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堯： “重建文學性”

從2020年9月持續到2021年的“小說革命”討論，從2021年1月上海《收獲》“無界對話：文學的遼闊天空”，到2021年7月《收獲》與《小說評論》在西安舉辦的“‘小說革命’與無界文學”討論會，以及清華大學文學創作與研究中心舉辦的“小說的現狀與未來”文學論壇等，都指向一個話題：我們今天如何重建文學性。正如李敬澤在西安會議所說：“在文體或者文類上做種種跨越的花樣，并不能解決多大問題。根本的問題是，我們這個時代需要我們拓展甚至發明新的文學性，需要我們開拓新的邊界，走到更廣闊的的原野上去。”盡管我們對文學性的理解、文學狀況的判斷存在差異，但顯然都意識到了文學的困境與危機。這種困境與危機并不是社會現實的急劇變化，而是我們在面對這種變化時逐漸失去了從容應對的能力，這意味著我們熟悉的“文學性”也處于晃動之中。文學無法置身于變動不居的社會現實之外，“新文化運動”與“新文學”的互動，是文學“外部”與“內部”關系纏繞激蕩的最成功的歷史經驗。不僅是“外部”的沖擊，“內部”的矛盾運動都始終讓“文學性”處于“恒定”與“嬗變”之間。即便不說百年，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風生水起的階段都是“文學性”重建的過程。2021年的“小說革命”、“無界”和“小說的現狀與未來”等話題敏感于已經略顯遲鈍的小說觀念、審美經驗、藝術形式等問題，也只是對已經變革的文學所作的一次提示。

歐陽江河： 轉化、余存

透過來自寫作、批評、閱讀的交互目光，回看2021年的詩歌寫作現場，從中或許可以提取出不少的關鍵詞，對詩歌現場大致的特征、趨向、漫射予以追述。限于篇幅，我僅提取出兩個關鍵詞，用以描述“新冠之變”這一特定時段的詩歌特征。第一個關鍵詞是：轉化。2021年新冠病毒在全球持續肆虐，中國幾乎是唯一沒失控的文明體，當我們從中國朝外部世界觀望時，可謂五味雜陳。仔細區分一下，借助新聞報道的、世衛組織定期發布的統計數字的、抖音或熱搜的當下目光，與借助詩意深處的萬古目光，人們在觀望同一個世界時，會產生某種微妙的、偏移毫厘但相去千里的視差。如何在這兩種差異目光之間形成必要的公度與平衡，如何轉化平行世界之間的錯疊與盲見，這是新冠時期詩歌寫作的一個宿命般的使命。轉化，不僅指的是物質世界朝向詞語世界、實存朝向靈暈、我思朝向我寫、亂象朝向秩序的轉化，也包含了反過來的、逆向的、反詞寫作的轉化。換句話說，寫作的、詩歌技藝的東西，必須反過來朝生命本身、朝日常現實轉化。對此我的觀察是：早些年詩歌寫作現場那種詞生詞的、空對空的、凌虛升華的寫作，在2021年，已大為消隱退身。由此帶出的第二個關鍵詞是：余存。新冠大流行，帶來了猛烈的、突兀的、面目無法分辨的死亡，人還沒活夠、還沒活完自己的命，就離世了，這么多被活剩下的生命在世界上魂游不散，變成了符號，呼愁，虧欠，旁注與旁聽，變成了消極性。消極性身上有著活的、純屬空缺的大能量，它同時是限定與打開，力與熵，有生之年與昨是今非。當代詩歌聚深透之力處理消極性，絕非權宜之選，由此帶出的深思、感念、覺知、神啟，在2021年度的眾多詩歌文本中，如火樹銀花般觸目。消極性通過當代詩歌的重新整理、編織、塑形，呈現出人類共同體特有的尊嚴、融合、堅忍、心動，詩歌在最為積極的、最進取的、最強有力的意義上對每一個人說：消極性是人類共有的當代性，也是人人都能分享的古代和未來。我們曾經在哲學的層面談論過、界定過消極自由，但是，更珍貴的是，2021年，中國詩人開始考慮、開始深究、開始書寫、開始塑造消極性。我們的微笑，我們的悲憫，我們略帶傷感的昂揚，我們的邁進與退思，我們的夜讀、深寫、頓悟或漸悟，甚至我們的愚昧，都歸攏在這被詩歌所深深寫下的消極性里了。從中，寫者與讀者所汲取、所獲得的，將是真正成熟的活力、認知力與感受力。

