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長篇小說《大盛魁》的地方性書寫首先是北方邊地的風景、風俗、人間煙火等生活世界的描繪，讓那個時期的日常生活也能成為永恒的歷史景觀；其次是以豐富多元的人物形象，呈現(xiàn)日常生活所傳承下來的生命義理、人生之道。其地方性寫作的意義在于書寫生活、書寫人，以物質(zhì)容器的豐盈指向人的精神理想的建構，在精細的俗世經(jīng)驗中，探索深廣的靈魂空間。

關鍵詞：鄧九剛 《大盛魁》 地方性 生活世界 人物形象

鄧九剛的小說創(chuàng)作，從題材上而言，可以分為人物小說，如《人的魅力》《世界公民》《托爾斯泰之死》等；動物小說，如《棄駝》《哈達朝魯》《黃羊鳴》《白狐》《翁恭查干》等；駝道小說或者說商旅小說，如《駝道》《駝村》《駝商》《大盛魁商號》《茶葉之路》。①這三種題材中，鄧九剛以長篇小說《大盛魁》為代表，立足歸化城（今呼和浩特）的商業(yè)史，開拓了內(nèi)蒙古商旅小說的先河，也為一座城市留存了一段生動鮮活的日常生活。

鄧九剛從1972年開始發(fā)表小說，到1990年代《大盛魁》三部曲相繼出版，20年的時間，在閱讀、采訪、寫作、觀察中，明確了自己熟悉的地方、生活、人群到底是什么——“我在這樣一個地方扎根，我所寫的經(jīng)驗和材料都是有來源的，我知道這個人物是在哪個地方成長的，他說的話、吃的東西、穿的衣服，都是有來歷，有地方烙印的”。②鄧九剛的寫作立足于他出生、成長的地方，他在寫作中不斷地回望、不斷地辨析其間的風土人情、世態(tài)萬象。當他用一系列小說把這個地理意義上、經(jīng)驗意義上和精神意義上的故鄉(xiāng)寫出來時，他也找到了自己可以深深扎根的文學故鄉(xiāng)。他的大盛魁帝國里，有城市、駝道、商旅、風景、風俗、人間煙火等北方邊地的生活世界，有商人、駝夫、官員、家眷的生命情狀，也有作者在其中審察、思考、追問的人的存在，這些構成了他地方性書寫的主要內(nèi)容。

一

日光之下，并無新事，看日出日落，感受花開花謝，在衣食住行中過著兒女情長的生活，生命在這些日常里展開，情感在這些日常里落實，這就是小說敘事的永恒主題。③《大盛魁》的地方性書寫首先是人的生活世界的描繪，讓那個時期的風俗、人情、吃喝、玩樂、器物，甚至建筑被凝聚、被書寫，讓這些“日常”永久定格。歸化城里有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個免名召，有清真寺、望月樓、關帝廟，在扎達海河兩岸，錢莊、票號、店鋪，牛市、馬市、駝市、羊市，制毯作坊、馬衣作坊、駝屜作坊一直從駝橋橋頭鋪展到了道臺衙署的房子后面。在這些建筑中間，有歸化本地的“紅紙幌子”“白紙幌子”飯店，京城來的“聚京堂”飯館，沙王爺開的燒麥館，以及緊挨著飯店的大戲館子，山西梆子不絕于縷。當然，在歸化城的清明上河圖里，最有活力的風景是“卸完了貨的駝夫、穿著各色袍子的蒙古族男女、衣帽整齊的商人、頭戴白色圓帽的穆斯林、光腦袋的喇嘛、圓臉的巴爾虎人、面容粗黑身挎腰刀的西藏人以及讓古海特別新奇的灰藍色眼睛蓄著胡子的俄羅斯人。一個身著綢質(zhì)長袍的滿清貴族在津津有味地欣賞著賣藝人的手藝”④；在大盛魁城柜里忙碌著的“祁掌柜們”，穿著“杭州六機織的黑色繡花綢的長袍……腳上也是圓口布鞋，嶄新的俄羅斯黑呢鞋面，連布紋都看得清清楚楚，鞋底的邊沿用白膏子刷的锃锃閃光”⑤；還有大盛魁的伙計們，“一刻也沒停，算盤聲又噼里啪啦地響起來了。本地和外地的相與和客商紛紛走進大盛魁城柜的院子，或洽談、或過賬、或出貨，交際、經(jīng)營、財務幾個部門的房子里坐滿了客人”⑥。跟著故事情節(jié)的發(fā)展，作者就這么寫過來，有些是大寫意，有些是工筆細描，有些則是水墨點染，一段軼事掌故，幾句買賣閑談，三兩個的人物，歸化城的衣食住行就這么一條街一條街寫下去，讓那個時代的日常生活成為了永恒的歷史景觀。

