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科技的背景下，在特殊的疫情時期，用這種方式和山西的兒童文學作家們見面，我非常高興。

我對山西有一種特殊的感情。第一，山西的馬烽主席曾經是我們作協的老黨組書記、一位令人尊敬的老作家，我很小的時候就讀他的小說，比如《我的第一個上級》《村仇》等等。

他的愛人段杏綿老師是山西兒童文學界的代表人物，在八十年代我出席過若干次兒童文學會議的時候，山西總是由段杏綿老師作為兒童文學界的代表出席會議，所以他們倆的存在讓我對山西兒童文學有一種特殊的感情。

此外，去年在疫情中我到沁源參加了山西作家蔣殊的一本書《沁源1942》的首發式，這本書講的是“沁源圍困戰”，而參加“沁源圍困戰”的就是當年八路軍的兩個主力團，一個是二十五團，一個是三十八團，實際上就是后來我所在的步兵陸軍四十師的一一八團和一一九團，我們是炮兵團，因為一個師就是三個步兵團和一個炮兵團，三個步兵團有兩個在山西參加了“沁源圍困戰”，所以那個時候我感覺找到了部隊的老根。蔣殊在書中最后引用八路軍連長王爭寫給家里的信，王爭就是我們四十師的老師長，因此對我而言，在山西沁源不只是文化尋根，更是軍旅尋根，尋找老部隊的蹤跡。

因為我所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十四軍四十師的前身是山西決死一縱隊，第一任政委是薄一波，所以我們這些外地兵駐防云南之后，吃的飲食都是山西的口味，比如山西人吃的合子飯，這是我們每天早上必吃的，還有我們軍部的招待所一律蓋成山西的窯洞式，軍首長的房屋也一律都是窯洞式，其實在南方、在開遠完全可以蓋成瓦房，但可能當時我們后勤的領導只會蓋一種，所以全部蓋成窯洞式，以至于七十年代我住在滇南開遠軍部窯洞式的招待所里，感覺和山西很近。

現在我們談兒童文學，我可以很驕傲地告訴朋友們，我印在名片上唯一的身份標志就是“兒童文學作家高洪波”。盡管我擔任過作協若干職務，但都可以略去的。因為兒童文學作家是我特別喜歡和驕傲的一項事業，我曾經表達過一個觀點：在諸多的文學門類中，兒童文學作家是一個幸福指數很高的職業。之所以產生這個觀點有歷史的原因，也有現實的原因，可能還有個人性格的原因。

歷史的原因就是我從云南軍旅轉業到《文藝報》是我27歲的時候，還沒有結婚，那時候我的分工是三大版塊，第一個是詩歌，第二個是少數民族文學和民間文學，都是我分管報道的，第三個就是兒童文學。當時我們的評論組里有一批著名的評論家，比如劉錫誠、閻綱、雷達、吳泰昌等等，大家各有各的分工，還有李炳銀，他負責報告文學，去年和我走了一趟山西沁源，1978年我們倆在《文藝報》辦公，當時是最年輕的編輯和記者。

我分管兒童文學之后，一直和這個領域的優秀的老作家以及青年作家們不斷地交往，報道各種會議，關注他們的創作，及時地在《文藝報》推出，詩歌、少數民族文學和民間文學也都是我報道的任務，所以那時候我跑的面非常廣。

但是真正地成為兒童文學作家并作為終身的職業還是在我成為一個小女孩的父親之后，我女兒在1980年出生，在她出生一個月后我突然想給孩子們寫詩，有一種責任感，這可能是一種先天的父愛。

除了歷史的原因和工作的原因，還有性格的原因，因為我比較喜歡小孩子。我記得俄羅斯重要的批評家別林斯基說過一段很有名的話：“兒童文學作家是生就的，而不是造就的。”我的理解就是從事兒童文學寫作的人一定要有某些天性，比如快樂、幽默、本質善良而且愛自然、愛孩子、愛身邊的一切。

如果整天皺著眉頭看人生，憤怒得像一只好斗的小公雞，對一切都不滿意，見到小孩子很煩，這樣的作家也能成為大作家，但是要成為兒童文學作家恐怕有一定的難度，所以別林斯基說：“兒童文學作家是生就的，而不是造就的。”所謂“造就的”就是很多人想成為一個好的兒童文學作家而努力，后天的努力固然很重要，但是先天如果帶著某種性格的缺陷或者對人生持一種悲觀、抱怨甚至仇視的態度，可能寫不好兒童文學。

我很尊敬的幾個兒童文學前輩，他們的性格里都有前面提到的成分，比如冰心老人，我無數次地見過冰心，她著名的幾段話都闡述過要有一種濃濃的愛意，她是這樣的性格，我去過她家很多次，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她突然和我說：“高洪波，我收到了很多很多小朋友的來信，幾乎有一麻袋。”