何言宏：Z世代文學方興未艾

2021年，Z世代文學方興未艾，仍然保持著年輕和旺盛的活力，也越來越引人注目。一方面，很多文學期刊仍然在諸如“九○后”（《人民文學》）、“網生代”（《作品》）、“開端季”（《山花》）、“校園”（《詩刊》）、“新星座”（《揚子江詩刊》）、“新青年”（《詩歌月刊》）、“新勢力”（《詩潮》）、“最青春”（《草堂》）和“新星空”（《江南詩》）等名目的專欄中，集中刊發Z世代作家與詩人的作品；另一方面，《芳草》雜志還很明確地特辟“Z世代”專欄，陸續推介王子瓜、胡超、王徹之和張朗等代表性的Z世代詩人。《中國教育報》《文匯報》和《文學報》等主流媒體，也專門發表過關于Z世代文學的專題。Z世代文學，顯然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文學現象。

Z世代的作家與詩人擅長書寫他們所獨有的生活與經驗，表達這一代人的精神與心靈，我曾用“淺表主體性”“反諷詩學”和“愛無能”的情感結構等來把握他們的創作，但在2021年，賈若萱《李北的一天》、顧拜妮的《殺手與笑臉猴》、蔣在的《飛往溫哥華》和渡瀾的《謊言之春》等卻表現出新的特點，特別是在情感特征方面，他們幾乎不約而同地共同突出了血緣親情。不管是賈若萱筆下奮斗進取的姐姐李南和“躺平”的弟弟李北之間的姐弟之情，還是蔣在所書寫的離異夫妻對于孩子的舐犢情深，抑或是在具有天才般想象力的渡瀾的小說中，那位已經98歲高齡的老人蒙根烏伊爾對于春天、對于父母的渴望與回返，都是基于血緣之愛，這一深厚和永恒的愛的情感，成了他們的共同主題。如果我們再聯系到Z世代詩人的大量詩作，這一主題的書寫和表現，無疑將更加豐富。

我們的Z世代文學對于血緣親情的突出書寫，意味著他們試圖在自己的情感結構中開始尋求最可靠的“愛”的資源，在變局時代的價值選擇中，側重于強調親情倫理的動人力量和巨大價值，這在全球性的Z世代代群中，于“數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等諸多共同的“全球共性”之外，初步形成和表達了中國Z世代的“中國特性”，意義非凡，也很值得我們進一步去關注。

邵燕君： 分眾、分級

2021年最后一個季度，網絡文學界出了兩件大事。一個是新興免費平臺七貓小說收購了老牌付費網站縱橫文學，隨后，擁有目前最大免費閱讀平臺番茄小說的字節跳動，又轉身推出付費閱讀平臺常讀小說和久讀小說；一個是“女性向”大本營晉江文學城宣布將嘗試實施“作品分年齡閱讀推薦”體系。

于是，“分眾”和“分級”成為2021年網絡文學的關鍵詞，也將成為新一年行業發展的重要看點。

近年來，隨著網絡文學的迅猛發展，其建立在“愛好者網站”基礎上的生產機制受到根本性挑戰。一方面，攜大資本、大數據之威崛起的免費模式，對起點中文網創立的VIP付費閱讀模式——這一網絡文學立身之本發起沖擊。另一方面，監管的趨嚴使一些網文的核心爽感模式必須做出調整，這一點，以“女性向”大本營晉江文學城受到的沖擊最大。目前的結果是，免費和付費模式經過幾年的博弈都存活下來了，并且從“雙活”走向“融合”。晉江則用分級的方式，把老讀者和新讀者（尤其是近兩年隨著IP劇火熱涌進的大量低齡粉絲）作了區隔。

