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知識人將眼光投向“民間”。“五四”時期，在啟蒙主義文學思潮的影響下，民間文藝在中國新文化體系的建構中獲得嶄新的意義。1927年開始，特別是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少數民族民間文藝越來越被關注。新中國成立后，少數民族民間文藝成為本土現代社會、多民族國家和社會主義文化的建構力量。文章通過對1949—1966年少數民族民間文藝研究特征及范式的梳理與總結，闡釋了這一時期少數民族民間文藝以“民間信史”的面貌進入文學史，并參與到國家文化建設工程。另外，各民族民間文藝的交流、交融，為新中國多民族文化格局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情感與精神紐帶。

關鍵詞：少數民族；民間文藝學；多民族文學格局；“以文入史”；多元交融

一、引言

晚清民初以來，在“西學東漸”及本土變革的推動下，文學承擔起喚起人心、改造國民乃至塑建國家之責。“五四”時期，隨著對現代啟蒙及人之個性的強調，民間文學“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言又足以感人”漸為知識人所重，尤其是1919年興起的“到民間去”，參與者意識到民間文藝在發動民眾革命意識中的特殊作用。1927—1936年的民間文學運動除了理論探索外，注重民間文藝的社會價值，尤其是民間文藝在革命運動中的獨特意義；另外就是這一時期對瑤、苗、黎等民族的歷史生活、文化進行了調查，還輯錄出版了藏族民間故事、壯族謎語等。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發表后，民間文藝在“文藝為人民”這一權威話語架構下呈現出新的革命樣態；現代民族國家體系所包含的民族、語言、傳統與時代的“文化同一性”正在被創制。1949年以后，文學與多民族國家的建構緊密聯系在一起，但我國很多少數民族沒有文字，其文藝以口傳為主，這樣新中國初期的多民族文學格局的構建首先從民間文藝領域興起。

二、“民族”與“民間”：少數民族民間文藝研究之濫觴

現代意義的“民族”一詞出現在19世紀30年代。日文中“民族”一詞受漢學影響出現，在日譯西方著作中對應了volk、ethnos、nation等，這些著作中nation等詞的定義及其相關研究，對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產生了直接影響。1899年，梁啟超在《東籍月旦》一文中，稱當時有影響的世界史著作“于民族之變遷，社會之情狀，政治之異同得失，……乃能言之詳盡焉”。1901年，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中提出“中國民族”的概念；1902年，他在橫濱創辦《新民叢報》（半月刊），《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陸續在該刊“學術欄”發表，所用筆名為“中國之新民”，暗合其辦刊宗旨“取《大學》‘新民’之義，以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此文在“中國民族”概念的基礎上首次使用“中華民族”一詞。1905年，他在《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中從歷史演變的角度提出中國民族的“混成”。1907年，楊度在《金鐵主義說》中沿襲了梁啟超提出的“中華民族”之概念，且較為清晰地說明了“中華”作為民族名稱的由來和特征。同年，章太炎在《民報》發表《中華民國解》一文，在梁、楊思想基礎之上，進一步提出了“中華民族之空模”之論。1912年1月5日，孫中山在《對外宣言書》第一次使用“中華民族”，并將其運用于政治領域。

20世紀初期，隨著“中華民族”意識的不斷加強，圍繞著“中華民族史”產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如夏曾佑的《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1904—1906年）、《共和國教科書新歷史》（1912年），王桐齡的《中國民族史》（1928），傅紹曾的《中國民族性之研究》（1929），呂思勉的《中國民族史》（1934），郭維屏的《中華民族發展史》（1936）以及林惠祥的《中國民族史》（1936）等。20世紀30年代，隨著中國西南邊疆民族危機日益深重，“滇緬界務，日久未決，片馬江心坡，已非我有，界碑外移，人民外徙”，“西教會已深入普及”，“外洋商品，充塞邊市，印洋法幣，橫行壟斷”。為了救亡圖存，“到邊疆去”“到西北去”“到西南去”的呼聲此起彼伏，民族思想亦隨著研究的深入發生重要轉變。如顧頡剛在甘肅、青海進行實地考察之后，主張廢除使用“中國本部”“民族”等帶有分裂性意味的詞匯，提出“中華民族是一個”理論，這也引發了學界對“中華民族”概念的大討論。其中，費孝通《關于民族問題的討論》對“中華民族是一個”提出質疑，亦為他日后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思想奠定了基礎。

