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詩選》

李商隱著

[日]川合康三譯注 陸穎瑤譯

鳳凰出版社

2021年12月出版

354頁，68.00元

日本漢學家川合康三是京都大學名譽教授，筆耕不輟，成果卓著，其著作《李商隱詩選》作為巖波書店長銷品種之一，自2008年面市就收獲了許多讀者的喜愛。該書中文版近日由鳳凰出版社出版，以“他山之力”解讀李商隱詩。川合先生從李商隱詩中擇選九十四首進行注釋、今譯、解說，譯文和解說富于文采，既有個人風格，也凸顯了原詩獨特的色彩。如何評價日本學界研究現狀？如何看待李商隱詩的價值？李商隱詩歌對日本文化又有哪些影響？在《上海書評》的專訪中，川合康三先生對上述話題進行了討論。

日本從1914年起就有研究李商隱的著作出版，1950年代有了帶譯注的選本，1970年代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又開設李商隱研究班。可以說您的《李商隱詩選》是在日本學界對于李商隱研究的雄厚學術基礎之上產生的。那么，能否請您向中國讀者介紹一下日本學界對于李商隱研究的歷史與現狀？

川合康三：的確如你所說，李商隱研究在日本有著比較豐厚的積累，舉其要者，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對李商隱詩的翻譯，如森槐南的《李義山詩講義》上中下（文會堂書店，1914-1917年），選取的是清人馮浩注的編年部分；高橋和巳的《李商隱》（《中國詩人選集》，巖波書店，1958年）選譯了五十首；荒井健的《李義山七律集釋稿》《李義山七絕集釋稿》（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東方學報》，1978-1996）選了七律及七絕一百首；以及我的《李商隱詩選》（巖波書店，2008年）的九十四首選譯。另一類是對李商隱作品的評論與考證，如高橋和巳的《詩人的命運——李商隱詩論》（河出書房新社，1972年）；詹滿江的《李商隱研究》（汲古書院，2005年）；加固理一郎的《李商隱詩文論》（研文出版，2011年）等等。

從中國的學術史來說，清代關于李商隱的研究著作迭出，形成了一個高峰期。以至于岑仲勉說“唐集韓、柳、杜之外，后世治之最勤者，莫如李商隱”。劉學鍇先生認為，這當與明代后期思想界帶有初步民主主義色彩思想的興起，對于主情型的李商隱詩文創作持寬容甚至贊賞的態度有關。您指出李商隱的詩最接近現代“詩”的性質，是否也可以從這一方面進行理解呢？

川合康三：到了明、清，學人對詩的文學性開始有所關注，是與對李商隱的關心度的提高相聯系的吧？清代的注釋雖說大體是用寄托說來解釋的，但這背后不正是文學性的覺醒嗎？感知到作品的好，和說出來為什么好是不一樣的。我認為不能因為是寄托說就批判清朝的注釋。

一般情況下，中國古典詩歌對日本人而言，感覺是很遙遠的存在。作為“詩”，作為“文學”，都不是具有向我們猛撲過來的性質的東西，而是被認為是進入了“古典”的框架中的文學作品。但是中國詩的一部分，作為現代的文學直接向我們逼近，就是杜甫、李賀還有李商隱這些吧。他們的詩為什么能直接抓住我們的心？我們的任務就是對此作出解釋說明。我們要抓住的，就是此前未能說明白的直擊心靈之處，并體驗其意味。

日本明治時代的漢詩詩人大沼枕山說：“一種風流吾最愛，南朝人物晚唐詩。”他認為詩并不是盛唐時最好，晚唐詩才是達到極致的詩。您在書中也提到：“李商隱的詩包含著將中國古典詩歌的可能性追求到極致的精髓。”請問如何理解以李商隱詩為一大代表的晚唐詩在中國古典詩歌史中的地位？

川合康三：日本江戶時代對漢詩的接受，是從荻生徂徠等擬古派（古文辭派）對漢詩的汲取開始的。由于徂徠的弟子服部南郭的《唐詩選國字解》的流行，《唐詩選》所標榜的“以盛唐詩為中國詩的最高峰”的詩歌觀念在此后被繼續，現在日本也有好多種《唐詩選》的譯注本。盡管清朝以后古文辭派一下子就凋落了，但在日本卻一直流行著。這是接受外國文化時的普遍現象，換句話說，本土的學術變化有時在異域難以被接受和理解。也可以說是外國文學的接受難免會有“偏向”。