跟隨著人物的足跡，這種日常風情的描寫拓展到喀爾喀草原、晉中平原，甚至是俄羅斯腹地。在恰克圖的年節(jié)時，“中方買賣城內(nèi)人聲熙攘，賣藝的、演雜技的、變戲法的，在街道的交叉路口上吸引了成百上千的俄羅斯男女。鑼鼓和嗩吶聲拼命地放出最高的聲響，渲染著節(jié)日的氣氛”⑦；在晉中大地，“宅院就像一面旗幟，它標志著一個人一個家庭在事業(yè)上成就的大小和社會上的地位高低；它是一個人走向世界的出口，也是一個人完成自己使命之后的一個安靜而可靠的歸宿之地……到處都聳立著一座座紀念碑似的宅院，一律的深灰顏色，每個村子都是”⑧；在西伯利亞，“貝加爾湖湖面被無邊無際的大雪覆蓋著，海九年為他和維克多的生意押運茶貨，運貨的是狗拉雪橇，雪橇就像駝隊似的拉成一條長長的鏈。數(shù)十只西伯利亞狗在雪野上奔跑，它們的狂吼聲匯成一片，在雪原的上空盤旋”。⑨作者下沉至那片生他長他的故鄉(xiāng)深處，下沉至他所熟悉和研究的駝道、商旅生活中，捕捉那些“陳芝麻爛谷子”的事情，捕捉他們在時間流逝中靜靜保留的氣息；這些風物、風情、人間煙火的日常，因他的文字，被回憶的光芒照徹，自由呈現(xiàn)，成了詩，成了生命樹上嶄新的創(chuàng)造。

“真正的小說家，必須對他所描繪的生活有專門的研究，通過研究、調(diào)查和論證，建立起關于這些生活的基本常識。有了這些常識，他所寫的生活，才會具備可信的物質(zhì)證據(jù)。”⑩鄧九剛的地方性書寫不僅限于還原了生氣勃勃的日常生活，他“前前后后采訪過一百多位從駝道也就是茶葉之路上退下來的老商人、老駝夫”11，在采訪、調(diào)查和研究中，建立起了關于大盛魁商號、茶葉之路、駝道、羊道的專業(yè)知識，在小說中像科學一樣精密地還原了這些專業(yè)知識和基本常識。

大盛魁里，有月月騾子季季標的商業(yè)結算、三年分賬、財東會議、太平清冊（三年的經(jīng)營報告）、萬金賬（股份分配、經(jīng)營總額、利潤、固定資產(chǎn)、公積金等）、大下市（斥退全體掌柜）、剃頭（替財東還清欠賬）等等商業(yè)事件的細密和精確的描繪。駝道上，有許多鐵規(guī)：貨物一律按照一百八十斤的分量裝包，駱駝韁繩的長度一律為七尺五寸，摟頭繩是七尺，綁鞍架的挺繩是二丈五尺；駝隊下面以把子（亦稱鏈子）來計算，每鏈駱駝必須18峰；駝隊中的有職業(yè)領房人、駝頭、駝夫、做飯的鍋頭、治病的先生，他們在七月至九月上路，走內(nèi)路和外路，外路的一直可以到達莫斯科和西伯利亞諸城。12駝場里，百步草是“橢圓形的葉子，麻蛇一樣的根”，專制駱駝口瘡病；胡椒治駱駝脫掌，“一峰病駝抓一小撮胡椒就夠了，拿井水熬，熬三個時辰，要慢火……熬好了要晾一天一夜，再行灌駝”13。在羊道上，有羊把式——專門從事長途趕運活羊的職業(yè)，把活羊從歸化城趕到北京城，一千里路，一路不掉膘14……自成一體的《大盛魁》商業(yè)世界里有他獨特的運營方式，貫穿小說始終的就是這些專業(yè)知識精密、準確、生動的還原。