那時候孩子們很喜歡她的作品，都給她寫信，現在這些信件都保存在北京和她的家鄉福建的冰心紀念館，甚至她案頭的那只大白貓。大白貓是她家特別有意思的一個寵物，只要你想和冰心合影的時候，它一定要趴在桌子前面搶鏡頭，大白貓曾經丟失過，冰心專門寫過尋貓啟事，但是她的尋貓啟事貼上就被人揭走了，畢竟是冰心的手跡，為了收藏。

大白貓去世之后，那時冰心也已經去世了，福建冰心文學館館長王炳根將大白貓制成標本帶到了福建，現在還在福建長樂的冰心紀念館里。冰心的父親是晚清的海軍軍官，甲午海戰的時候差一點戰死，所以冰心對日本人有自己獨特的看法，如果照相用日本相機，她會馬上說：“你不要用日本相機給我照相。”這是她的性格。

冰心先生曾和我說，收到了很多小朋友的信，用的都是公家的稿紙，并問我是不是也有這樣的習慣。我很慚愧地說：“是啊，我也經常用公家的稿紙寫私信。”冰心說：“我父親那代人的辦公桌上有兩盒信箋，一盒是私箋，寫私信用的，一盒公家的，寫公函用的，公私非常分明。”這樣一個細節讓我非常震撼。

冰心在晚年的時候病重，要住院輸血，我去醫院探望時，她非常開心地跟我說：“我昨天晚上可能輸的是一個藝術家的血，做了好多五顏六色的夢。”說完她呵呵地笑起來，冰心就是這樣一個可愛的老人。

對于從事兒童文學，我一直有一個重要的觀點：三心二意。

“三心”的第一“心”是童心，第二“心”是詩心，第三“心”就是冰心說的愛心；“二意”是感恩意識和敬畏意識。這是我對兒童文學作家朋友們的一點重要的期待。

“三心二意”一般是指做事不專注，是個貶義詞，對照“一心一意”可能更加頑皮和多動，不太招人待見，但是我覺得我對“三心二意”這樣的闡述支撐起了我的兒童文學創作觀的框架。

第一是童心，是一個兒童文學作家必備的。不久前，在作代會上，有一個軍旅作家給山東一家出版社寫了一部戰爭題材的小說，背景是紅軍時期的幾個孩子的成長經歷，但是我看了之后很認真地對他說：“你的小說寫得非常非常好，但我感覺這部小說像包子一樣皮太厚，孩子不容易讀進去，而且像線團一樣線頭太多，也讓十歲左右的小朋友有閱讀障礙。

所以我建議你如果真的要為孩子寫東西，不管你獲過茅獎還是魯獎，首先要尋找到你十歲左右的感覺，盯住一個年齡段寫，你要是寫六歲的孩子，就尋找六歲的感覺，寫十歲一定要尋找十歲的感覺，當然十五歲以上已經是少年了，都是高中生了，那時候可以敞開寫，但是越小的越難寫。”

這就是他沒有把握住童心，所以他說再回去好好修改修改，不行再重新寫。我說：“對孩子的作品你一定要認識它的特點。”這就像小兒科的大夫和成人各科的大夫相比更不容易，因為小兒科大夫幾乎是全科的全能大夫，而且還有很多小孩并不會像成人一樣敘述自己的病情和痛苦，小兒科大夫就要更加敏銳地觀察，兒童文學作家面對的也是這樣的問題，怎么樣校準你的寫作對象呢？那就是兒童視角的把握，同時也是童心的體現。

童心其實是一種接近美學范疇的定義。明朝有一個離經叛道的李贄曾大力倡導過，他有一篇文章叫《童心說》，文中寫道：“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

李贄認為兒童是人生的開始，童心是心靈的本源。我們都說“初心”、“初心”，其實是一場童心。心靈的本源怎么可以遺失呢？所以李贄認為童心就是真心，“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而人一旦不以真誠為本，就永遠喪失了本來應該具備的完整人格。做人如此，作為為兒童寫作的作家，童心的保持尤其是寫作兒童文學的根本。

我特別敬重和喜愛的一位老作家豐子愷先生，八十年代初期我在魯迅文學院的畢業論文就是關于豐子愷的散文創作，他不僅是散文家還是翻譯家、畫家，現在他的畫在拍賣會上也是非常受人追捧的收藏品。他畫兒童，寫兒童，畫過他所有的孩子，不久前他九十二歲的小女兒豐一吟女士去世了，若干年前我在香港見過她一面。

