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學、歷史是多民族文學史的三個理論關鍵詞，它們兩兩結合纏繞成三組意義鏈條、價值關聯極密切的理論關系，即民族與文學、民族與歷史、文學與歷史。本文在展開對多民族文學史書寫范式的考察之前，有必要對這三組理論概念的關系進行簡要辨析，以期梳理得出進一步判斷、考量的精神坐標和價值方位。

探究“民族與文學”的復雜關聯，不難發現，文學作為民族精神、民族思維、民族性格等的直接或間接的審美化呈現方式，曲折交織貫穿于民族的發生發展過程當中。當實存意義上的民族終結之時，民族的文學性及文學的民族性也將宣告終結，文學或將以超越性、無功利性的面目示人，但只要民族存在，文學的民族性便構成文學的內在要義和本質屬性之一。至于“民族與歷史”的復雜關系，或可于“敘事”這一修辭想象層面找到共通點，這意味著民族的敘事話語與歷史的敘事話語在某種程度、某些階段上可以合二為一。當然，這兩種敘事不能相互遮蔽或涂抹或篡改，而是相互對象化甚或相互佐證，關于民族的知識和關于歷史的知識亦隨之被逐步建構。“文學與歷史”的關系考察或可如前兩組關系一樣，一是從中提取出兩個焦點命題即“文學的歷史化”和“歷史的文學化”給予觀照，二是在敘事話語層面嘗試打通彼此之間的關隘，那么，作為心靈之謎的文學與作為時間之靈的歷史都在對意義的求證和追問中講述著相似的人類故事，在宇宙時空里留下無法拭去的人類精神烙印。

由此再觀民族、文學、歷史三個關鍵詞構成的“多民族文學史”，上述三組理論關系無疑內置其中且發揮著潛在而巨大的作用，使“多民族文學史”作為一種全新的文學史觀極富理論的活力和延展性。本文之所以采用其作為治史的核心觀念進行探討，不僅基于新世紀以來文學界、理論研究界在熱烈深入討論后已達成的肯定性的理論認同，而且源自筆者躬身實踐過的文學史書寫、文學史研究所形成的問題意識和理論思考。具體析之，多民族文學史從內涵上是指中華民族大家庭56個民族的文學發生發展過程中互促互動、相互印證、互為鏡像，共同繪制中國文學圖景。其價值基座不是多個民族的精神聯合體，更非僵硬的民族主義，也非一般意義上的國家認同，甚至不僅僅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價值認同，而是中華民族共同體這一具有特定歷史傳統的社會共同體、政治共同體、經濟共同體、文化共同體精神價值的總和。從民族學、人類學的理論視域看，赫爾德認為民族是一種“自然之樹”，費孝通早在上個世紀提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著名判斷，那么，新時代我們黨和政府所提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就像一片“樹的森林”，自然而然地形成獨特而穩定的“生態系統”，56個民族在這樣極具生長性的系統里緊密聯系建構起社會共同體、政治共同體、經濟共同體、文化共同體，這四個層面的共同體在精神價值方面的總和無疑為文學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提供了價值基準。這一價值基準的主要內涵指向多民族共生共存，既開放多維又凝聚融合，各民族之間從政治平等、經濟平等、文化平等等多方面結為一體。實際上，中華民族共同體這一理論話語本身就具有開放性和平等性特征。以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為例，其中包含了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民族文化和民間文化、鄉土文化與城市文化、現代主義文化與后現代主義文化等等復雜多樣的文化形態，對于這些文化形態不能搞簡單的均質化、平均化，而是要建構開放的、平等的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不同文化形態和不同文化單元之間需要對話與碰撞，需要交流與交融。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維度上“現實的人”的生存和發展為理論聚焦和具體實踐的對象，牢牢錨定民族歷史與文化傳統之根脈。以此為內在邏輯和實踐依據，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下多民族文學史書寫的理想形態，無疑具有強烈而鮮明的合目的性、整體性和多樣化特征。

首先，從多民族文學的理想建構層面看，對“現實的人”的生存發展關懷經由審美轉化將成為多民族文學的在地性表達，成為多民族文學秉持的現實主義精神之源。對民族歷史和文化傳承的根基意識也浸潤、灌注進多民族文學的深層脈絡，成為文學的民族根性、文化根性而得以飽滿壯大。不可忽視，多民族文學必須保有對歷史遺留與現實存在問題進行反思甚至批判的能力和權利，否則民族文化的精華與糟粕會雜生共存，難以做到去蕪存菁，民族文學的本質力量和發展活力都會大打折扣。

