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大使授予易麗君“波中建交65周年紀念勛章”

2022年2月7日，農歷正月初七，我一整天都在北外主樓辦公室翻譯波蘭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爾加·托卡爾丘克的長篇小說《最后的故事》。晚上6點，剛進家門，看到趙剛老師的未接來電，沒來由地隱隱有些不安。回撥電話，驚聞噩耗，痛哭失聲……

初一去拜年時，易麗君先生氣色不算太好。得知我正在翻譯第二部托氏作品，她還是露出了開心的笑容。我答應易老師，等夏天譯作出版，要第一時間送來給她看。托卡爾丘克是易麗君、袁漢镕伉儷首次介紹給中國讀者的，他們的譯作《太古和其他的時間》《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在中國讀者中引起巨大反響。彼時我還沒有畢業，對文學翻譯一知半解，只覺譯著文字精妙雋永，讀來唇齒留香。不禁暢想，什么時候我也能將這些奇妙的拉丁字母組合變成一個個方塊字，變成一串串流暢動人的句子。后來，在先生鼓勵、提攜和指導下，我開始研讀托卡爾丘克的著作，寫有幾篇專題文章，翻譯了《怪誕故事集》。

先生離世后，我控制不住，反復回想初見先生的場景。那是2000年的冬天，我進入北京外國語大學學習波蘭語不久，那天我們一起乘車前往波蘭駐華大使館參加一個電影招待會。40分鐘的路程，易老師給我講了很多關于波蘭文學及文化的知識，很多內容已然記不清，但有一句話刻骨銘心：“學好波蘭語，好好地把波蘭文學翻譯出來。那么多的好作品，不翻譯出來太可惜了！”今天想來，先生真真是用她勤謹治學、淡泊名利的一生，踐行著這句話。

1954年，易麗君教授受國家選派，從武漢大學中文系赴波蘭華沙大學波蘭語言文學系學習。后來她常會給我們講起那段艱苦而充實的學習經歷：“國家派我們出去不容易，每年要有好多個農民種地，才能培養一個大學生留學，所以我們必須要努力學習。那時我只讀了一年語言預科班，就和波蘭學生一起學習波蘭文學了。頭兩年，我聽不懂，也記不住，就課后借了波蘭學生的筆記來抄。后來，從第三年開始，就是波蘭學生管我借筆記了！沒有地方學習，我就跑到波蘭的教堂里，坐在最后一排，好多波蘭文學的經典名著，就是在那兒被我一本一本‘啃’下來的。”青年時代的先生，全身心地徜徉在波蘭文學海洋中，以驚人毅力完成學業，取得優異成績，為日后講授、翻譯和研究波蘭文學打下敦實基礎。

1960年獲碩士學位回國后，易麗君教授先在中央廣播事業局蘇聯東歐部任編輯、記者，1962年調至北京外國語學院（現北京外國語大學）東歐語系（現歐洲語言文化學院）任教直至退休。她深愛教學，全心投入，先后為本科生、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開設過十多門課程，在出版條件匱乏的年代編寫了大量教案。她言傳身教，誨人不倦，為國家培養了大批優秀波蘭語人才，學生們活躍在我國外交、經貿、文化、宣傳、教育等各個領域。易教授于1995年和2007年兩度獲得北京市教學名師稱號。

先生學為人師、行為世范，一直教導我們要“先學做人，再做學問”，坐得住冷板凳，寵辱不驚。她淡泊名利，甘為人梯，以廣博學識教書育人，以高尚品格影響后輩。2007年，波蘭格但斯克大學因“出色的翻譯成就、艱苦的教學工作和與波蘭科研機構合作的典范行動”，授予易麗君教授榮譽博士學位。我作為波蘭語教研室最年輕的教師，隨團陪易老師赴波蘭領獎，第一次目睹易老師是如此受學生愛戴。在中國駐格但斯克總領館、中波輪船公司工作的波蘭語校友們爭相拜會先生，一敘師生情。那時，我就愈加堅定了站穩三尺講臺的決心。后來，我幾乎每年都陪先生伉儷赴波蘭領獎、出席研討會，大家都笑言跟著易老師就不會餓肚子。

先生胸懷廣闊，關心波蘭語教育事業發展，是中國波蘭語界的指路明燈！2009年，哈爾濱師范大學新建波蘭語專業，易老師專程前往出席開班儀式，并給予諸多指導。2014年，先生的學生茅銀輝在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創建波蘭語專業，得到她的格外關注，常笑稱廣外波蘭語是自己衣缽的嶺南傳承。在先生自己都無法記清的那一次次會議和活動中，她風趣、通達、哲韻悠然的話語，每每讓大家醍醐灌頂、如沐春風，打動著來自全國各地的波蘭語學子。

《世界文學》主編高興說過，“如果我們去關注易麗君的翻譯之路，基本就是隨著她大致瀏覽了一遍波蘭文學史。”這種評論一點不為過。從民族詩人密茨凱維奇到大文豪顯克維奇，從詩人米沃什、希姆博爾斯卡到當代小說家托卡爾丘克，從浪漫主義、實證主義到荒誕派、后現代，先生翻譯了數十部波蘭文學作品，詩歌、小說、散文、戲劇均有涉獵。她翻譯的波蘭散文名篇《草莓》，被數十種報紙雜志轉載，入選中學語文教學參考書，很多北外波蘭語和其他語種學生入校前就曾為之驚艷。及至入校，很多年輕人不禁感嘆，“方知大師就在身邊，何其幸運！”

