見：“倘若要為新中國文學（當代文學）在創作上確立一個開端，《青春萬歲》是最合適的，至少它無可爭議地屬于這個開端。”顯然，這里所說的“開端”，并不是時間意義上的。從文學氣質和精神譜系而言，《青春萬歲》堪稱共和國文學的開篇之作。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情感方式。1953年深秋，19歲的王蒙敏感地意識到“勝利的高潮，紅旗與秧歌、腰鼓的高潮不可能成為日常與永遠”，遂產生了把共和國之初這一特殊歷史時期青年人的“心史”通過文學記錄下來的沖動。當年輕的王蒙懷著“隱秘的激情”，寫下“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來吧”的時候，他大概不會想到，這些金光閃閃的句子，預示著一個新的文學時代，共和國文學的來臨。《青春萬歲》描寫了共和國第一代青年——北京女七中一群女學生的校園生活。一顆顆年輕的心靈，面對未來充滿了憧憬和期待，所不同的是這部小說的情感特質，無論是夏令營、篝火晚會、新年舞會、“五一”大游行，乃至小小的心靈的漣漪、誤會和沖突，都無不閃耀著“金光燦爛的時代”的特殊光彩。事實上，《青春萬歲》那種單純的情感、明快的風格、抒情的筆致，乃至流淌在小說中的特有自信，都與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的文學不同，這是一種全新的情感，全新的人物，全新的風格，是一種全新的文學精神和氣質。

《青春萬歲》堪稱共和國的青春“抒情詩”。坦率地說，《青春萬歲》不是一種思想的形式，而是一代人的心靈和情感形式。其實，沒有必要過于執著于這部小說所謂的“復雜性”，你就把它當作一部最純粹的“青年的書”來讀。《青春萬歲》比同時代的任何其他作品，在精神氣質、美學風貌上都更代表了那個青春和激情的時代，那種單純和明凈、自信和光明，都是那個時代特有的情感結構。《青春萬歲》最本質性地記錄了共和國之初的時代面影和心靈形態。

王蒙是一位歷史感極強的作家，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恰好活到了歷史的關鍵點兒上！”恩格斯在談及歌德時曾說，歌德的出現是“由這個時代這個歷史結構安排好了的。”《青春萬歲》同樣也是由特殊時代的特殊“歷史結構”所決定的，乃至藝術上的不無簡單和幼稚，都與共和國之初的時代情感、時代精神構成了完美的同構，開創了一種新的“共和國美學”范式。

《這邊風景》：打開特殊年代的文學“鑰匙”

《這邊風景》是當代文學史上的一部“奇書”。這部創作于“文革”期間，塵封了近40年后得以出版的小說，本身就是一件頗具文學史意味的“事件”。

在當代文學史上，王蒙與新疆是一個無法繞開的話題。王蒙曾說，與伊犁的邂逅是其“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新疆是王蒙的受難地，也是“福地”。新疆不但構成了王蒙創作最重要的維度之一，而且深度改寫了王蒙的文學和生命底色。《在伊犁》和《這邊風景》構成了王蒙新疆書寫的“雙璧”，特別是《這邊風景》更是共和國文學罕有的描寫新疆伊犁農村生活的百科全書式小說。就如茅盾文學獎頒獎詞所言：“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很少有作家如此貼心、如此滿懷熱情、如此飽滿生動地展現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圖景。”

然而，《這邊風景》還有另一更重要的意義。就王蒙創作譜系而言，在其近70年的創作鏈條上，《這邊風景》占有一個特殊的承上啟下的位置：一方面，這部小說內在地承續了上世紀50年代《青春萬歲》的理想主義余緒，例如小說強烈的抒情性、對愛與勞動的禮贊，使“十七年”和“新時期”王蒙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學創作得以連接和貫通，并得以完整地呈現；更為重要的是，透過《這邊風景》，我們可以窺見王蒙新時期小說藝術變革的某種“密碼”和內在根據。

當然，對《這邊風景》而言，更重要的是這部小說特殊的文學史意義。在以往的文學史敘述中，“文革”時期的文學基本是空白，即使偶爾提及，也大多是作為某種簡單化概念化的文學癥候而存在，很少正視其文學自身的價值。《這邊風景》向這一文學史“慣例”提出了挑戰。它是那個年代的一次激情寫作，是“幽暗的時光隧道中的雷鳴閃電”，其健朗的風格、飽滿的熱情、細密的筆觸以及特有的抒情性，讓我們有可能重新反思、審視既往文學史的某些“定論”。如果將《這邊風景》置于社會主義文學運動的整個生態系統和價值坐標系中來考察，無疑會對當代文學整體風貌特別是“文革”文學的認知和評價產生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這邊風景》又是打開特殊年代中國文學的一把“鑰匙”。

《夜的眼》：新時期文學的一個“變數”

