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道討論小組由金理教授召集復旦大學現當代文學方向研究生、本科生參與組建，立足前沿現場、關注當下作品、傳遞年輕聲音。本期討論沈大成小說集《迷路員》（臺海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

金 理：沈大成筆下的人物似乎不會在現實中與我們照面，但又分明鐫刻下一代青年卷入時代的主體姿態。這些故事沒有清晰的時間定位，但又暗示著深沉的歷史寓意。她的敘述松弛、冷靜、不花哨，哪怕在荒誕、跨越到超現實的關口，都沒有絲毫的一驚一乍。《花園單位》比較集中地體現出沈大成的文學風貌，在波瀾不驚的敘述中，花園單位的新來者“他”得知前任消失得無影無蹤。而“他”總是渴望著“把一份比較好的生活弄到手，一種具有更多熱情和希望的，物質與感情全都充實的生活”，言下之意是熱情與希望、物質與感情是多么匱乏，“好的生活”遙不可及。這是今天的文學作品中較為高頻率出現的青年形象。而“單位”與“花園”原本是兩個相悖反的意象，前者意味著辛苦的勞作，福柯式的規訓場所；后者意味著休閑，讓人心情放松。

楊兆豐：“花園”和“單位”組合在一起產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在《花園單位》中，主人公進入單位后，工作并不算舒服，但是樓下的花園提供了一種放松的出口，也類似“溫水煮青蛙”的“溫水”一樣，使這種不適感能長久地停留在可耐受的范圍。單位產生效益，不乏盤剝等基本的經濟屬性；而花園雖然不產生效益，但能夠對員工釋放一種精神層面的催眠和控制。這兩者的組合使“花園單位”成為了一個能夠緩慢吞噬掉人的一個裝置。而在小說中，沈大成確實試圖讓讀者相信，已經有人被這個裝置吃掉了。

曹禹杰：羅伯特·波格·哈里森提示我們，“借以避世的花園是福是禍，取決于在它的庇護下有幾分現實尚得到了保存。倘若能不與現實完全喪失聯系，那么，有些花園就能在黑暗勢力的包圍下，或者說不顧黑暗勢力，讓人得以重歸人性。”（羅伯特·波格·哈里森：《花園：談人之為人》）沈大成說她不習慣用“反烏托邦”這類宏大的概念來思考自己的寫作，我們也都能感受到沈大成的小說難以被“科幻”的標簽定義。這些逸出常態的時空究竟意味著什么？它們是否提供了一個“重歸人性”，再度認識自我與現實世界間聯系的契機。換言之，我們能否在理解沈大成的作品時避免將看似超越現實的歷史或未來時空視為單純的古怪、神秘或想象，而是借此重新審視作品中的人物，追索人物是如何由“迷路員”轉向了“投遞員”，與這個“略帶破敗的、很松弛的世界”建立起隱隱約約的關聯。

勵依妍：閱讀沈大成的小說，仿佛在照鏡子，折射出我們重復、麻木、困頓的日常生活，也照出了一代青年群體空虛、麻木的精神狀態。沈大成聚焦于我們如何面對這種生活，她用童話般詩意的筆調和溫柔奇異的想象力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可能性。也許我們都需要偶爾從日常生活中逃逸，與自己日常所沉浸的瑣事拉開一定的距離，從而對它進行一種詩意的打量、反思和想象。正是在這種遠觀中，我們嘗試自我治愈。畢竟，除了想象力，我們所剩無幾。

李 琦：必須追問的是，這種與現實拉開距離的寫法相對于我們熟悉的現實主義的寫作帶來了什么新的東西。《煙花的孩子》可以理解為沈大成的方法論，即用一種童真的、有趣味的方式來理解和轉化生命中的艱難。沈大成其實也是在創造“道具”，可能是一個物象，或者一個概念，利用它們來對現實進行一種轉化。這種轉化的結果是，對現實中那些被我們習焉不察或者隱約感到無從確指的部分，或是一些比較異常的狀態進行捕捉，比如“次級人”“平均體”“迷路員”，都是一些很有想象力又有相當精準的概括力的創造，使一些無形之物顯影。這其實是沈大成寫作的一種基本方式。她有種把無法名狀的存在具象化的能力，同時這也是她對待現實的一種態度，一方面要想辦法進入它，凸顯它，另一方面又不想直接去硬碰硬，不想舉重若重，想在呈現它的同時對它進行一些化解，對自己、對讀者進行一種保護。或者說，這也是沈大成比較樂觀的一種信念，她相信一種童真的、無謂的態度具有抵抗滯重的現實的力量。但是這種輕盈的想象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呢？唐諾評價沈大成：“把想象一個一個如此編織起來，便是一次又一次非比尋常的旅程了——是的，想象應該是路，突圍之路，而不僅僅只是一陣煙花而已。”這個話很對，我們對文學的期待，尤其是對沈大成這種想象力非常豐富的作者的期待，是希望他們不僅能摹寫現實，還能提供另外一種想象世界的方式，能夠以想象從找不到出口的迷宮一樣的現實中突圍出去。但是，我覺得沈大成的這種想象還是更像唐諾說的“一陣煙花”。

沈彥誠：與此相關的、沈大成筆下反復出現的情節是：在臨近頓悟的那一剎那，小說的主人公沒有去抓住那個契機。閱讀時我期待最后有一瞬間的啟悟、甚至是顯靈（epiphany）的宗教性時刻，但我的期待其實是落空的，之前所有的神奇、通靈的經驗，在最后都變得那么“現實”，原先附著的各種豐富的意義都喪失了。