但對盛唐詩的重視只是在一般的讀書人中繼續著，江戶時代的漢學者、漢詩人卻早早從盛唐詩中脫離，其志向轉換到了宋詩精密且日常的表現。大沼枕山與一般人偏重盛唐詩不同，他有自己獨特的愛好，“南朝人物”“晚唐詩”的愛好，或者不僅僅代表他個人，或許與日本文化中的“風流志向”有關系也未可知吧。

中國詩歌的流變，到杜甫開始發生重大的變化。從杜甫衍生出來的變化，一脈傳到了韓愈，另一脈傳到了白居易。沿著韓愈流脈的是李賀的登場，再于其脈上延長的是李商隱的出現。當然，杜甫-韓愈-李賀-李商隱這種所謂的譜系或許有一共通性的底流，但各有各的個性。到了李商隱，其流臻至極致，在這以后已經無法再拓展了。這有點像生物不斷進化而陷入僵局。李商隱達到的極致、洗練的盡頭，想要繼續他的人已不存在了。我認為這是中國文學史中極其特殊、罕見的事。一般情況下會出現為后世所繼承的存在，但李商隱卻是個孤例。我認為，這個孤例，就是文學史上無法連續的個體，昭示著發展到李商隱時這一流脈便達到了頂點，達到了極致。

您著有《中國的戀歌：從〈詩經〉到李商隱》一書，對于中國古典文學中戀愛主題的詩歌進行了梳理，讀后給人很大啟發。請問您對這一課題的研究為什么選擇以李商隱作為終點？這是否意味著，從藝術水準上而言，李商隱的戀愛詩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

川合康三：如我前面說的，我認為李商隱確實是“空前絕后”的存在。戀歌在以后當然也會繼續，而這一切都不過是以前有的戀歌的變奏吧？并不是說因為是變奏就沒有價值，很多文學就是這樣以形式上的不斷重復變化而繼續下去吧。

一般人對李商隱的詩歌，知道最多的是那些關于愛情的無題詩。而您的《李商隱詩選》在選目上非常有特色，如《蠅蝶雞麝鸞鳳等成篇》《井泥四十韻》等，以往的選本一般不會選入，可以說比較全面地反映了李商隱詩的面貌。那么，在閱讀本書之后，讀者對于李商隱的詩作會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再回過頭去看李商隱那些人們耳熟能詳的名篇，是否在某些方面會有新的發現呢？

川合康三：不能僅把李商隱當作所謂的戀愛詩人來看待。他有像《韓碑》那樣的政治詩，也有像《哭劉司戶》那樣極其大膽地批判政治的詩。你這里指出的如《蠅蝶雞麝鸞鳳等成篇》《井泥四十韻》等，以前的詩選是不收的，只能說是奇怪的不可思議的事情。詩人包含的如此多樣性的要素，我認為不應該把這看作是凌亂混合在一起的。這種多樣的要素必須是有機的統一體。總之，有這樣的詩，也有那樣的詩，并不能將其各自分開來理解，我認為必須要關照全體才能把握李商隱。這對我來說暫時還做不到，但正因為有這樣集聚了多變要素的存在，李商隱的戀愛詩才與單純的艷情詩不同吧。

《枕草子》的譯者林文月認為，清少納言的寫作風格受到了李商隱《義山雜纂》的影響。這種說法是否有道理？李商隱的作品對于日本文學與文化，又有什么或顯或隱的影響呢？

川合康三：《義山雜纂》是否真的是李商隱的作品，還不能確定。假如是經李商隱之手的作品，那就是與正統的作品不同、屬于另一系統的東西吧？（李商隱寫過那樣的東西是很有可能的，我覺得很有趣。）雜纂的文化性譜系——所謂諷刺、滑稽、批判譜系下的作品，很多已經消失了吧。在中國因為是非正統的、非傳統而消失的作品，在日本卻保存了下來，這并不稀奇。日本沒有像中國那樣的正統約束力，因為尊敬中國，只要是中國的東西都抱有很大的敬意（極端的例子是《游仙窟》。這一通俗文學在中國雖已很快佚失，但在日本，由于是中國的東西，卻被珍藏在寺院里而保存了下來！），《義山雜纂》也屬于非正統、非傳統的產物，如果能在日本追蹤其痕跡的話，學者對探索以前沒有被關注過的潮流是很有興趣的，可以成為今后的課題。