隨著抗日戰爭的深入發展，“中華民族是一個”和主張中國“多民族”發展的觀點并存。1939年，毛澤東發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其中第一章“中國社會”第一節即為“中華民族”，明確提出中國有“數十種少數民族”，且都擁有“長久的歷史”。1942年，《講話》發表之后，開啟了少數民族民間文藝發展的新階段。魯迅藝術文學院（以下簡稱“魯藝”）創立之后，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歌曲調、民間戲曲、民間木刻等少數民族民間文藝，培養了一批從事少數民族民間文藝研究的優秀人才。如：1939年3月，魯藝成立了“民歌研究會”，研究會的師生在陜西、甘肅和綏遠一帶展開調查，搜集了大量的民歌。延安是各民族進步青年的“集散之地”。“民歌研究會”的師生還展開了對蒙、回、藏等少數民族歌謠的搜集。據統計，至1942年底，他們搜集整理陜甘寧邊區各縣民間歌曲700余首，還收集了一批蒙古、綏遠、山西、河北及江南的民歌，各地數十首至一二百首不等。這一時期其他投身抗日的進步人士，也積極致力于搜集民歌，包括內蒙古、綏遠一帶的少數民族民歌，希冀建立中華民族的新音樂，如《蒙古歌曲集》《綏遠民歌集》等。延安時期的文藝可以說是中國多民族文學格局新版圖的初步描繪。1945年陜甘寧邊區政府辦公廳編寫的《文教工作的新方向》中刊載了《蒙古民族文化座談會》，此文談到蒙古族同學在學習之余，開始學習秧歌的形式和表演技巧，采用蒙古民歌編出了蒙古戲劇《趕會》，其后又陸續編出了《找八路軍去》《到好地方去》和《反抗》等蒙古歌劇，在“三段地、鹽池、定邊等地的駿馬會上表演”；另外，延安還設有成吉思汗紀念堂，成立了蒙古文化促進會。

1949年7月，在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以下簡稱第一次“文代會”）上，周揚做了《新的人民的文藝》的報告，該報告闡明了中國共產黨對于民間創作的政策，并強調藝術作品與民族傳統、民間創作之間的聯系。第一次“文代會”后成立了“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簡稱“民研會”)。民研會主辦的《民間文藝集刊》發表了大量關于少數民族民間文藝搜集整理的作品及相關研究論文。如安波的《談蒙古語民歌》、馬可的《談談采錄少數民族音樂（通信）》與《馬頭琴及其他》、趙沨的《云南的山歌》、許直的《我采集蒙古民歌的經過和收獲》、喬谷的《西康藏民的音樂生活》、波浪的《苗家的跳舞與音樂》等；《民間文藝集刊》第二集中專設“朝鮮民間文藝選輯”欄目，收錄《人鬼的故事》《愛窮苦的女人》《國王的耳朵》《大同江水為什么是綠的》等作品。《民間文藝集刊》第三集亦設“藏族民間文藝特輯”，收錄《藏族歌謠選》（27首）、《藏族故事選》《藏族諺語錄》等藏族民間文藝作品。

從20世紀初期“民族”概念的討論到1942年《講話》發表，中國多民族文學研究初現；新中國成立后，少數民族民間文藝被納入到“一個現代方案的歷史框架中重新予以定位和解說”，圍繞搜集、整理及各少數民族文學史的書寫，成為“在國家學術行為中的現代民族國家方案”。

三、“以文入史”：少數民族民間文藝研究之特征

1949年之后，在借鑒蘇聯民族理論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積極推進20世紀40年代就已確立的民族自治政策。新中國文藝政策在制定和實施的過程中，除了延安時期的文學經驗支撐外，亦廣泛吸納蘇聯的文藝理論。這一時期，《蘇聯文藝問題》《論文學、藝術與哲學諸問題》《蘇聯文藝界的批評與自我批評》《蘇聯文學與藝術的方向》《蘇聯文學史》《蘇聯文學思想斗爭史》《蘇聯文學小史》《蘇聯民間文藝學四十年》等譯著陸續出版。

