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樹理創作起步較早，上世紀30年代就已形成獨特風格，但直到1943年9月《小二黑結婚》發表，其創作才引起社會廣泛關注。1946年，《李家莊的變遷》出版后，郭沫若、茅盾、周揚等人對趙樹理創作給予高度評價，更是確立了其人其作的文學地位。但由于當時解放區條件有限，趙樹理作品的海外傳播，直到20世紀40年代末才真正得以實現。作為一位享有世界聲譽的中國作家，趙樹理通過他的作品讓世界讀者了解到中國社會，尤其是解放區農民翻天覆地的變化。

上世紀50年代達到譯介高峰

上世紀50年代，趙樹理作品的海外傳播主要集中在日本、蘇聯和歐美，其中又以日本和蘇聯為主。

由于與中國有著特殊的地緣政治關系與文化淵源，日本學者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一向觀察敏銳，對趙樹理作品更是關注有加。學界多認為，僑居中國多年的日本學者伊藤克（筆名蕭蕭），第一個向日本民眾譯介了趙樹理作品。她曾于1948年翻譯過《小經理》等8篇趙樹理小說。上世紀50年代后，小野忍、竹內好、鹿地亙等人也相繼對趙樹理作品展開譯介和研究。據統計，1952年至1958年，日本翻譯出版了30多種趙樹理作品，其中小說《小二黑結婚》《李家莊的變遷》至少各有5種以上譯本。同時，日本的趙樹理研究也達到了高潮。

1949年，蘇聯漢學家克里弗佐夫首先翻譯了趙樹理的長篇小說《李家莊的變遷》，在《遠東》雜志上連載，緊接著又由莫斯科外國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該社還同時出版了《趙樹理小說集》。翻譯趙樹理作品的蘇聯翻譯家還有帕霍莫夫、科托夫、羅果夫等人。1952年前后，趙樹理《小二黑結婚》之后至1949年以前創作的作品幾乎都被介紹到蘇聯，受到蘇聯學者的肯定，認為他是真正的“人民的作家”，甚至有人認為“近30年來在描寫中國農村生活方面還沒有哪一個作家能超過他”。

上世紀50年代，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東歐國家，如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等國，譯介了許多趙樹理作品，其中還涌現出許多趙樹理研究專家，如著名的捷克斯洛伐克漢學家普實克。

美國記者杰克·貝爾登在《中國震撼世界》第四章提到了趙樹理和他的作品，“我翻譯了趙樹理的三本書。第一本是寫農村選舉的，第二本是寫婚姻自由的，第三本是寫一個鄉村的戰時生活的”，并說趙樹理“可能是共產黨地區除了毛澤東、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很顯然，貝爾登翻譯的三本書分別是趙樹理的小說《李有才板話》《小二黑結婚》和《李家莊的變遷》。《中國震撼世界》原書出版于1949年，董大中據此推斷，“本年（指1947年）是他最早可能翻譯的年份”“如確實翻譯且已出版，則這是趙作的最早的外文譯本”。學者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序言中提到，1951年在耶魯大學圖書館查找資料時發現了趙樹理作品。這也表明，趙樹理作品最遲到1951年就已開始在美國傳播了。

上世紀50年代，特別是1950年和1951年，每年都有十幾個國家翻譯介紹趙樹理的作品，其中既有單篇作品，也有趙樹理作品集。翻譯語種有日語、俄語、朝鮮語（韓語）、波蘭語、越南語、捷克語、法語、匈牙利語、德語、保加利亞語、泰語、孟加拉語、世界語等。1953年以后，趙樹理作品的海外翻譯數量逐漸減少，特別是上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就很少有新的海外譯作了。

但海外的趙樹理研究并未停止，上世紀70年代后，直至21世紀的今天，趙樹理及其作品持續受到日本和歐美專家學者關注，他們中有華裔學者如王德威、李歐梵、茅國權等，也有本國的中國研究專家和中國文學研究專家，比如英語國家的林培瑞、葛浩文和日本的釜屋修、加滕三由紀等。加滕三由紀近幾年還多次來山西，走訪趙樹理當年生活的地方，2019年元月連續在《日中友好新聞》發表4篇文章，介紹當地農村變化。一些外國青年學者對趙樹理及其作品也產生了興趣，如美國的章毅誠等。

“新穎的趙樹理文學”

由于趙樹理是解放區文學的典型和方向性的作家，許多海外譯者認為可以從他的作品中了解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政治、社會等各方面情況。日本學者洲之內徹的觀點就很有代表性，他在《趙樹理文學特色》中指出，日本國內對趙樹理的關注與對中國共產黨的關注分不開，“人們希望了解中共所做的事情，希望了解中共的文學，這種興趣就轉向了趙樹理。而且，僅僅在這一點上，趙樹理對這個要求給予了我們最好的回答。因為，趙樹理不僅擁有文學愛好者，而且擁有廣泛的讀者階層”，“從論文、統計數字中體會不到的具體知識，從趙樹理的小說中開始體會到了”。

作為最早譯介趙樹理作品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學者在趙樹理作品中顯然發現了與本國革命相一致的地方，正如當時論者西維特洛夫、烏克倫節夫所指出的那樣，“他讓我們看到了最近15年（1934年至1949年）來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發展的一幅真實圖畫。他的意義不僅是暴露了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本質和中國共產黨驚人的建設力量，而且這里面忠實地描寫出中國人民的覺醒與政治力量的成長”，“每一個讀者能夠從作者這本書中看到和感覺到今日中國的真實情形”。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起初對趙樹理及其作品的評價明顯地存有偏見，但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和中外交流的日益頻繁，歐美學者也更加注重通過趙樹理的作品了解中國人的生活與思想。

除了文學的認識功能外，以日本學者竹內好為代表的海外學者也注意到趙樹理作品中的新穎性和獨特性。他在《新穎的趙樹理文學》一文中指出，“在這里，趙樹理具有一種特殊的地位，它的性質既不同于其他所謂的人民作家，更不同于現代文學的遺產”。他鮮明地提出了趙樹理文學的“超現代性”和對“現代文學”“人民文學”的雙重超越。竹內好進而認為，趙樹理的作品“如果仔細咀嚼，就會感到的確是作家藝術成功之所在，稍加夸張的話，可以說其結構的嚴謹甚至到了增一字嫌多、刪一字嫌少的程度”。小野忍則指出，趙樹理的小說“承繼、發展了中國說唱文學的傳統，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表現形式。或許可以說，這位作家的最大業績，就是創造出了這種表現形式。”他所說的“獨特的表現形式”主要是指“主題的明確化、描寫的單純化、采用民間故事的形式”等創作手法。即使是受冷戰思維和西方文學標準影響的歐美學者，也發現了趙樹理作品在繼承傳統敘事基礎上的創造性敘事、獨特的敘事語言與寫作風格、“民族形式”的成功運用等方面的創新。

概言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趙樹理作品在國際上迅速傳播的前提，獨特而新穎的藝術形式和多樣化的思想內涵則是其作得以在國外傳播的決定因素。趙樹理用評書體的現代小說形式成功塑造了歷史變革中的中國農民形象，他的作品以濃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和通俗易懂的語言真正融入了當時農民的文化生活。正如小野忍所指出的，趙樹理對中國農民特有的幽默感和樂觀精神的刻畫，是其作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深受中國民眾歡迎的重要原因。

（作者系中國趙樹理研究會常務理事、晉城市圖書館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