“新時期”絕不僅僅是個時間編碼，更是某種價值判斷或價值期待。

文學史有時是粗線條大師。當《夜的眼》發表于1979年10月21日的《光明日報》“東風”副刊時，說實話并沒有幾個人認真地對待這篇不足8000字的小說。與同時代的《班主任》《喬廠長上任記》等引發巨大轟動的小說相比，《夜的眼》無疑寂寞得多。然而正是從它開始，一種全新的文學感覺和文學自覺，從新時期小說的內部生長出來了。如果說《青春萬歲》構成了共和國文學“開端”的話，《夜的眼》則是新時期文學真正“報春的燕子”。

這是一篇幾乎沒有什么故事情節的小說，無非是寫了從邊遠小鎮來到大城市的主人公陳杲的一些片段式感覺、印象，斷斷續續，飄飄忽忽，但正是這種類似印象主義的寫法，完全打破了當時小說的流行模式，并在很大程度上挑戰了人們的審美慣性。敏感的何新在《夜的眼》發表后的第三天，就完成了一篇卓有見地的評論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何新用“爐火純青”來形容這篇小說的藝術技巧，“《夜的眼》的成功，標志著我國現代短篇小說藝術上一個可貴而可喜的創新。”洪子誠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之“中國當代文學年表”中罕見地收錄了《夜的眼》，表現出卓著的史家眼光。

2007年，王蒙在接受斯洛伐克漢學家高利克訪談時說：“1979年我的小說《夜的眼》的發表是重要的。”在這篇小說發表近30年后，王蒙在《大塊文章》中稱這篇小說為其寫作過程中突然出現的一個“變數”：“《夜的眼》一出，我回來了，生活的撩撥回來了，藝術的感覺回來了，隱蔽的情緒波流回來了。”

所謂“變數”，其實并不止于王蒙的個人創作，而是對整個新時期文學而言。《夜的眼》從藝術形式、表意形態到審美感受等發生的重構性變化無疑是顛覆性的。事實上，這種變化從小說的第一句話就能讓你感受到：“路燈當然是一下子就全亮了的。但是陳杲總覺得是從他的頭頂拋出去兩道光流。街道兩端，光河看不到頭。槐樹留下了樸質而又豐滿的影子。”當代文學何時出現過如此驚世駭俗的寫法？毫無疑問，這是一種越軌的嶄新的文學感受和表現方式，這顯然不是什么技巧問題，而是感受和表現生活的方式，也就是“小說的方式”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夜的眼》開啟了中國小說“文學性”的重建，中國當代文學開始重新思考文學與現實的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說，《夜的眼》重構了一種新的文學秩序和文學倫理，是真正意義上的“先鋒”小說，雖然從未有人把王蒙歸入“先鋒”文學之列，但是如果沒有王蒙的《夜的眼》，又哪來后來的“先鋒”文學？

《笑的風》：“流動的空間”與共同體時代的文學

對于小說而言，空間并不是一個單純的地理概念，在更本質的意義上它體現了作家理解和把握世界的審美方式。王蒙近年的小說創作極大地突破了“本土性”書寫范式，自覺地把中國故事、中國經驗置于世界背景上展開，體現了共同體時代的文學理念。

事實上，自《相見時難》《活動變人形》始，王蒙小說即表現出鮮明的“異域”空間意識。近年來這一意識則更加自覺，成為其小說的一個顯著特征。《女神》從北京北海公園、伊犁賽里木湖一直寫到日內瓦湖、瑞士的伯爾尼、洛桑。《仉仉》中隨著主人公李文采的足跡，寫了維也納古德如甫咖啡館、凱文登大街以及莫扎特家鄉薩爾茨堡與山城因斯布魯克。《地中海幻想曲》中，王蒙借主人公的郵輪之旅，大范圍地呈現了希臘圣托里尼島、雅典衛城等異域空間。《笑的風》更是呈現出流動空間的奇異風景，從一個名為“魚鱉村”的中國北方小村莊寫起，寫到邊境小鎮Z城、上海、北京、廣州、西柏林、法蘭克福、科隆，直至希臘、愛爾蘭、匈牙利。《笑的風》這種大跨度空間的轉換，并不單純是故事背景的變化或延展，在更本質的意義上標志著作者看待世界方式的轉變。顯然，《笑的風》超越了單純國家敘事的局限性，建構了一個“中國—世界”平等對話的空間結構，是共同體時代關于“中國—世界”的新想象。

王蒙曾用“地球村”來概括《笑的風》：“這樣的視野與寫法，是改革開放的產物。世界大不一樣了，中國大不一樣了，文學描寫的疆域怎能沒有拓展呢？”顯然，這是一種新的文學自覺。更重要的是，王蒙小說的“異域”不是“他者”空間，王蒙并不特別強化異域空間的“異域”性，而是從一個更為開闊、開放的視角來寫“異域”，體現了一種平等、多元的文化視角。例如主人公傅大成第一次出國的感受是：“中國緊連著世界，世界注視著中國”，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已由對立轉變為對話關系，《笑的風》堪稱中國—世界“共同體”時代文學的象征。它建構了一種新的想象“中國—世界”的方式，克服了傳統文學“自我—他者”“中國—世界”的對立感和斷裂感，體現了共同體時代中國與世界的全新意識。

（本文發于中國作家網在《文藝報》所開設的“文學觀瀾”專刊，“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研究”2021年11月24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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