我國很多民族有語言無文字，他們的文學以口傳為主，因此，少數民族民間文藝在政治與文學等因素的共同建構中迅速發展，逐漸成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一體化中重要的結構性因素”。1951年，建業書局出版《少數民族文藝論集》，收錄了費孝通、嚴立、孜牙薩買提、鐘華、力文、郭基成、辛弘、楊放等人的文章，并將《阿那爾漢》（故事詩）作為書后附錄，在篇目編排上呈現了中國多民族文學版圖。張壽康在《論研究少數民族文藝的方向（代序）》中提出“少數民族的文藝，是中國文藝中不可少的一部分”。其后，他以蘇聯多民族文學的論述為理論依據，通過1950年民族事務委員會舉辦的“少數民族文物展覽會”的“題詞冊”，以及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人民文藝副刊”讀者來信欄刊出的兩封“希望出版界、文藝刊物注意介紹少數民族的文藝”的來信，進一步闡述了“我們的文學史家們，沒有看見群眾的要求，沒有認識到少數民族文學是中國文學中不可分的一部分”。如當時出版的研究新文學史的著作，依舊沒有關注到少數民族文藝。這說明，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即有學者關注到各民族文學史的編纂問題。

在《1956—1967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綱要》（修正草案）“說明”中明確提出當前研究工作的總的任務是，“運用正確方法，研究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重大問題，總結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研究各社會主義國家革命和建設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整理我國的科學文化遺產”。其中，“文學”學科的重要問題第二條“從鴉片戰爭到解放前的中國文學的研究”第七點“各少數民族現代創作的成就”、第八點“中國現代文學與民族傳統的關系”；第三條“中國古典文學遺產及民間文學的研究”第七點“各少數民族文學遺產研究”、第八點“民間文學的研究”的提出，使少數民族民間文藝的搜集、整理及研究上升為一種“國家文化行為”。1953年開始的全國范圍內的民族識別工作與各民族歷史調查亦為多民族文學格局的建構提供了契機。1956年2月，老舍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擴大會上發表《關于兄弟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強調“在還沒有文字的民族里，目前我們應著重幫助的對象是歌手與藝人。他們保存了世代相傳的民族文學遺產，同時也是創作者。如何幫助他們，還須詳為計劃。”此報告中提出的收集、整理、翻譯、研究、出版“兄弟民族文學”之計劃實為進行少數民族文學史編纂之先聲。1956年3月在昆明召開了云南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會上討論了“發展民族民間文藝問題”。1956年4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事務委員會制定了《關于少數民族地區調查研究各民族社會歷史情況的初步規劃》，同年8月，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和民研會共同組成聯合調查采風組到云南少數民族地區進行調查，此外，另有內蒙古、新疆、西藏、四川、云南、貴州、廣東、廣西等8個少數民族調查小組分赴各地調查。從1956年8月到1964年6月，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隊整理資料340多種，2900多萬字，檔案及文獻摘錄100多種，1500多萬字。在調查中，少數民族民間文藝由于“保留了大量的有關民族的起源與發展、民族戰爭與遷徙、民族社會與文化等方面”的內容，它們作為少數民族歷史文獻的補充，以“民間信史”的面貌出現。

1958年，在中共中央的大力號召下，全國掀起了搶救、搜集、發掘、整理各少數民族民間文藝的高潮。同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在北京召開“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座談會”，提出“編寫我國少數民族文學史或文學概況”的問題。座談會“紀要”中提到：準備先編寫“中國文學簡史”，后出版“詳史”。書中各少數民族文學史的部分，主要由“各民族自治區和有少數民族聚居”省份負責編寫。其中特別注明：凡是不能寫出文學發展史的民族，均寫“文學概況”。編寫少數民族文學史的任務由中共中央直接提出，這就將少數民族文學史的編纂納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話語體系，賦予其“社會主義少數民族文學”新內涵。各民族文學史的編纂既是一次對已整合、寫定的少數民族民間文藝進行新的“歷史的、科學的、系統的、縱與橫的評介”，又是對少數民族發展歷程的“理性的認定”。經過幾年的努力，截至1961年“第二次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工作座談會”召開前夕，共有白族、納西族、苗族、壯族、蒙古族、藏族、彝族、傣族、土家族、布依族、侗族、哈尼族、土族、赫哲族、畬族等15個少數民族完成文學史或文學概況的編纂。