一個作家把握、成就自身的能力表現(xiàn)在他筆下的世界其獨創(chuàng)性程度如何，其建構世界的邏輯真實性程度如何，以及構成這個世界的那些細節(jié)的真實性如何。《大盛魁》中日常生活和專業(yè)知識寫得像科學一樣精密，完全和物質(zhì)生活世界嚴絲合縫，甚至可以被真實地還原出來。讀者對一部小說的信任，正是來源于它在這些肉感、瑣細、堅韌的細節(jié)中一點一點累積起來的真實感。讀者信任、沉浸、接受這個由經(jīng)驗、細節(jié)和材料所建構起來的邏輯真實的世界里，也接受它所傳達的思想和精神，《大盛魁》這個獨創(chuàng)性的文學故鄉(xiāng)就建立起來了。黃永玉在《無愁河的浪蕩漢子》的序言里說，在文學上我依靠永不枯竭的、古老的故鄉(xiāng)思維。故鄉(xiāng)思維是什么……創(chuàng)造出一個有人歌于斯哭于斯的生活世界，一個在他們的愛中得以保存的完整的故鄉(xiāng)。15鄧九剛用有無數(shù)嘈雜且真切的活人的聲音，不惜余力地還原了那時的物質(zhì)世界和俗世的生活。在這個世界里，土地上的每樣東西都有一個故事，這些故事讓每個人的生活和祖先連在一起，有了根脈；在這些故事里，每個人的生命更完整，更健全，更貼近自然；這些故事連通著歷史、信仰和情感記憶，這是個傳統(tǒng)、信仰沒有斷裂的世界。鄧九剛的地方性寫作在這里是面向故鄉(xiāng)、尋找傳統(tǒng)和尋根的寫作。

二

錢穆說：“中國文學即一種人生哲學。”16文學筆下的歷史，既是生活史，也是生命史。《大盛魁》還原了歸化城的日常，這是生活的故事化；而以古海為中心，商人、伙計、駝夫、官員、手工業(yè)者、晉商背后的父母妻兒，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則展示人物性格化和人物內(nèi)心世界審美化的過程。這些人的生命史中，有反道德、反人性的人物，有瘋狂的、暴烈的人生，有等級森嚴、賞罰分明、誠實守信的經(jīng)商之道，也有勤奮、堅忍、深謀遠慮的勵志哲學。錢穆說：“世俗即是道義，道義即是世俗，這是中國文化的最特殊處。”17《大盛魁》的另一種地方性書寫，就是用形象來呈現(xiàn)生命的義理，呈現(xiàn)人生之道。

古海的生活經(jīng)歷和生命歷程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即“他隨時都在展開自覺的追求，即合規(guī)律性和合目的性的追求”18 。合規(guī)律性，就是古海一直按照民間倫理、儒家學說、大盛魁理念、駝道規(guī)矩來塑造自己；而這些行為準則，與他自覺和不自覺的個人目標是一致的。少年的他雙手會打算盤、會心算、會寫字，他按照父母的期望成長。大盛魁學徒，嘴勤、手勤、腳勤，學會了蒙古語、俄語以及各種管理經(jīng)驗，當了大掌柜的貼身伙計，他按照大盛魁的規(guī)矩打磨自己。流落到駝村之后，古海放駱駝、走駝道、開辟新駝道，以民間倫理和臥薪嘗膽的堅忍把自己改造成錚錚鐵漢。重回大盛魁，萬里押運壓茶機、建召河牧場、開拓中國與俄羅斯的合法貿(mào)易通道，他要建功立業(yè)，為大盛魁，甚至是中國民族工商業(yè)殺出一條血路。一次次絕地逢生的淬煉，一次次靈魂的掙扎與超越，古海從循規(guī)蹈矩到敢想敢干，從文弱書生到叱咤風云的商場領袖，他在世俗和道義中成就自己傳奇的人生，完成了一個典型人物性格化的過程。黑格爾說，生命的力量，尤其是心靈的威力，就在于它本身設立的矛盾，忍受矛盾，克服矛盾。19古海在功利性追求與人性矛盾狀態(tài)中掙扎，在生活的進程和生命的際遇中展示了個體心靈的生長和生命的力量。

古海是有集中效益的典型人物，他折射的是一個群體，他的生命歷程就是中國儒商——晉商、歸化商人、京商等等所有商人的一個縮影，他是他們，他們也是他。這一類型人物的多面性、豐富性和復雜性，僅僅通過古海個人的經(jīng)歷不足以展現(xiàn)。所以，作者用了《史記》中的互文見義法，人物性格、命運互相補充互相印證。大掌柜王廷相“目光凝重面色沉穩(wěn)”，財東代表會議上精準地把握火候、處理矛盾，與俄羅斯人談判時的欲擒故縱，開拓新疆市場的深謀遠慮，走“暗房子”時的非常膽量；對待損害大盛魁利益的祁掌柜殺伐決斷，對為大盛魁付出性命的海掌柜，極盡死后的哀榮；大掌柜是儒家文化浸潤出來的，有眼光、心胸、智慧、謀略的理想商人形象。大掌柜所為，就是古海成為大盛魁的掌舵人之后的所為；而古海在駝村、駝道上的淬煉重生，也補充了大掌柜年輕時的成長經(jīng)歷；沒有幾番生死考驗，他們都成不了大掌柜。功成身退的驪掌柜、大膽改革的李泰、改寫國籍的鄺振海、背叛大盛魁的祁掌柜、中間人物史財東，甚至是作為反面典型的祁掌柜等等，這些人物的生活和生命歷程就是晚清中國商人的群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時代背景下，他們有著政治上和經(jīng)濟上的軟弱性，但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以勇者無懼、智者無惑、誠者有信、仁者無敵的才華支撐著中國民族商業(yè)的發(fā)展，對這些人物形象的精心塑造也包含著作者對于傳統(tǒng)儒商的熱愛和尊敬。他們的人生故事、生命成長以及“日常生活蘊含著的人情、義氣、忠誠、犧牲，這些都是中國人特別看重的人生道義”20，也是《大盛魁》所傳達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傳統(tǒng)儒商的倫理精神。