通過“分眾”和“分級”，網絡文學真正形成了由“大眾”和“小眾”組成的金字塔結構。數以億計的原“盜文讀者”，終于可以安心坦然地在免費平臺上享用專門為他們寫作的網文，構成網絡文學龐大的底座。仍然堅持付費的讀者傲然坐穩了“小眾”（雖然人數仍在一千萬到兩千萬之間）位置，這有利于網文向更專業化、精品化方向發展。晉江也如其推出分級制度時所稱，“把作品按照不同的標簽、類型及其他特點，做不同年齡的閱讀推薦體系，讓那些有爭議的、尖銳的、思想性更復雜的文章，暫時遠離那些心智還不夠成熟的讀者，同時也是留給成年人一個更加安心的閱讀空間”，并會優先把“最受社會關注的小眾題材按照輕重緩急逐步做分級”。

也就是說，通過“分級”“分眾”，網絡文學中的精英部分將向著“小眾”方向發展，這也是網絡文學進一步走向成熟的標志。當然，“大眾”和“小眾”之間不能隔絕，只有彼此互通互動，“小眾”才不致孤絕，“大眾”也不致枯竭。

張定浩： 文學批評

2021年歲末，一本名為《文學批評：一部簡明政治史》的小書開始默默地在我的同行之間流傳，它有別于我之前見到的任何一本西方文學批評史，作者約瑟夫·諾思我也聞所未聞，但他用序言的第一段話就將我打動：“本書對一個世紀以來主導英語世界的學院派文學批評的基本范式進行了概述。即使這方面的工作不算我們這個時代的當務之急，它仍不失為一個很緊迫的現實問題。文學研究相當于一個雖小但無比重要的測試用例，供我們思考那個更宏大、更核心的普遍性問題，即我們所生活的社會如何培養我們過深沉本真的生活，并且它在多大程度上允許我們過這樣的生活。”

他梳理了20世紀下半葉開始占據主導地位的“歷史主義/語境主義”批評范式的由來與現狀，這種批評范式從最初反抗精英主義的激進精神，漸漸淪為學院諸公退縮保守的謀生工具。就我所生活的社會而言，這種從文學到文化，從批評到學問的轉向在上世紀90年代之后也迅速被引進和吸收，但這種吸收基本是拿來主義式的，因此從一開始就幾乎是保守和無生氣的。詹姆遜“永遠歷史化”的口號，在我們這里就意味著一切存在的文學文本都是合理的，重要的是解釋它們而不是判斷和篩選。于是，審美趣味的高低被閱讀量的高低所替代，面對每年層出不窮的新作品，文學批評變成一項只有剛入行的年輕人和對文學有超凡熱情的人才樂意積極為之的體力活。

當然，約瑟夫·諾思也提醒我們，文本批評最初的作用，也并非日后聲名狼藉的價值判斷，而是“幫助讀者更好地整理思維”，“培養新的感受力”，這種來自文學批評所鍛造的思辨力和感受力，能夠幫助每個讀者過自己的生活。然而，這種思辨力和感受力的鍛造，又是和價值判斷密不可分的，因為價值判斷的基礎是判斷者的誠實，這種誠實好比是游戲中的賭注，只有帶賭注的游戲才能激發參與者的活力。但目前的現狀是，批評家基本上放棄了對于新作品的價值判斷，以及有關價值判斷的公開爭論，或者說，這種判斷和爭論即便有，也被迅速歸入某種個人趣味之爭。大多數批評家不再通過撰寫文章的方式來發表異見，他們在年底多元化地投票，以一種誰也懶得去說服誰的民主形式。

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文城》在2021年歲末，一躍成為了各種榜單的寵兒，它的成功可以視為這個時代在喪失文學批評之后的審美感受力的一個縮影。

石一楓： 體會、觀察

對我來說，2021年的文學關鍵詞可能還是“體會”與“觀察”。疫情已經持續兩年，此外還有相關的一系列重大政治經濟變化正在發生，天邊炸雷，終究會化作雨滴灑落在我們身邊。滿天都是黑天鵝，滿地都是黑犀牛，稍微敏感的人都會感到生活正在發生方向不可知的、一言難盡的巨變。而如何捕捉、描述和反省這些變化，對于文學寫作仍是問題，古老的邏輯下的新問題。

