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興，我又被選為中國作協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這是我第三次當選為作代會代表了，按理說，有前兩次的經歷，應該有很平靜的心情了，但這一次卻特別地激動。

究其原因，是因為九代會這些年來，時勢對文學的呼喚更直接、更強烈，我不僅有許多切身的感受，也積累了許多對現實的思考，均盈滿于懷，不吐不快，急切地想帶到作代會上，與各位代表、作家同行分享。

我們京西，在進入新時期以來，首都功能重新定位之后，被劃為北京的生態涵養區和旅游目的地。因此，煤礦關閉，產業轉型。京西史家營鄉有個叫張進寶的礦主，積極響應，乘勢而上，在原有的礦山遺址上，斥資數億，埋頭苦干，居然修復出一處美麗的風景地，名曰：百瑞谷。

一天，這個鄉的黨委書記敲響了我辦公室的屋門，人未落座，就急火火地對我說：“你應該深入到我們鄉，關注一下百瑞谷，為它寫一篇賦，因為這條谷建得實在用心、實在別致，有大美存焉！你一旦賦成，既可以為它塑魂，又可以為它宣介，作家不能太自我了，也要心系民生。”

這個書記是我的一位小友，甚有親民情懷。他的希求，疑似為民請命，我便不敢拒絕，應下了。經過兩年考察，這處風景果然奇美，感動之下，遂寫《百瑞谷賦》。

無獨有偶。京西南窖鄉有個水峪村，系國家首批傳統文化古村落。村有四古：古宅、古碾、古道、古中幡，因而是天然鄉愁文化博物館。但是，雖然有著優越的傳統文化資源，以前因不會開發利用，便長期“美在貧窮中”。近年來，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村支部精準對接國家的有關政策和措施，帶領百姓大搞鄉村旅游，遂有了“富裕而美”的新景象。物質富有之后，村民追求文明詩意的生活，村民閱讀漸成風氣，村支部便順勢建了詩詞公園，讓村民一邊休閑，一邊品讀古詩，涵養精神。村里的婦女因為不發愁日子，心中的活力無處釋放，便結伴去平地上練習舞中幡。舞中幡是男人的專利，女人一旦舞動便驚動四周，吸引眾人。一些老人也爭著當仁者：一老漢磨豆漿，無償送給村里的病弱；一老漢制拐杖，送給需要的路人；更讓人驚異的是，一老漢以作詩為樂，用粉筆把詩寫在山石板上，且沿宅前街道一字擺開，上百塊擺在那里，蔚為大觀！為什么會這樣？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答案，要對得起新時代、新生活。

水峪鄉書記看了《百瑞谷賦》之后，急沖沖找到我：“你給百瑞谷做了賦，必須也給我們水峪寫一篇賦，因為它索系著歷史、時代、文化、人心，更值得寫！”

我隨他到水峪踏訪，走到石板詩人的宅前，被他鋪排滿地的詩陣震撼，立刻對自己說，他都能把詩寫在大地上，我為什么不能把詩寫在人心中？回去之后，關門三天，一氣呵成了《水峪賦》，得到了村民們的肯定。

通過自己的經歷，我感到歷史的變遷和時代的激蕩為文學提供了巨大的作為空間。不能總空喊要深入生活、貼近現實、扎根人民，要動真格地去踐行。因為不是“深扎”不“深扎”的問題，而是必須要“深扎”以及怎么“深扎”的問題。如果我們不認識到這一點，總是把“深扎”作為一種姿態，時勢不會答應，人民也不會答應。為了文學的尊嚴，我們不能一味地被推著走，而要有主體意識，主動融入、深入、投入現實，為時代而歌。

于是我想，文學家的立身，在當下的現實中，存在著兩個“面向”、兩個“立言”的問題。一個面向，是面向內心、面向自我，潛心于個人的文學創作，拿出足以立身的優秀作品；另一個就是面向社會、面向百姓，關心大局、關注民生，在時代的潮頭，為人民而歌、立社會之言，起到“助推”和“引領”的作用。換言之，立自我之言，深刻；立社會之言，廣闊。只有二者的有機結合，文學家才能實現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高度和完美的統一，才能產生出最廣泛最深遠的文學影響。正可謂，大地清明，文學花開，歡悅人間，我笑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