值得注意的是，我覺得這些小說中有一部分精心營造的是“遺跡”，比如《葬禮》里的機械肢、《沉默之石》中那塊石頭、《陸地鯨落》里的廢棄的百貨公司、《煙花的孩子》里面那些蛋形球體。這些遺跡有一些共同特征：它們在今天已經失去任何實用價值，但關聯著過去的某種意義，這些意義往往是私人性的，為一部分人所了解，而不足為外人道。比如《葬禮》這一篇，我閱讀時驚奇于它的構想，并且為之感動。機械肢是母親身上的遺跡，它關聯著母親曾經的理想，其中的意味只有兒子才知道。閱讀時，我不斷在期待這個遺跡可以讓主人公從無聊瑣碎的生活當中獲得超越，或者去體認母親當年的理想，或者去重新思考親情。但這并沒有發生，機械肢被處理，兒子的生活照舊。遺跡本身有通向未來的可能性，如果借用本雅明的說法，在“危機時刻”，私人的歷史經驗或許能讓人從線性的歷史時間中超脫出來，通向救贖。但是，小說中，通向未來的道路隨著遺跡的銷毀已不復存在。

金 理：《葬禮》這一篇寫媽媽這一代人及其擁有的理想已被時代所遺棄，被邊緣化、尸骸化……無法不聯想到冷戰體制終結、全球左翼運動消歇的轉折時代，一代熱血青年退出歷史舞臺，他們“失敗”了，敗于曾有的承諾被碾碎，更敗于不見容于后世，后革命時代的人們用物質享受來遺忘先輩們曾經“戰天斗地”（小說中用到了這個今天看來也如“遺跡”一般的詞）的經歷與傷口。倘若不嫌夸張的話，《葬禮》中流溢的“左翼的憂傷”及壓在紙背后的批判性，實在可視作一篇“卡夫卡版的陳映真”。其實如果將《花園單位》《葬禮》與陳映真名篇《上班族的一日》《某一個日午》《趙南棟》等對讀的話，當能進一步拓展討論空間。

沈彥誠：《葬禮》中的遺跡無疑是理想主義的精神召喚，《陸地鯨落》里的遺跡似乎是過時的。但即使是《陸地鯨落》里，生活在“鯨落”里的人相比“我”和同事活得非常認真。他們有自己的節奏和生活，按部就班，不緊不慢。反而是“我”和同事感受到生活的空虛輕浮。鯨落里的人沒有喪失意義感，他們活在一個自足的世界中。如果把這篇小說理解為寓言，那么他們的生活并不過時，反而同樣可以視作理想的生活方式。對他們而言，鯨落不是廢墟，而是生活和意義的統一體。回應剛剛金老師的話題。如何處理曾經的革命理想，確實是一個復雜的問題。

法雨奇：沈大成關注到了人生存的“被動”狀態。身處這個世界中的人們，被某種強大的力量所控制。這種力量既來源于大自然，也出自于人類社會，是命運、自然的法則，也是歷史的進程。而個體是渺小而無力的。這種被動性在《刺殺平均體》中表現得尤為顯著。R是一個工具人，他頭腦中的一切都被設定好了，他誕生的目的是為了對當今世界進行修正，而這個世界的掌權者在試圖操控一切。不過在小說中也能看到這種局面在發生動搖。小職員們在反抗，要刺殺平均體，被展覽在博物館里的初代平均體也出逃了。人的自由意識在覺醒，一個動蕩不安的時代要到來了。小說集的最后一篇，似乎預示著某種改變的發生。

金 理：你的這個理解挺有意思的。一般來說，我們閱讀《刺殺平均體》時比較容易代入的是平均體，因為他們是處于困境中的弱者，往往激發讀者的同情心與正義感。仔細想想，平均體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我們，處處感到被動，對生活沒有太多熱情。就是沈大成小說中“他們”的代表。我們閱讀“他們”時就恍若攬鏡自照，我們清楚地看到“鏡中之我”身上種種缺陷，也表示不滿，但又能怎樣呢？促使現實發生變革的契機只是一次次延宕、消散……反而小職員們刺殺平均體體現出一定的能動性，是不是可以理解為，“我”對于自我的不滿與厭棄終于積累到爆點，忍不住出手，要殺死鏡中的自我。

李 琦：《刺殺平均體》對平均體與自然人的刻畫非常曖昧，顯露出作者的猶疑與糾結以及批判的真正指向。“平均”（無用）固然是一種病癥，對鏡自照的那個自我固然無法令人滿意，那么是誰制造了這種平均，又是誰具有定義、指認這種平均和無用的權力？平均和無用就該被消滅嗎？誰是平均體，或者說，誰又敢確認自己不是平均體呢？在對一種普遍的“病癥”的覺知的同時她意識到患病者同樣是活生生的有感覺有感情的個體，進而她意識到，更迫切的危機或許在于，我們所身處的這個“紅舞鞋公司”般的世界對這些“病人”的令人悲觀的包容度。

歐陽可欣：我個人認為，金理老師把《刺殺平均體》讀作《迷路員》的一個富有希望的結尾有些勉強。這次清除工作顯然是上下一致的預謀，然而謀殺過程完全體現不出任何預謀，完全失去前文反復渲染的緊張感和殘酷性，反而充滿一種荒誕感。兩個職員不僅要相互鼓勁、交替動手，甚至會謙讓，會被環境中的突發事件打斷。這種敘述讓“刺殺”這一決定、讓前文宣揚的“雖然只是一名小職員，但不方便讓你們改變整個世界”的不乏悲壯的英雄氣息的嚴肅性、正當性幾乎徹底瓦解。而真正應該被反思、被質問的核心問題——決策、執行、階層等等，始終安全地游離于整個事件之外。被有意縱容的屠殺事件，某種程度上也不妨就視作轉移焦點、保全自身的策略。

（本文發于中國作家網與《文藝報》合辦“文學觀瀾”專刊2021年11月24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