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民族文學》漢文版刊發“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作品共計41篇，其中第6、7期是兩個專號，其余每期設有專欄。這些作品以多種題材和體裁，涉及各民族地域百年來的紅色歷史與發展現狀。作為少數民族文學的陣地，可以說，沒有一種民族情感不與《民族文學》休戚相關，經由她，被書寫、被看見，這本身也是《民族文學》對于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真摯奉獻。

這41篇作品從題材上可以分為三大板塊：革命歷史題材板塊、脫貧攻堅及新農村建設題材板塊，以及書寫滄桑溫暖、慶祝建黨百年題材板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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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明在《民族文學》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專號卷首語《石庫門前的斷想》（7期）中，寫到自己參觀黨的一大會址的感想：它是每一個中國共產黨人的生命起源之“家”。當然，它也是今天全國各族人民獲得幸福與溫暖的“家”的起源點。沒有這個“家”，中國或許仍在迷蒙中尋找出路，或許還在流血和犧牲中戰斗，或許五十六個民族仍在四分五裂的相互仇殺中痛苦地掙扎著……這段話，鮮明地概括了黨與各族人民幸福生活的關系起源，因此，少數民族作家回顧與各自民族地域相關的革命歷史，看清今日繁榮生活的來時路，就成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當然首選。

劉榮書（滿族）的小說《忠義圖》（1期）、扎西才讓（藏族）的小說《哨兵》（1期）、龔愛民（土家族）的長篇小說節選《望郎歌》（2期）、楊薈（彝族）的詩歌《老山蘭》（3期）、金偉信（回族）的長篇小說《塑像》（6期）、周建新（滿族）的紀實文學《靜靜的鴨綠江》（7期）、舒潔（蒙古族）的詩歌《山河大地上的信仰》（7期）、石才夫（壯族）的詩歌《千秋百年》（7期）、查干牧仁（蒙古族）的詩歌《紅船漣漪起，風正一帆懸》（7期）、楊光（滿族）的報告文學《抗聯名將柴世榮》（7期）、修瑞（滿族）的小說《封山》（8期）、巴義爾（蒙古族）的散文《長征路遠眺》（9期）、韋武康（壯族）的詩歌《鐮刀和錘頭的光亮里》（10期）、董祖斌（土家族）的散文《群峰靜默——紅色鶴峰漫筆》（11期）、馮娜（白族）的紀實文學《南粵雙星》、羅南（壯族）的紀實文學《播撒火種的人》（12期），都是在建黨百年之際，以小說、散文、詩歌和報告文學的形式，以細膩的摹寫和深情的筆調追溯黨的歷史和烈士的足跡，以飽滿的激情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

劉榮書（滿族）的小說《忠義圖》是“九一八”的獨特打開方式，當我們以陌生化的眼光與這一歷史事件相遇，其書寫便煥發出別樣的魅力，重新喚醒人們對于歷史的敏感神經。在人們的慣常認知中，戰爭的炮彈是不會在和平的日常中炸響的，所以，當“九一八”的炮聲響起時，正在戲院里看電影的人們對一個重大歷史時刻的降臨渾然不覺。人們看的是電影《歌女紅牡丹》，現實中的炮聲與電影里的鼓聲混雜在了一起，而戲里比戲外的世界更有吸引力，電影便如常上演。

“觀眾的騷動更像微風掠過樹叢，很快歸于沉寂。京劇坤伶紅牡丹的真誠道白，極具感染力，使觀眾完全忘卻方才那記莫名的聲響。只待第二記炮聲響過，幕布上的陳發祥幡然悔悟，卻再也不能使觀眾沉溺。影院內登時大亂。”小說的主人公茂仁和弟弟茂義、朋友丁宜，就在戲院看電影的人群之中。劉榮書選取的這個進入歷史大事件的小視角，把讀者瞬間帶入當時的歷史背景。“在茂仁的記憶里，民國二十年9月18日晚的炮聲就是在那一刻響起的。”而讀者的閱讀，亦充滿張力地由此開啟。

扎西才讓（藏族）的小說《哨兵》寫一個年輕的藏族戰士洛桑短暫而永恒的革命歷程。洛桑的父親本是蜀地藏族村寨的一個山民，接受了革命的思想，“你注意到父親不再像個老實懦弱的莊稼漢，說話有了力量，身上，也有了讓你猜不透的東西。”