除了翻譯文學作品，易麗君教授還撰寫有《波蘭文學》《波蘭戰后文學史》《波蘭20世紀詩歌》等專著，這些拓荒性的作品為北外乃至全國波蘭文學教學和研究奠定了基礎。2008年，易教授因其在中國推廣波蘭語言文學被波蘭共和國議長提名并獲得波蘭科學院波蘭語言委員會授予的“波蘭語言文化大使”稱號。我有幸隨先生伉儷赴波蘭領獎。其間波蘭友人邀請我們參觀陳設有波蘭騎士服飾的博物館。在一件展品前，二位老人興奮地討論著，易老師突然哈哈大笑起來，對丈夫袁漢镕說：“老頭，你看怎么樣，我就說這個兵器是這個樣子的，我翻得沒錯！”見隨行波蘭友人有些茫然，易老師才解釋說，在翻譯《十字軍騎士》的時候，二人常為某件兵器或某種衣飾的譯法爭執不休。這種爭執在二老翻譯《費爾迪杜凱》等很多作品時都會有，也正是這種“錙銖必較”，令一部部署名“易麗君、袁漢镕”的譯本成為傳世之作。

2018年，易麗君教授榮獲中國翻譯家協會頒發的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這是中國翻譯界的最高獎項，亦是對先生一生貢獻的高度肯定。人們不禁第一時間想起被稱為“報春燕”的《先人祭》。這部“文革”后中國出版的第一部外國文學譯著，是易麗君教授在隨北外轉至湖北沙洋辦學時期完成的。在一間夜間經常無人的小棚屋里，易老師在煤油燈下一字一句地將原著主人公的吟誦譯成中文。夏天蚊子太多，翻譯間就變成宿舍里掛著蚊帳的床鋪……就是在這種條件下，先生斷斷續續譯出了《先人祭》第三部的初稿。回北京后，她利用空隙時間和各種機會查找資料，解決疑難問題，補充完善初稿。2009年，我隨易麗君教授前往波蘭西里西亞大學參加波蘭文學國際傳播學術研討會時，她在主旨發言中提到了這段譯介往事，易老師還引用了主人公的一段獨白：“到處是沉默，到處是黑暗，怎么辦？怎么辦？”。緊接著她又略帶幽默地說，“到處是沉默，到處是黑暗，可我知道，光明總會到來！”瞬間，臺下掌聲雷動。先生接著說，“我的時代終會結束，接下來，我寄希望于烏蘭、李怡楠（當時的中國學者代表團成員），希望她們接過我的筆，繼續從事波蘭文學翻譯。”今日憶及，淚如雨下。

先生是中國波蘭文學翻譯界永遠高揚的旗幟，一生從未放下那支翻譯之筆，耄耋之年還陸續翻譯出版了《伏沃迪約夫斯基騎士》（與袁漢镕合譯》、《帶馬嚼子的靜物畫》《大象》（與茅銀輝合譯）等作品。直到生命的最后時光，她還在和趙剛教授討論著米沃什名作《伊薩谷》的翻譯工作。

先生對波蘭文學翻譯事業薪火傳承有一種厚重的使命感，她親自培養的三位博士趙剛、烏蘭、茅銀輝都在她的鼓勵下走上了波蘭文學翻譯之路，成為今天中國波蘭文學翻譯界的中堅力量。而我，更是清楚地記得，先生讓我代表她出席讀者分享會，督促我把自己對波蘭文學的理解分享給讀者，鼓勵我把托卡爾丘克的“怪誕故事”講給讀者聽。易老師，“最后的故事”我也會努力講好，不管您看不看得到，我都要講給您聽。

二月北京的空氣格外清冽，讓我無比清晰地想起坐在北外西院塔樓中的那位將波蘭文學史娓娓道來的老人。2004年，我本科畢業后正式成為易老師的碩士研究生。不想開學后，用于教學的東院主樓裝修尚未完成，于是易老師家里的書房就成了我們的研修室。先生用純正的波蘭語和她帶著湖北口音的普通話，給我們講科哈諾夫斯基動人至深的《哀歌》，講密茨凱維奇浪漫玄妙的《先人祭》，或在課間和我們分享坐火車前往波蘭留學時，連續幾天幾夜看到茫茫貝加爾湖的奇特經歷……那間書房里，除了一臺過時的、易老師永遠也搞不懂的電腦和一張簡易沙發，就是滿墻滿屋的書籍。偶爾在客廳里小坐，可以看到大大的電視墻上一臺被各種獎狀獎杯包圍起來的小小的電視。先生已是純粹、通透、真性情的老人，生活上異常簡樸，真正是“三尺講臺，兩袖清風”。她從不置任何名牌服裝，只有穿上女兒從美國帶回來的衣服或者鞋子時，會開心地問我好不好看。先生偏又為人豪爽，最喜歡笑哈哈地說“我請客”。如今想來，這二十多年里，在我每次彷徨、苦悶、猶豫之時，在這“陋室”之中，先生三言兩語間啟發、點撥我的一幕幕，猶如昨日。

先生離開的這兩天，來自中波兩國教育、外交、文化、出版等各領域的機構、人士紛紛發來唁電。身處世界各地的故交老友、學生后輩哀痛萬分，以各種形式寄托哀思。作為這一切的親歷者，更深切體會到，易麗君教授是我們真正的大先生。

為中國波蘭語教育和中波文化交流事業做出卓越貢獻的易麗君教授離開了。她一生安貧樂道，不求聞達；誨人不倦，桃李天下；勤奮治學，著作等身；篇篇經典，字字珠璣。

先生卓越成就已是中波文化交流的寶貴財富，先生高山仰止已令兩國學界景行行止。我之后輩，難望項背，唯有沿著先生開拓的那條路，勇毅前行。每有寸進，聊慰師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