四、“多元交融”：少數民族民間文藝研究之范式

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對蘇聯民族理論的借鑒到1953年開始的全國范圍內的民族識別工作與各民族歷史調查，再到1958年“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座談會”的召開，少數民族民間文藝逐步轉換為本土現代社會、多民族國家和社會主義文化的建構力量，并成為構建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科的重要支撐，同時也是新中國成立后少數民族參與國家文化建設工程的具體體現。

1951年，何愈在其著作《西南少數民族及其神話》一書中提到莫洛托夫在紀念十月社會主義革命22周年的報告中所提到的：“所有各民族文化實際上的成果，不問它們是多么古老，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是非常珍貴它們的。這些成果現在在其本民族及蘇聯一切民族之前，已經成了一種再生的東西，表現出實際的思想的光芒。”此書根據語言將西南少數民族分為南亞語系與漢藏語系，后者又分為“藏緬、洞臺、苗瑤”3個語族。書內介紹的13個民族，便是根據3個語族分別排列。

新中國成立后，北京師范大學即開設民間文學課程“民間文藝研究”，其后改稱為“人民口頭創作”。為滿足教學需要，1951年4月北京師范大學出版部出版《民間文藝新論集》，收錄《原始文學的意義》《口頭文學底基本形式》《對于民間文藝一些基本的認識》《論中國民歌》《從音樂觀點上來看民歌》等十數篇論文，并將聞一多的《西南采風敘錄》、曹靖華的《魔戒指序》、周立波的《民間故事小引》作為附錄。1952年前后，鐘敬文在北京師范大學成立了人民口頭創作教研室，在學生中組織成立了“人民口頭創作學習會”。1959年譚達先在其著作《民間文學散論》“序言”中自述，書末所附的一些例子，有一部分即出自北京師范大學人民口頭創作教研室的油印參考資料。1954年東方書店出版的“人民口頭創作叢書”《蘇聯口頭文學概論》蘇聯人民創作引論》，成為他們及當時學術界民間文藝理論研究的重要參考著作。《蘇聯口頭文學概論》是當時唯一以口頭文學命名的著作，同時也是學界重要的理論參考書籍。鐘敬文在1953年11月為此書所寫的“序言”中談道：新中國成立以后，“搜集、發揚人民固有的優秀藝術，已經成了政府的文化政策的一部分，全國高等學校里中文系的學生大都在修習著人民口頭創作的功課”。各類文藝刊物或文學研究的學術期刊也經常刊發“勞動人民的口頭創作”及其相關研究。“有些著名的民族口頭文學（好像牛郎織女、白蛇故事等）更被反復覆地討論著。”“口頭文學”的意義被界定為“人民創作”“人民智慧”，內容包含“各種各樣的故事、傳說、勇士歌、童話、歌曲、諺語、俚語、謎語、歌謠”等。