父親在一次去白沙河畔護送一個眼鏡客時犧牲了，活下來的自稱為父親同志的眼鏡客把洛桑母子接到縣城，并接濟他們生活。后來，眼鏡客去了北方革命，母親只好帶著妹妹出去乞討，再沒回來，留下看家的洛桑成為孤兒。在十五歲的洛桑走投無路之際，眼鏡客在街頭找到了他，把他帶入軍營，他成了營長的勤務兵。營長不在家，洛桑負責保衛到軍營探親的師娘和孩子。洛桑對師娘，有了“族人們說的那種度母和信徒之間的感情”。洛桑與房東女兒卓瑪之間也產生了朦朧的情愫。洛桑極其珍視自己作為藏族人的榮譽，當營長要去岷州打仗時，洛桑堅決跟隨，作為英雄的兒子，我不能當孬種！”于是，多年后，卓瑪的孫子“在翻閱當地政協編印的薄薄的文史資料時，讀到了與歷時一月的洮岷西戰役有關的記錄”。其中有已經犧牲的洛桑的“隱約可查的一鱗半爪的故事”。這部小說的結尾，年輕的洛桑的故事由卓瑪的孫子——年輕的藏族詩人所承接，而詩人獻給洛桑的是一首叫《綠度母》的詩，正如革命歷史題材的書寫是獻給黨以及所有的犧牲者，緬懷就是這樣的承續接力綿延不絕。

《望郎歌》是土家族作家龔愛民的長篇小說遺作為節選。小說以桑植男兒參加紅軍，跟隨賀龍指揮的紅二、紅六軍團開始長征為時代背景，書寫了桑植這片紅色熱土上如火如荼的革命活動。留守的紅軍家屬在游擊隊隊長帶領下，躲避“鏟共大隊”和“清鄉團”的侵擾，勇敢轉移與重建家園，在對親人的思念與等待中度過艱苦歲月。銅伢子拍打著漁鼓筒唱的《望郎歌》穿插出現，渲染出作品思念的基調。小說頗具地方歷史特色，除了結合本地風俗人情民歌傳說，還巧妙挪用方言，比如汁包（桑植方言，指乳房）。小說成功刻畫了王臘月這一潑辣、有勇有謀、關鍵時刻能豁出一身剮的革命女性形象。她是紅嫂與阿慶嫂的集合體。劉知俠的短篇小說《紅嫂》，是根據沂南縣聾啞婦女明德英用乳汁救傷員的真實事件創作。《沙家浜》中的阿慶嫂，是千千萬萬抗戰婦女的化身，也可以找到許多現實中的原型。正是這些地母一樣的女人，用乳汁喂養了革命。正是這些戰神一樣的女人，智勇雙全無私無畏地保護了革命者。王臘月也是這一系列紅色女性形象中閃光的一個。

金偉信（回族）的長篇小說《塑像》，是為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五四運動》中振臂高呼者的原型、黨的早期領導者、回族先烈馬駿“塑像”的。1919年，24歲的馬駿率領愛國學生請愿，迫使北洋政府通電拒簽“巴黎和約”，他因此被捕入獄，于1928年在獄中英勇就義，年僅33歲。小說是為一位革命者“塑像”，也是為一位回族黨員英雄“塑像”。同為回族人，作者在為馬駿“塑像”時，是帶著民族自豪感的。

周建新（滿族）的紀實文學《靜靜的鴨綠江》的主旨就是四個字：英雄無語。孫景坤是抗美援朝戰爭中著名的161高地上的英雄，然而，戰爭結束和平來臨，他卻“收起軍功章，深藏六十載”。當他的戰斗事跡60年后被人挖掘出來時，有人問年近九旬的孫景坤是如何成為英雄的，他回答：“我怎么活過來的都不知道，也不知道咋就成了戰斗英雄，活著就是英雄唄。”他從不以功臣和英雄自居，他深知，和平是用鮮血換來的，犧牲是一種光榮，因此，他永遠懷念犧牲的戰友；而活著已然是一種幸運，所以，“任何對功名利祿的貪戀，都是對犧牲戰友的褻瀆。”這就是他選擇沉默的原因。這種降低語調的平靜的英雄敘事，反而更傳達出可靠的觸及靈魂的英雄精神。

