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麥特（左）與麥家

徐寶鋒：前些日子跟麥家聊天，他說起您翻譯了他的《解密》，剛譯完《人生海海》又馬不停蹄地開始翻譯《風聲》，很是感慨。您為什么這么喜歡麥家？

郝麥特：因為麥家跟我說，我是郝麥特，他是麥家，我喜歡他，乃是“名”中注定。一句玩笑半分真嘛，我還專門去查了“麥”這個字，古代中國人把“麥”看成上天所賜、來到人間作食糧的東西。那看來，我跟麥家的相識，頗有命中注定的意思。我們第一次見面在2019年4月，德黑蘭國際書展中國主賓國系列活動上，麥家出席《解密》波斯語版首發會。那是麥家第一次來伊朗，《解密》也是我譯的第一部中國小說。

翻譯這部小說，也是奇妙的緣分。那時我剛好參加了北京的圖書展，碰到了我們伊朗的出版社。他們說麥家不錯，人跟作品都很好，推薦我翻譯他的《解密》。其實，在這之前，我在中國就看過《解密》的電視劇。我舍不得每天都看，非要忍著，攥起來看個痛快才行。這個翻譯的機會像個禮物，驚喜又珍貴。麥家這本書，據說寫了11年，被退稿17次，我拿在手里都覺得心里發燙，這要怎么譯啊！這本書我專心地譯了好幾年，我希望把經典譯成經典，不辜負他11年的努力，不辜負伊朗讀者的期待。翻譯期間，我跟麥家始終保持著書信聯系，我也不斷透過他小說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他語言傳達出的信念與思考和書信中字里行間的氣質來勾勒著他的形象，體驗著他的心理狀態。

我首先是讀者，而后才是譯者。讀者是什么？是與作家共同完成作品的人。譯者呢？是讓這一可能得以實現的條件。我記得麥家在發布會上說，“直到讀者用眼睛去打開書里的世界，這本小說才算完成”——他目標意識很明確。他的書，是為所有可能的讀者而寫，他心里裝著不同文化背景里的人，而且是具體的人。那么，探索的方向就不一樣，矛頭指向個體命運的構成，指向分析構成個體命運與時代特性的復雜合力；特殊時期的政治與歷史事件就成了厚重且透明的背景，托得起故事，又不把他人拒之門外。所以，他的作品有民族個性、有時代性，但沒有時空、地域隔膜。在對讀者的“邀請”上，他很主動。這也是我在翻譯的時候直接感受到的：不是他本人或者出版社邀請我去翻譯，而是他的作品開口說話，要求我去翻譯。

《解密》被翻譯成30多種語言、被企鵝經典文庫收錄，不是偶然的。有種觀點認為，麥家流行是因為特勤小說的類型優勢，我覺得不盡然。《解密》包括我正在譯的《風聲》，都不是好萊塢式小說，更不必說我剛譯完的《人生海海》。麥家在故事里思考，“懸疑”就是他的思維工具，他用加密去解密，同時也用解密去加密，無論讀者補充了怎樣的答案，小說都是未完成的。所以，對讀者來說，感受到的總是無盡的“抽屜”——這是命運的痛點，也是希望所在，所謂“海海”——就像他在《人生海海》里引羅曼·羅蘭說“英雄主義”一樣。麥家的魅力在這里。

徐寶鋒：相比《解密》《風聲》，《人生海海》確實有風格上的轉型，雖然延續了懸疑式書寫，但寫作所觸及到的范圍不同了，逐漸向鄉村、向他自己的童年延伸。這本書在中國非常火，問世不到兩年就突破200萬冊，成了近年中國圖書市場難以復制的神話。您覺得它在伊朗的“際遇”如何？