其次，從多民族文學史的理想型書寫范式來看，對多個民族文學內部發展的不平衡、不同步以及相互之間的不平衡現象，宜采取歷史的、理性的態度和學理性方法直面處理，而不宜用某一民族文學的優勢去生硬比較另一民族文學的弱項，或者用單一民族文學的標準來統一衡量其他民族文學的多樣化形態，尤其是對少數民族文學復雜而豐富的文化特征應有足夠的把握和“了解之同情”，對少數民族文學經典化問題要著重進行積極闡釋和理論建構。另外，確立有效的普遍的審美價值標準，由此再對作家作品給予客觀準確的審美觀照和藝術把握，也是多民族文學史書寫不可或缺的理想路徑之一。無疑，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下的多民族文學史的理想形態，應該能夠有效解決并合理書寫多民族文學的起源、發生、發展的曲折歷史進程，能夠處理好文學史書寫的時間與空間的二元關系，對文學意義和民族意義上的“多數中的少數”以及“少數中的少數”都能給予足夠重視，一方面清晰梳理和精準闡釋，一方面高度概括和分析總結，做出合乎歷史規律并能求證于歷史之后效的大膽取舍，把多民族文學的思潮流派、優秀作品、代表性作家、藝術經驗等永遠珍存在歷史航道上，為未來的讀者提供多姿多彩的文學全景圖。

再者，從多民族文學史書寫的現狀來看，近年來已有多部文學史著作做出不同程度的探索和努力，形成如民族文化型、空間地域型等代表性的書寫范式，如朱德發、魏建主編的《現代中國文學通鑒（1900-2010）》和丁帆主編的《中國西部新文學史》便分別創新性地運用了這兩種多民族文學史書寫的范式。按照朱德發先生的構想，《現代中國文學通鑒》要呈現和建構“全景觀的文學史”，“從橫向上它吞納現代中國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多種系統多種樣態的文學，在縱向肇始于晚清文學變革而下限卻是無止境的”。由是，全書分上、中、下三卷，按照歷史時間依次探討了多元一體文學結構的形成、演化、拓展，而每一歷史進程又涵蓋了四種文化滲染的文學形態給予橫向總覽和個案解讀。其中，民族文化被歸入傳統文化，并抓住民族與文化、文學的復雜關聯進行深入討論，如藏族作家阿來與藏佛文化小說、回族作家張承志與伊斯蘭文化小說等。關于作家與文學思潮的梳理歸類，《現代中國文學通鑒》尊重歷史本來面目，將藏族作家扎西達娃與魔幻現實主義小說的中國化問題做了歷史鉤沉和文本再闡釋。《中國西部新文學史》作為空間地域型多民族文學史書寫的典范之作，在研究界引起較大反響。為了根本性地扭轉具有多民族文學特征的西部文學被逐漸邊緣化的研究趨勢，丁帆先生確立該書撰寫的宗旨在于“全面地、系統地勾畫西部現代文學史的面貌，將它置于一個獨立的、自成體系的學科研究序列”，“西部”不僅成為其書寫的空間地域方位，也是其書寫的文化精神方位。《中國西部新文學史》的醒目收獲之一是總結歸納出了西部新文學所謂“三畫四彩”的審美風貌，并以此為線索或標準貫穿到整個西部新文學發展的歷史脈絡里進行把握和論證。

另外需要指出，近年來出現的部分文學史編著，因其文學史觀尚未完全統一到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上來，所以在具體編撰時存在某些缺憾與不足，如漢族文學與少數民族文學相比而言量與質的安排不均衡、少數民族文學的“他者化”“矮化”問題、少數民族文學經典作品闡釋不到位的問題等等。也有一些文學史編著，基本上仍可視為僅是漢民族文學史的書寫，多民族文學或者少數民族文學作為文學觀念對書寫者而言是匱乏的、不具備的。

對于文學史書寫者、研究者而言，要有能力去積極關注乃至引導多民族文學廣闊火熱的文學現場。多民族文學健康良性的發展活力就在于用開放性的心態寫出生活的質感，寫出血肉豐滿的人生，對某些文化糟粕要勇于反思和批判。要盡快意識到并有效避開文壇出現的同質化的寫作問題，題材選擇上不跟風不盲從，寫生態、寫民族歷史、寫民族風俗等的較多，寫當下現實生活的少，而且作品往往缺乏力量感，寫民族文化寫得深度不夠，符號化和表層化寫作較多。或許有一對策，作家急需尋找到獨屬自己的文學語言，就像評論家、文學史家也要有自己的論述語言一樣。語言是文學的根。無論母語寫作還是漢語寫作，都應該有自己的語言特色、敘述腔調，避免千人一面。

當下，強調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意味著從民族認同最終將導向國家認同，這就需要文學研究者和文學創作者都應確立鮮明的祖國觀念和培育感時憂國的情懷，其自我身份建構才能從個人走向民族走向國家，眼中的世界也必將在這一自我尋找的過程中逐漸闊大、遼遠。或許，當我們能自由運用自我的“他者”的視角，以及民族的“局外人”視角來打量審視世界時，世界才會開啟無限維度，向我們撲面而來。

總之，建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下的理想形態的多民族文學史可謂任重道遠，既要對當下正在發生的文學現場釋放積極的召喚作用和引導作用，又要對未來的文學史進程起到科學理性的干預和前瞻性的觀照，更要對已經發生的民族文學故事進行全面的、有高度的創造性書寫。書寫多民族文學史的全景圖，將是56個民族的研究者和創作者積極對話、共謀共商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