修瑞（滿族）的小說《封山》分兩個時空展開，一個時空是1940年，閆立生率領的東北抗日聯軍在長白山間與敵人周旋戰斗，經歷殘酷的石門窩棚戰斗壯烈犧牲；另一個時空是2019年，一群研究者到這支部隊戰斗過的地方考察，在原來已知的35位烈士之外，又發掘出3位烈士，并使其在烈士陵園安葬。當2020年“石門窩棚三十八烈士紀念館”落成并對外正式開放時，這些考察者把他們發現的革命歷史遺物捐給了紀念館，讓歷史的證物呈現在和平時期的人們面前，使那段歷史銘刻在后人的記憶里。最后，“一匹棗紅馬竟然出現在了河南街這條吉林市最繁華的步行街上，并且大口地吃著餃子，喝著漂油花的熱餃子湯，身邊還有兩個城管人員站崗警衛。”“陽光透過餃子館的窗，暖在每個人的臉上。”今人的紅色考古，其實就是對革命歷史的執著追溯，他們溯流而上，找到了幸福由來的源頭，完成了歷史與現實的對接。這同樣是撫今追昔砥礪前行的革命歷史書寫的價值所在。小說結尾讓棗紅馬代表犧牲者來“品嘗”他們所創造的幸福，則打通了兩個時空之間的邏輯關系，形成一個熱血精魂的情感閉環。

巴義爾（蒙古族）的散文《長征路遠眺》是追述自己作為《民族畫報》的攝影記者，于2006年參加重走長征路采風活動的經歷和心得。巴義爾是沿紅軍長征四川路段采訪拍攝的。“長征路——人類史、軍事史上的壯舉；四川段——包括了雪山草地和藏區；……就像信徒們到圣地去朝覲一樣，去一趟長征路是一種福分，是你的造化……”——這是對這次行走價值的絕佳概括。采風團沿途尋訪老紅軍，體驗當年紅軍過雪山時的身體感受，拍攝紅軍的遺物、標語、紀念碑等紅色文物。這次行走使他深切感受到：“不走長征路是無法體會長征精神的。”“我們不僅走了一段長征路，沿途看到了今人的生活，更對那段歷史有了新的認識。”在百年黨史中，長征的政治分量是不言而喻的；重走長征路，則是激勵人們在新的歷史階段汲取長征歷久彌堅的精神力量。作者還挖掘到了長征之于各民族的重要意義：“長城、長征、大運河都與中國各民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是各民族團結奮斗共同進步的巨大標志。……其中的文化內涵無比深刻厚重。”

馮娜（白族）的紀實文學《南粵雙星》是寫革命伴侶周文雍和陳鐵軍的，即著名的“刑場上的婚禮”的主人公。本文獨特之處在于首先追溯陳鐵軍的蛻變歷程，寫出一個廣東女子如何經歷五四運動的浪潮而成長為一名革命戰士。這個過程中，女子的相互扶助是“新女性”的“自塑”“她塑”與“互塑”的具體外化。同時，前行的過程中“姐妹同盟”的成員即便越走越少，走在前面的必然也是未能走出來的姐妹的先進代表，是“姐妹同盟”的集體意志的體現。革命之花擁抱壯麗愛情，也是女性自我實現的美麗強音。