郝麥特：它能再創一個“神話”。《人生海海》這本書，麥家寫了5年，動筆之前，他大概有3年沒寫作。我在翻譯的時候，心里總裝著他“留白”的這三年。一千多天，他在想什么，在找什么，最后感受到了什么，才能讓他把筆伸出“暗箱”，去探訪他諱莫如深的東西？對于普通讀者來說，一本小說不管怎么厚，可能總歸有點“薄”；但對于譯者來說，這本300多頁的小說，非凡的厚，因為它要求你把每個字揉碎，萃取汁液，放到作者的生存心路和我自己的文化背景中重新整合。這個過程是作者與譯者在相互考驗，我需要理解這部作品的書寫對麥家本人來說意味著什么，同時需要知道它會如何觸動伊朗人。作為一部“轉型”之作，“轉型”本身的吸引力只是延續他先前作品受歡迎程度的慣性，但我知道它里面包裹著一個新的馬達，它不需要吃老本。麥家用3年做了一個決斷，他決意直面道德與命運構成的問題。毋寧說，伊朗的讀者也就從那時開始等，要等到我的譯本今年出版，才能感受到這個決斷的力量。這么多年積蓄起來的期待，能量是非常強大的。

《人生海海》涉及到了一個社會心理的基底問題，即道德困境。這方面，伊朗社會或說整個東方社會的感觸來得比西方強烈，更容易引起大范圍共鳴。小說里的“爺爺”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道德人”，他的性格和行為方式讓我感到非常熟悉，他對道德有種赤子之心般的真誠，也因此成了塑造其他人物命運的“看不見的手”。但是道德本身卻對他開了玩笑——這并非是說道德有什么過錯，而是說道德在不同生存維度上參差的序列存在對抗，真誠到被某一視角上的道德異化的程度，就容易把人生勾連成困境，顯露出宿命論的悲劇基調。你無法苛責他的行為，甚至無法同情，但你會去理解，會帶著這份理解轉入自己的文化背景，比以往更客觀地思考些什么。這就是麥家的厲害之處，不聲不響地帶著讀者在中國彼時的社會里游走一圈，又把他們帶回自己當下身處的社會。

“面若平湖，心有雷霆”，這是他用來形容林阿姨的，我覺得用在他自己身上，也不為過。這種巨大的張力，體現在“上校”身上，就人物設定來說，他是“太監”甚至是被敵人“蓄養”的“奴”，但他也是“寬恕者”乃至“拯救者”，這是“英雄主義”頗具東方意味的闡釋。他最后的瘋狂，有不可抗拒的宿命，也有灑脫后的悲憫，總之讓你咽不下，一聲長嘆也吐不出，逼得你不得不沉入思考。我總跟我的學生說，做文學翻譯，是件“苦其心志”的事。譯了《人生海海》，我倒跟學生說不出來了，“苦”還是太表面了，他連“苦”都不讓你說。就這樣一部作品，在伊朗不火，是不可能的。不過，伊朗還要等，因為《人生海海》英文版還沒翻譯出來，我波斯語的先譯完了，等著英文版先出。 讓讀者等著，也是蓄力。

徐寶鋒：所以，你的《人生海海》會成為英語世界的中介。譯者承擔了好幾條“交通線”的樞紐，不只是商業的、語言文字的，還有文化和審美的，更根本的，或許是心理的、精神的。我讀過菲爾多西的《列王紀》，也很喜歡薩迪的《薔薇園》和哈菲茲的抒情詩，當然還看了不少伊朗電影，例如馬基德·馬基迪的《小鞋子》，阿斯哈·法哈蒂的《一次別離》和《過往》。去年，他的《一個英雄》還代表伊朗角逐第94屆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獎。