經過前輩的努力，我們的文學在處理此前的社會時，似乎形成了一套看似行之有效的方法——那種認為靠一代人的努力就能改變命運的社會信念，來不及為了抽象理念壁壘分明橫眉相向的寬容，出門不必戴口罩的安全感。然而當我們感到自己能夠書寫那個社會的時候，社會也不是社會了。可悲的是文學天生滯后，小說少有能成預言的，我們也只能盡力捕捉新變。我日常關注的還是那些能從日常狀態中汲取靈感，找到一些對日常生活的新發現的作品，同時能看到值得敬佩的作家正在點滴的新發現中形成新觀念，并醞釀著對于時代的新的總體性的視野。具體作品不勝枚舉，比較印象深刻的是長期在看《收獲》《十月》這些刊物，以及《小說選刊》《小說月報》之類的選刊，還包括人文社做的歷年小說選本。我參與編輯的《當代》當然每期都看，不過那就是工作范圍之內了。同時期正在寫作的作家，不大可能有那種寫作教科書的意義，但學生之間互相對對作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再說又哪有什么寫作教科書。看上述讀物，我能知道對于我所感興趣的類似問題，同時代的人都是怎么想的，人家的體會和觀察側重點在哪里。其他國外的作品也看，印象深的諸如黎紫書的《流俗地》和凱瑟琳·斯多克特的《相助》，安妮·普魯的《樹人》也算一本，感覺國外作家往往比我們更有耐心也更審慎，對于過往時事并不急于發言，而是從扎實的考察與記述中捕捉一言難盡之處。對生活有鮮活的體會與觀察，又以從容客觀的心態去思考它，我想這是寫出好作品的前提吧。

黃平： “破圈”

說到“破圈”這個詞，有太多成功的例子，我不知道為什么叫到我。后來想一想，“破圈”的多，失敗的例子且愿意談談失敗的，不多。叫我來講，隱含的意思是希望新一年大家引以為戒，埋首文學，發奮創作。想到這一點，似乎寫這篇文章責無旁貸了。

如果從文學圈的角度來概括“破圈”這個詞，就是指作品被文學圈外的受眾所了解。這首先是一個“媒介”的轉換，在專業文學期刊上發表作品，不算“破圈”。大家熟悉的媒介轉換，大概有報刊專欄、暢銷書，這依然是紙媒的層面。后來電視媒介帶動一波“破圈”熱，比如《百家講壇》。在網絡時代，無論報刊還是電視都漸漸落寞。現在指的“破圈”，多指在網絡平臺上發表作品。

這里的發表，指的不是將作品貼到博客和微博上，也不是指在微信公號上推送。網絡平臺的媒介轉化，難在要將“文字”轉為“音頻”或“視頻”。讀文字的，廣義上還是圈內人；依賴聲音或視覺形象的才是圈外人——想想我們親友微信群或小學同學群，是不是一直是語音的天下。

這里要說到我2021年的工作了。機緣巧合，我上半年在“喜馬拉雅”平臺上推出一門關于“內卷文化”的音頻課程。因為“內卷”熱，很多有影響力的媒體有過報道，實際上收聽的人不到20萬，這在網絡平臺上算不上很多。下半年則成為了B站的UP主。我可能要解釋一下什么是UP主，大概意思就是要固定地上傳視頻，一般是短視頻，十幾分鐘，可以理解為以短視頻的形式寫專欄。以B站為例，有時候和文學圈的朋友聊到此事，我都介紹說我是草根UP主，大家哈哈大笑，以為我謙虛低調。

然而，這是真的，我是貨真價實的草根UP主。我下面要說到“破圈”的關鍵所在了，用兩個圖形來說明。其一，金字塔圖形，這是我們以為的文化傳播的方式。這也是很多同行朋友在B站上有挫敗感的原因：我們以為我們有文學圈內的諸多頭銜了，發表過那么多作品，來到網絡平臺登高一呼，應該粉絲云集一呼百應。其二，兩個圓圈的部分交疊。兩個圈子幾乎是隔絕的，所謂“破圈”，意味著要在交疊部分，以另一個圈子感興趣的話題與感興趣的方式，把自己的東西傳播出去。這天然地就弱勢于另一個圈子中自己的UP主，比如B站上知名的文學評論家，本文的讀者估計聽都沒聽說過。