羅南（壯族）的紀實文學《播撒火種的人》寫壯族革命家韋拔群領導東蘭農民革命的壯舉。寫到改造東蘭同志會為東蘭公民會時，作者帶入當時的歷史情境，感慨道：是的，這個社會是無法改造的，它連根爛掉了。這個社會只能再造。這是紀實寫作以靈魂擁抱歷史的良好例證。當叛徒韋超群無處可逃時，開始深挖自己的靈魂，他曾經是韋拔群的戰友，相信過革命，與韋拔群并肩戰斗出生入死過，最終卻背叛了革命，槍口對準曾經的同志，原因何在？信念不夠堅定，不相信那支裝備落后勢單力薄的革命隊伍能夠取得勝利。《播撒火種的人》結尾特別值得稱道，借助叛徒的心理活動來找出革命勝利的原因，觸及靈魂，擲地有聲：當上縣長那陣子，每次進入城門，他都不由自主四處張望，仿佛韋拔群站在那里看著他。韋拔群的頭泡在玻璃金魚缸里，放在一把豎立的平梯上供人圍觀。展到東蘭那天，就放在城門下。韋拔群閉著眼，怎么看都覺得他在笑，面容一如往常的篤定、無畏和堅韌。韋拔群贏了，他說過革命一定會勝利。是的，革命勝利了，所有背叛的人都輸了。韋拔群為什么能贏？紅軍為什么能贏？共產黨為什么能贏？在潛逃的路上，韋超群一直在想這個問題，在被抓捕的那一刻，他仍在想這個問題。他想起韋拔群的入黨申請書：“吾拔群，愿把五尺之軀交給黨，跟黨鏟除天下不平，建立一個平等的新社會。熱烈而生，熱烈而死。”也許這就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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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貧攻堅是黨中央國務院近年來制定的一項基本國策，已經引起國際矚目。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脫貧及新農村建設關系到廣大農民的幸福，是國家發展指數的重要保證，也是一個政黨百年來偉大成就的顯豁證明。以文學來反映農村扶貧脫貧的實踐與成就，書寫農村新篇章，是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文學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2021年，《民族文學》大量推出反映脫貧攻堅及新農村建設的現實題材作品。溫欣華的報告文學《繡花功暖貧門寒》（3期）、卜谷（滿族）的報告文學《歷史與現實的回響》（4期）、葉多多（回族）的報告文學《山岡之歌》（4期）、阿克鳩射（彝族）、吉俄阿西（彝族）的報告文學《情滿彝鄉醉美谷莫》（5期）、王華（仡佬族）的長篇小說《大婁山》（7期）、莫景春（毛南族）的散文《紅水河紅》（7期）、紅日（瑤族）的報告文學《美麗山花》（10期）、馬笑乾（回族）的小說《七寸紅》（10期）、彭愫英（白族）的報告文學《走進知子羅》（12期），都是《民族文學》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專號（專欄）中的重要作品，從不同層次和角度反映了黨在新的歷史階段建設和發展農村的偉大實績。

溫欣華的報告文學《繡花功暖貧門寒》中寫到，扶貧干部把握政策精準扶貧，把農村醫療對號入座落實到位，為生病陷入絕望的農民岳旺申請到了大病醫療，使他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氣。所以，岳旺說，是大病救助、醫療保險拯救了他，也拯救了他的家庭。身體好了，岳旺又申請扶貧基金，買母羊發展養殖業，家庭富裕起來。“實踐證明，這些政策不是空話、套話，而是老百姓的救命話。”——這些話在這樣的語境下，才顯示出切實的分量，攖動人心。

革命老區，曾經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立下汗馬功勞，然而，在建設與發展的和平年代，一些革命老區還是貧困的重災區。幫助老區人民脫貧致富，是對先烈們最好的精神回饋和安慰。卜谷（滿族）的報告文學《歷史與現實的回響》反映贛南革命老區的脫貧攻堅戰。莫景春（毛南族）的散文《紅水河紅》反映的是紅色故鄉、“將軍之鄉”——廣西東蘭縣從革命到建設發展脫貧致富的歷程。紅水河畔的東蘭縣是鄧小平戰斗過的地方，是壯家好漢、桂西北農民革命的先導者韋拔群的故鄉，有著光榮的革命歷史。在21世紀初的西部大開發中，紅水河上建起當時國內第二大水電工程——龍灘水電站。在脫貧攻堅戰中，紅水河畔的貧困縣又開啟了鄉村振興模式。紅水河見證了兩岸人民的革命歷史與和平發展，共和國沒有忘記為革命作出卓越貢獻的老區人民，今日之振興，才驗證了昨日之革命的意義。