豐子愷通過自己的繪畫對童心表現出一種完滿的憐惜和真愛，他在一篇名為《兒女》的散文中這樣感嘆道：

“近來我的心為四事所占據了：天上的神明與星辰，人間的藝術與兒童，這小燕子似的一群兒女，是在人世間與我因緣最深的兒童，他們在我心中占有與神明、星辰、藝術同等的地位。”從李贄到豐子愷先生，中間有幾百年的跨越，但是對童心的禮贊，對兒童尊重這一點上，應該說一脈相承。

童心是對一個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家最基本的要求。平等而真誠地面對小讀者，蹲下來與他們對話，而不是高高在上地教訓指責，老氣橫秋地妄加批評，只有這樣才能讓你的作品走進小讀者的心中。

第二，關于詩心。詩心是兒童文學作家的一個基本素養。前蘇聯著名作家巴烏斯托夫斯基在其名著《金薔薇》中說過這樣一段話：“對生活，對我們周圍一切的詩意的理解，是童年時代給我們的最偉大的饋贈。如果一個人在悠長而嚴肅的歲月中，沒失去這個饋贈，那他就是詩人或者作家。”我非常認可這段話。

我在云南軍旅分管一個團的圖書館的時候，那里面有很多故事，后來這些書都被燒掉了，因為那時候不允許讀，當時我找到半本《巴烏斯托夫斯基選集》，上集沒看到，找到的是下集，一直帶在身邊。

這位作家對大自然非常熱愛，他在郊區有很多非常好的鄉下生活的體驗，充滿了幽默和俄羅斯風情，對勞動人民的歌頌也非常高。另外，關鍵是他寫了一批關于藝術家的小說，比如他寫的《夜行的驛車》是關于安徒生的故事，《盲廚師》寫的是音樂家莫扎特的故事，尤其是他寫的安徒生的故事非常經典和精彩：

在驛車上，有一位貴婦人和幾個農村姑娘，后來上來一個人，他在黑暗中給幾個年輕姑娘描述她們的未來、她們的性格，那位貴婦人很驚異，發現這個人就是著名的作家安徒生，她邀請安徒生到她的府上并愛上了他，但安徒生最后還是拒絕了這一切。

這個故事在二十多歲的我讀來是非常美麗動人的。安徒生是兒童文學作家里一個特別重要的標桿，曹文軒先生是中國唯一得過安徒生獎的作家。我在四十多年前看過巴烏斯托夫斯基的文學作品，還寫過一篇書評《半部大師》，宋代的宰相趙普是“半部《論語》治天下”，所以我說有時候半部可能比全部甚至一整套還精彩，因為這是剩下的半部，你必須精讀、細讀。

“對生活，對我們周圍一切的詩意的理解，是童年時代給我們的最偉大的饋贈。”這段話就是我當年摘錄下來的，這種“最偉大的饋贈”源自童年。我認為兒童文學作家一定要有詩意的情懷，要敏感、敏銳地發現生活中珍貴的詩意，并且能夠用自己特殊的方式把這詩意借助文字傳導進兒童的心里，要知道，孩子們是對詩意特別能夠領悟的人群。

詩意固然離不開詩這種文學體裁，但真正的詩意則要廣泛得多，小說、童話、散文甚至報告文學都應該追求這種內在的詩意。詩意既是內容也是形式，它是兒童文學好作品的一種重要品質，是對粗制濫造、率性寫作的一種反撥。

一個缺乏詩心的兒童文學作家可以寫出很多作品，但肯定不是一流的好作家。中國新聞學的拓荒者鄭振鐸先生在《新月集》的“譯者自序”中通過安徒生談到詩心，他這樣寫道：“安徒生的文字美麗而富有詩趣，他有一種不可測的魔力，能把我們從忙擾的人世間帶到美麗和平的花的世界、蟲的世界、人魚的世界里去；能使我們忘了一切艱苦的境遇，隨了他走進有靜的方池的綠水，有美的掛在黃昏的天空的雨后弧虹等等的天國里去。”

鄭振鐸是我國最早的兒童刊物的創辦者，和中國共產黨百年建黨幾乎同期，所以他對兒童文學有他自己獨特的見解，這段話可以理解為鄭振鐸先生對詩心的一種注解。

第三是最重要的愛心。愛心是一個兒童文學作家的必備品格。冰心說過一句特別著名的話：“有了愛就有了一切。”她還說過：“愛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路的兩旁，隨時播種，隨時開花，將這一徑長途點綴得香花彌漫，使穿枝拂葉的人，踏著荊棘，不覺得痛苦，有淚可落也不是悲哀。”

冰心老人的一生是大愛的一生，她將孩子視為民族的希望，祖國的未來，她用愛，一種濃得化不開的愛培育了中國幾代人的成長，無論是我們50后、60后、70后、80后還是現在的90后、00后。所以說到愛心，首推冰心，她是兒童文學界的老祖母，是這個隊伍中愛心的體現和化身。

（在山西省第三屆兒童文學創作研修班上的講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