但《義山雜纂》對于日本文化的影響很難考察。和《枕草子》的關系也只在這一方面有接觸點，我無論如何也無法想象《義山雜纂》對《枕草子》全書會產生影響。

離開《枕草子》《雜纂》，人們也無法指出李商隱的文學對日本的文學、文化有多少影響。我們不知道過去李商隱詩的讀者面有多大，日本文學雖以戀愛為主流，但此類戀愛文學沒有受到李商隱的影響，因為李商隱的詩是非常特殊的。中國文學里，友情似乎比戀愛更重要。雖然庶民的文藝中戀愛題材很豐富，但士大夫文學中，比起男女之間的愛情，表現男性之間的友情更為重要，因此成為文學的一大主題。這與文學的擔當者的不同也有很大關系。中國的士大夫文學是正統的文學，日本則是由平安時代的女性作為文學的擔當者。男性寫拙劣的漢文、漢詩，是模仿中國文學的；女性則用日語悠閑自得地書寫著自己的文學，也就是以戀愛為主題的文學。因此，日本文學在量和質上都以戀愛文學為中心，《源氏物語》即為代表。盡管戀愛文學占據了文學的中心，但我認為李商隱的戀愛詩并沒有被日本接受，原因之一是他的詩太難了，像《玉臺新詠》里收的艷體詩可能更容易被接受。另外在日本，李商隱在知名度上比不過白居易，這也是實情。我先后在《巖波文庫》出版了《李商隱》和《白居易》，沒有人不知道白居易的名字，但對于李商隱，我的研究英國文學的教授同事都說“沒有聽過這個名字”，真失望啊，那一般人就更不知道李商隱的名字了吧。

不過幸運的是，高橋和巳已經出版了《李商隱》的譯著，這個時代的人們通過高橋此書讀李商隱，知道李商隱的人就不少了。1970年代，高橋的小說風靡一時，幾乎沒有沒讀過其小說的年輕人。愛讀他小說的人，也就順勢讀了李商隱，可以說也是偶然吧。

您在書中強調：我們要像孩子念詩那樣，回到詩歌本身，回到我們最樸素、最純真的感動。我們知道，中國古典詩歌曾是人們生活中的一部分，但如今的社會卻似乎越來越分裂為兩個陣營：就專業學者而言，正像蔣寅先生所說，學者關注的中心是詩歌理論和批評，無形中反而離文學本身的趣味越來越遠了；而就大眾而言，有無數吸引目光的讓人分心的事物。因而，古典文學似乎在當下人們的生活中越來越邊緣化，甚至是處于缺席的狀態。請問您認為我們可以通過哪些方式展現古典文學的魅力，重新喚起人們對于經典詩歌的興趣呢？

川合康三：如果把這里的“詩歌”理解為中國古典詩歌、古典文學的話，情況在日本的確是這樣。感覺在中國應該很不一樣，我們看到古典文學研究者很多，圖書不斷出版，且讀者眾多，所以我認為古典文學在當下非常興盛。我想這種活躍的狀況日本是比不了的。中國的社會和文化一直處于變化之中，肯定有人會擔心古典文學的存在感在將來是否會變得薄弱，希望不會吧，否則人類文化會變得很貧乏。

我長年隸屬于“日本學術會議”的古典文化的分科會，正在討論學校的古典教育，以及大學入學考試中古典部分的出題等相關問題。我們也調查了中國及歐美的狀況，似乎全世界都有輕視古典的傾向。在這樣的趨勢下，古典文學很有可能會被時代拋棄，從而導致文化的衰退。

雖然“外科”式的處理方法是在中學、高中的國語教育中重視古典，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改變文化的本質，使其更加豐富。文化動輒就會向簡單的方向發展，今天的商業主義助長了其向輕佻浮薄的方向突進。如果放任不管的話，中國珍貴的文化遺產——古典詩歌也只會成為一具殘骸。

我們能做的事，是通俗易懂地向人們傳達古典詩歌即使在今天也具備的豐富的文學性。簡單來說，應該怎樣去讀，就是個問題。使作品生動起來，作為今天也通用的作品，就要看讀法如何。可是研究者過于追求“學問”的嚴謹，沒有出處的說法會被排除。在文學中，那些無法考證的事情里不是也有重要的東西嗎？只拘泥于論證的話，離文學就會越來越遠。如何去感受研究者嚴謹的態度和作品的文學性，使之并存呢？這雖然是個很難的課題，我們也必須在此矛盾中繼續探索。關于這個問題，我在日文版《中國的詩學》中有所觸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