葉多多（回族）的報告文學《山岡之歌》讀來令人沉重又感奮。云南瀾滄的老達保拉祜族的民族文化脫貧，曾作為中國少數民族脫貧攻堅的樣板，于2018年6月25日美國聯合國總部“追尋美好生活”中國扶貧成就展中滾屏播出。葉多多關注瀾滄拉祜族由來已久，因為，“從我到來的時刻起，他們已經進入了我的心靈。”《山岡之歌》的深度與厚度，也證明了作家對于書寫對象的情感投入的重要性：唯有深情方可擁抱。老達保是一個“直過民族”（即從原始社會末期或奴隸社會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口較少民族）山寨，由于自然條件的限制，長期受到貧窮的困擾。近年來加大力度的脫貧政策，為這個“直過民族”實現民族二次跨越提供了有力的契機。葉多多特別關注拉祜族女子教育問題，為此深度走訪了瀾滄縣高級職業中學拉祜族女子班。“母親”關系著民族和國家的未來，所以，“母親教育”非常重要。瀾滄縣的“母親教育”工程由“現代母親”教育和“未來母親”教育兩部分組成：“現代母親”教育是對16至45周歲的拉祜族婦女開展掃盲教育，并在脫貧的基礎上進行實用技術等培訓，提高已成為或將成為母親的拉祜族婦女的素質；“未來母親”教育是對7至15周歲的拉祜族女孩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瀾滄職中的拉祜族女子班就是“母親教育”工程的一部分，職中書記李恩是一個拉祜漢子，他痛心疾首地說：“由于貧困，拉祜族早婚、早育、姑舅姨表親上加親通婚的現象相當普遍，直接導致了拉祜族體力和智商越來越衰退。你想想，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結婚生孩子是個什么情形！這對一個民族意味著什么？太可怕了！如果拉祜族的女孩都能盡可能地多讀一點兒書，我敢說，這種情況絕不會再有。”如此有價值的事業，做起來卻并不容易，女子班學生是從全縣挑選出來的，實行全部供給制，雖然沒有多少錢，但瀾滄是特困縣，經費很難保證。李恩更憂慮的是“這些孩子的出路問題”：“她們馬上面臨初中畢業，如果沒有了資助，很多人回去以后就可能被家里嫁出去，或是被原來的環境同化了。”葉多多看到了拉祜族女子的困境，也看到了她們困境中的那份自強。有一個15歲的女孩“爸爸不在了，媽媽改了嫁”，當被問及“你責怪媽媽嗎？”女孩回答得很平靜：“我不怪媽媽。因為一個女人應該得到她應有的生活。”在這個殘忍的問題面前，一個15歲女孩成熟理性堅強的回答令人震撼，使人看到了黯淡中的光明。即便這種女性覺悟只是星星之火，也彌足珍貴了，這就是“母親教育”的直接成效。哪怕微小的啟蒙，都比不啟蒙更利于民族的進步。經濟的落后與文化的落后并不成正比，老達保的民族傳統文化十分豐厚，從老達保拉祜族文化傳習館到藝術團的成立，既弘揚了本民族傳統文化，又豐富了山寨文化生活，在鄉村節慶中表演還為鄉親們增加了收入，是一種多贏的發展模式。他們的表演走向了全國，走向了世界，出現在聯合國總部的屏幕上。依托國家的扶貧政策，依靠文化產業的帶動，老達保全面繁榮了起來，實現了民族的二次跨越。

王華（仡佬族）的長篇小說《大婁山》寫國家級貧困縣婁山縣脫貧攻堅的歷程，寫出了脫貧的艱難，也寫出了日常與平凡中的英雄品格。路遙的《人生》中，劉巧珍進城去看高加林，對他說的就是家里的老母豬下了幾頭小豬崽這一類話，然而，這就是村子里的現實，也是扶貧干部必須貼近的現實。同樣，作家如果沒有放下身段扎進現實生活，也寫不出干部們嘔心瀝血的工作實況。在這方面，王華是有生活有態度的，把扶貧寫活了。“姜國良從鄰縣到婁山縣任職是有牢騷的，在面對月亮山村民不理解黨的政策拒絕搬遷時是有憤怒和無奈的，在面對花河鎮的扶貧問題時也是有‘恨’意的，這些都是他作為一個人的正常反應。”這種從“人”的角度的理解，反而使姜國良的為官素質更令人信服。為黨為民工作，犧牲是難免的，小說并不渲染犧牲者的壯舉，不會在犧牲關頭突出崇高，他們或者死于意外，或者死于急性心臟病，與蕓蕓眾生的死亡一樣平常。這種犧牲的價值是潤物無聲的，但卻更具有感召人心的力量。《大婁山》的反英雄敘述策略無疑是成功的。