郝麥特：上個月我剛去電影院看了這部電影，忽然覺得一陣熟悉：這個“英雄”非常像《人生海海》里的上校。這兩部作品都在講一個“英雄”的出現和隕落，麥家和阿斯哈.法哈蒂都要把“英雄”和“小人”放在同一個人物的命運上，剝開來給人看。殘酷，卻又回歸到波瀾不驚的美。“英雄”是個“道德命題”，也就是說，只有在道德困境中，才有“英雄”出現。所以，“英雄主義”的基調是宿命論的，悲劇性的。與此同時，你在反思之后，能看見命運最終的密碼，那如同麥家用解密的方式加密過的：“海海”——波瀾壯闊，無邊無際，看清了驚濤駭浪的真相，就是一往無前的熱愛。英雄主義是逼迫悲劇發出光芒的信念，那種光是悲劇內在的力量，能達到跨文化的審美共情。你去看《一個英雄》，也會像我看《人生海海》一樣，內心感受都被對方照得亮亮堂堂。翻譯，就是把蠟燭點亮。

徐寶鋒：“點亮”之后，不但能看到“重影”，還能看到外面晃動的閃亮波浪，那大概就是比較文學的收獲了：不是求同存異，而是相反相成、相得益彰。

郝麥特：這是更有意思的話題。我一邊看《一個英雄》，就一邊想，把《人生海海》里的“上校”和片子里的“英雄”做個比較，看看兩個國家的人是怎么看待這樣一種存在狀態的“英雄”的。這就是文化心理的比較，它讓我們看到“差異”，并且由于在共同關切中的思考，而理解、尊重差異，那么跨文化對話就變得自然了。心態放平，就能看到相反的東西怎么相成，才能有“相得益彰”可言。

《人生海海》里上校的那兩只“貓”，是電影里沒有的東西，作為一個象征或者隱喻，“貓”都讓我很著迷。我不是說這種動物或者它的形象本身，你也知道在波斯的神話或寓言傳統里，貓真算不得有臉面的東西。不過，麥家的“貓”，讓我看到了更多可能性：它代表的是生活本身，是常識，是日常的世俗生活的自為自足。你可以說這是道德上的潔身自好，不與荒謬的理念同流合污，你也可以說它是不道德的漠不關心、麻木不仁。但正因為你知道深陷道德囹圄的上校和被理念利用以致瘋狂的人們真正缺乏的是什么，你就更珍惜日常生活與世俗常識的價值。那不是高尚也不是無恥，而是道德之外的另一種東西，人們依靠它可以看清道德困境何以形成的參照物。《人生海海》的主角，不是上校，而是他的貓。我總感覺，這貓有種“天地無仁”的氣度，所以上校就是為了它，回了鄉下。當然，這還是執著。等他瘋了，這份執著就沒有了，他也不再認識他的貓，甚至林阿姨教他養貓，他都學不會。但他養蠶，養得無與倫比的好。他真的回歸生活了，也就活成了他的貓，自不必再養貓了。

徐寶鋒：這樣的理解，或許不是大多數波斯語讀者能捕捉到的。它需要豐厚的文化背景支持才行。

郝麥特：對。所以，我也經常跟我學生們講，中國當代小說的確是很“新潮”的，但它都是有根的，這個根在中國文化的傳統里。你們不深入到中國的文化深處、它的哲學底子里，是譯不好的，你們自己欣賞尚且不過癮，讀者更難品出厚味。翻譯從來不只是個語言問題，你得讓自己像海一樣，才能把人生“海海”的味道譯出來。所以，學院里的中文教育和中國文化教研需要同步壯大；中國文學體量巨大，那么組織翻譯協會、激發眾多譯者的力量，就必不可少；中國當代文學處在上升期，好作家好作品層出不窮，我們國外譯者相當需要諸如“經典互譯”之類的項目，就像我看到你身后墻上印的那行字“文化互譯、溝通世界”，翻譯的作用，正是如此。我翻譯的《解密》已經再版三次了，我對《人生海海》充滿信心，對《風聲》也是一樣。不僅是麥家，賈平凹、陳忠實這些優秀的中國當代作家匯聚起來，逐漸會在伊朗形成一股潮流，因為你們和我們都在努力，為文化傳播、為跨文化的心靈對話、為溝通世界而努力。

（徐寶鋒系北京語言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