古海是儒商的典范，是事業(yè)的成功者，可是情感似乎一直是他的絆腳石，他是感情的失意者。古海勵志的人生路上，葬送了三個女人的青春，也葬送了父母的生命、靈魂。古靜軒作為一個不如意的商人，他的期望都寄托在了兒子的身上，古海的大起大落，讓他從驕傲自大、失意瘋癲到墜崖身亡。母親，這個平日柔弱雅靜的女人，經(jīng)歷了丈夫去世、兒子生死不明、兒媳的不倫之后，其性格中的剛強、狠辣也被激發(fā)了出來。古海在出人頭地的路上，可以舍棄愛人、父母、家庭，甚至生命，狠辣的個性與母親如出一轍。而古海的幸運在于，母親的行為讓他警醒。在二斗子的駝隊進入毛爾古沁大峽谷的時候，他提前開了槍，保全了戚二嫂和二斗子等人的性命，在事業(yè)和情感之間，能夠處理得更為通達一些。《大盛魁》書寫晉商背后的父母、妻子、兒女的守望、等待、失意、瘋癲、絕望，是用一種生活來解構另一種生活，用一種義理來反抗另一種義理；這是弱的哲學，是精神的異見，也是生命義理的一次嶄新發(fā)現(xiàn)，它對人與世界的關系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詮釋；《大盛魁》另類人物命運書寫具有某種精神標識的意義，能擴大我們對生活和自我的理解。21《大盛魁》以豐富的人物群像，呈現(xiàn)生活別史，呈現(xiàn)個人生命史、心靈史，呈現(xiàn)日常生活所傳承下來的生命義理，展示世俗中的道義，道義中的世俗。

鄧九剛的寫作“在細部流連，努力地由細部把握整體，他相信正在周圍躁動的一切是生活的粗糙表象，而他手里的這部小說揭開了生活沉默而真實的層面”22。《大盛魁》展示北方第一貿(mào)易公司大盛魁由盛到衰的過程，展示茶葉之路、萬里駝運的輝煌發(fā)展，展示歸化城的風土人情；而這一切都是“生活的粗糙表象”，無數(shù)如古海一般的普通人在時代大潮中的悲歡離合、心靈的掙扎和成長才是“沉默而真實的生活”。《大盛魁》記錄倫常、秩序中的人的日常，最終是對每一個個體的感同身受，對人類處境慈悲的打量、深切的體恤和貼心的思忖。

注釋：

①托婭 ? 阿茹漢：《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小說史》，內(nèi)蒙古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86頁。

②⑩謝有順：《小說寫作的幾個關鍵詞：地方，物質(zhì)，感官，自我，時代》，《收獲》2016年第1期。

③2021謝有順：《文學及其所創(chuàng)造的》，海峽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318、332、333頁。

④⑤⑥⑦⑧1314 鄧九剛：《大盛魁》（第1部），湖南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2、19-20、234、263、251、124、311—312頁。

⑨12鄧九剛：《大盛魁》（第2部），湖南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第316、38—39頁。

11鄧九剛：《正在長大的“孩子”》，《文藝報》2008年5月4日。

15張定浩：《愛和憐憫的小說學——以黃永玉〈無愁河的浪蕩漢子〉為例》，中國作家網(wǎng)2014年9月11日。

16錢穆：《現(xiàn)代中國學術論衡》，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版，第248頁。

17錢穆：《中國史學發(fā)微》，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9年版，第88頁。

18劉再復：《性格組合論》，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第340、360頁。

19轉引自劉再復《性格組合論》，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第360頁。

22李敬澤 ：《格格不入，或短篇小說》，《文學報》2015年2月19日。

[作者單位：內(nèi)蒙古作家協(xié)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