紅日（瑤族）的報告文學《美麗山花》著重寫女性在脫貧攻堅鄉村振興中發揮的重要作用。《美麗山花》是專門為廣西大化瑤族自治縣各行各業的巾幗建功模范立傳的。藍芳靈受到家鄉小村黨總支的召喚，放棄工廠不錯的待遇和大都市的生活，回到偏僻的家鄉擔任村委會副主任，以“黨員能人＋農家樂＋電商＋旅游＋扶貧”模式，帶領村民致富。在大化，每個村黨（總）支部書記都被村民稱為“老黨”。“這是一個飽含深情滿懷敬意的稱謂，也是一個親切動聽溫暖人心的稱謂。”大化共有31位女“老黨”，其中七百弄鄉有7位，52歲的瑤族婦女藍月仙就是一位深受群眾敬服的女“老黨”，很好地代表了黨的形象，體現了黨員的先進性。潘云飛本是“富二代”，在自家大酒店當老總，卻選擇了具有挑戰性的養老院事業，成立大化民生幸福家園，為本地養老服務探索新路。

彭愫英（白族）的報告文學《走進知子羅》也寫到了女性在知子羅脫貧攻堅戰中剛柔相濟的溫暖擔當。“‘女人花’，離開安置點時，我突然想到了這個名詞。她們是盛開在知子羅易地扶貧搬遷安置點的‘女人花’，散發出勞動美和質樸美。”是的，無論在怎樣的紛紜困厄當中，女人總是能給出自己不可替代的那一份，撫平與共渡。

馬笑乾（回族）的小說《七寸紅》寫了一個新型的女干部形象，用關山草原的稱呼就是：碎娃娃。張秀娟書記是天津市委派的對口幫扶干部，到樺林村擔任駐村第一書記。村主任馬青山第一次見到她時，簡直不相信這個“看年齡還沒自己丫頭大”的“碎娃娃”就是傳說中的張書記。但一旦進入工作，馬主任就覺得她的確是“張書記”了。她一來就接待上訪，把星期二定為接待日。“不到一個月時間，村里聽不見那些上訪專業戶鬧騰的聲音了。”在村委會的黨員大會上，她思路清晰、擲地有聲、切中要害，很快發現了樺林村在脫貧攻堅工作中的許多短板。她實地考察，項目申請，聽取匯報，馬不停蹄，雷厲風行。張書記工作兩年見實效，村民們搬進了煥然一新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樺林村成為農牧結合區的樣板村，無線網絡全覆蓋，辦起了電商。樺林村還成為全域無垃圾示范區，為發展旅游業打好了基礎。馬青山給村子帶回了省農科院專家根據關山氣候和土壤專門培育的七寸紅辣椒品種，而同來的張書記臉上也被關山的風沙和紫外線涂上了“紅二團”，兩者其實具有相同的品質：紅彤彤火辣辣地致富。

《美麗山花》和《七寸紅》除了突出在扶貧與美麗鄉村建設中的“女主角”的作用，還特別強調了“知識青年”的作用。當年鼓勵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說“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今天鼓勵大學生返鄉創業，鼓勵大學畢業外出務工的年輕人回鄉進入“兩委”班子，才真正實現了“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樺林村的第一個電商中心，正是大學畢業后在城里打工的阿丹夫婦回鄉成立的。他們還教村里人學習如何玩轉網絡，很快其他村民也開起了網店，當地土特產通過網絡銷售到了山外。而張書記直接代言了當地特產，“粉絲”和點擊量都很高，這就意味著銷量。張書記成為網紅，同時也成了最美駐村書記，這就是新媒體時代的雙贏。年輕人熟練掌握新的媒介和商業手段，對于鄉村的與時俱進是大有裨益的。近年來的外出務工潮使農村“空心化”嚴重，正如村黨總支給藍芳靈的信中所寫：村里有志青年紛紛外出打工，也是致富方式，但也導致一個突出的問題，即村委干部后備力量薄弱，而在職的村干部也都年齡偏大。正是鑒于此，村委希望年輕有文化的藍芳靈回鄉競選兩委班子成員，回報家鄉。而事實證明，她的選擇是正確的。人往高處走，但何為“高處”？答案不一，人各有志。但藍芳靈們回鄉后的蓬勃發展，至少說明“逆潮流而返鄉”是一條思路，并為之提供了成功的證明。新農村建設不能僅僅依賴國家的扶貧政策，“等靠要”不是振興之本，把從本鄉本土走出去的人才吸引回來，使年輕一代回流農村，把流失的文化人培養為鄉村未來的中堅力量，是一條高瞻遠矚的思路。作家敏銳地抓住新氣象新思維，也是“位卑未敢忘憂國”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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