既不能“啟蒙”，也不能“迎合”，“破圈”的難點，意味著要找到一種全新的話語方式。這是我目前也沒有找到的，我目前能做到的是去了解，去傾聽——“破”的不是圈，是圈里的我自己，是我所熟悉的書房里的一切。就像我現在，很喜歡聽小學同學群里的語音。聽他們的家鄉話，我能感受到過年殺豬菜那蒸騰的熱氣；盡管我自己，從來沒有在群里說過一句話。

黃詠梅： 情義非技巧

2021年不少長篇印象深刻。其中余華的《文城》讓我感觸良多。一如余華每次出書后的熱鬧，有贊有彈，《文城》也不例外。我覺得《文城》給我的感動是很多作品沒能給予的，讀到不少地方讓我鼻子發酸甚至淚目，而這些地方，無一不是因人物的深情大義而傳遞出來的感動。作為一個寫小說的人，深知打動讀者之不易和寶貴。一段時間以來，我將小說的情義書寫歸為小說技巧之一種，如同場景、對話、心理等描寫，我甚至覺得小說里的情義最不好寫，分寸不好拿捏，寫過了會顯得做作煽情，寫不到位則毫無效果，不如寫殘酷慘烈得分。“情義”大概被余華一貫奉為小說里的珍寶，他甚至是為情義而寫作的。《文城》如同《活著》《許三觀賣血記》甚至《第七天》一樣，用簡樸的語言、飽滿的細節傳遞出了動人的情義，情義寫到深處也是一把利器，如同余華小說《朋友》里那根沾濕的毛巾打贏了一把菜刀，它會使讀者爆發出情感，獲得正義的能量。前幾年，評論家孟繁華就當下寫作的“情義危機”引起了批評界的一場大討論。為什么作品中不見深情，為什么情義難寫？是因為寫作者本身情義的血液稀薄，還是因為作者手中的筆難以淌出情義的墨水？從余華的寫作我獲得了一些認識，不管一個作家自身是否能做到最大限度的有情有義，但他必須看重情義，相信情義，只有這樣，他的筆才總會被人性的光芒所引領，他的書寫才會被照亮并照亮著讀者。現在我覺得，情義非技巧，它是一個作家的信仰。

項靜： 地域、家族

陳福民《北緯四十度》是一本實踐之書，以作者正在進行的認知去清理歷史的陳見和過分的文學修辭，辨析種種說辭與遺跡，讓歷史和文明本身艱難的達成過程一一浮出。在這本書中，文明是動態的過程，是北緯四十度這個標的物周遭所裹挾的價值和文明借由我們熟悉的人物和故事，再次在新世界復活的一本書，它從文明的角度強調了邊地和邊地敘事的重要性。林白的長篇小說《北流》，也來自于邊地空間，不過它是一個更加具體和有形的地方，小說以有限的個人、地方、詞典、書單擁抱無限的世界，故事生產故事，人物牽連著人物，地域引領新的地域，這個邊遠之地的精神性的人們擁有了不死的激情和不易被輕易撼動的心。在北流“家族”中魚貫而出的鄉鄰們，同學聚會上延遲的時間中，知青生活漫長的等待里，實體的世界不斷出現縫隙，秘密、幽默、傷害與窺伺潛伏進來，也有智慧和日常的傻笑，它們五彩斑斕、千頭萬緒，扶老攜幼，痛癢相關地向前走。《北流》保持著林白早期作品中的叛逆與尖銳，增加了成熟作家的幽默豁達，不時與預想的讀者路徑作一番調笑悖反，正在進行時與過去完成時之間騰挪交替，邊地、都市景象與世界革命地圖并置。羅偉章的《誰在敲門》，相對來講是一部單純的當代“家族”小說，但又聳動著明顯的寓意空間，父親退場家族亂成一團，亂是當代文學寫作中國家、歷史和家族的常見形象，那些魚貫而出的紛擾、自私、放任、妥協，每一個被波瀾觸及的人都被打開了一扇自我之門，這是當代人情感必須的塑形之路，也是我們判斷一個當代作家的必要觸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