“人民口頭創作”理論對少數民族民間文藝研究產生了巨大影響，《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58年第2期發表了中文系四年級民間文學小組編寫的《“中國民間文學概論”教學大綱（初稿）》。該大綱第十一章“兄弟民族民間文學專業的嶄新面貌”中著重介紹了搜集整理兄弟民族民間文學的輝煌成就。如阿細人（云南彝族的一個支系）講述世界起源的民歌集《阿細人之歌》的搜集整理，1954年云南省文化局工作人員共同整理的撒尼人敘事傳說《阿詩瑪》，西藏、內蒙古搜集整理的史詩《格薩爾》及在苗、壯、白、維吾爾等民族所搜集到的敘事長詩。此外，各少數民族調查組依照“全面搜集、忠實記錄、慎重整理，適當加工”的方針，推動了少數民間文藝資料體系與理論研究的完善與發展。如傣族調查隊記錄了將近100篇傳說、敘事歌和情歌；哈尼族調查隊研究了創世紀的各種傳說，以及廣泛流傳在云南各少數民族廣泛流傳的有關1917年農民運動的傳說和歌謠；白族調查隊搜集到幾十篇長篇傳說和500多首歌謠。尤其是1958年少數民族文學史的編纂工作開展之后，少數民族民間文藝的搜集、整理與研究進入了文化史的視野，正式參與了這一時期國家文化工程的建設。在對各少數民族民間文藝的價值發現和重構中，“新型民族國家平等政策的體現、國家意識形態一體化的建構、對全體國民特別是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少數民族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啟蒙、以國家認同為目的的愛國主義教育和共產主義思想啟蒙等”多重目的的交融，賦予了少數民族民間文藝參與“新中國文學秩序”建構的“合法性身份”。如1952年《兄弟民族的贊歌》“引論”部分談到參加1950年國慶典禮的各族代表見到毛澤東的激動之情：西康巴安縣咱中村的一位老人，將自己珍藏了15年的紅軍北上抗日，路過西康時所頒發的“保護喇嘛寺”的布告，請當地人民政府轉獻給毛主席留作紀念。此書收錄的200首贊歌也是兄弟民族在翻身之后唱出的“切身感受”，是他們感謝中國共產黨和領袖毛主席的“心聲”。他們在歌曲中用了“太陽”“明星”“高山”“大河”等“崇高和美麗的詞匯”，以及“祖父”“父親”“菩薩”“救星”等“尊貴和親切的稱呼”，藉以表達出自己純真的情感。

圍繞著各地域少數民族民間文藝的搜集、整理與研究，高校、研究機構及地方文藝工作者多采用合作的方式展開調查，并出版了大量作品集和理論譯作。如1960年5月到9月期間，青海民族學院、青海師范學校、青海省民間文學研究會和群眾藝術館的人員共同組成的青海省民族民間文學調查團到全省藏族自治州和循化撒拉族自治縣、互助土族自治縣調查，調查范圍包括39個縣、135個公社，涉及漢、藏、回、土、撒拉、蒙古、哈薩克等7個民族，共搜集到的新、舊民歌17.7萬多首，民間故事、傳說1500多個，戲曲500多部以及長篇敘事詩、諺語、謎語和其他文學資料、史料6000多件。

這一時期的《人民日報》對于“少數民族民間文藝”的相關報道亦體現了其作為構建多民族國家文化基礎組成部分的重要意義。如《人民日報》對1964年11月26日在民族文化宮禮堂開幕的“全國少數民族群眾業余藝術觀摩演出會”進行了多次報道，特別提到了青海循化縣城關公社撒拉族色乙卜演唱的《新循化》。在這場演出中，各少數民族共同描繪和贊頌了新中國成立后各民族、各地域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些歌曲在意涵上有著“同一性”，但它們在曲調及演唱形式上或多或少都與各自的“傳統”之間有話語上的銜接。可以說它們是對“從前的文本和習俗在文本生產中的表達方式”的再造或改變，同時又賦予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資源以全新的社會功能

五、結語

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的轉型發展及其與世界體系的互動，“民族”“民間”在五四運動及延安文藝運動影響下被賦予全新的現代性意涵。新中國成立后，少數民族民間文藝延續了延安時期“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文藝思想，并以積極主動的姿態參與到新中國多民族文學格局的建構之中。

綜上所述，可以說1942年《講話》奠定了少數民族民間文藝發展的基礎，并進一步激發了民間文藝的政治文化功能。1953年開始的全國范圍內的民族識別工作與各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為少數民族民間文藝之發展提供了契機和重要前提。1958年開啟的少數民族文學史的編纂工作使得少數民族民間文藝研究在人民文學話語中逐步形成獨立的學術體系，同時也為多民族文化格局的構建提供了重要的情感與精神紐帶。

（注釋已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