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奈是19世紀印象派的奠基者，現代主義繪畫之父。作為藝術史上最重要且最有影響力的畫家之一，他具有強烈的革新意識，在創作中吸收古典技法和日本浮世繪元素。他的繪畫題材廣泛，靜物畫、風景畫、人物畫均有涉獵，為人們生動展現了一幅幅現代生活圖景。

當時，年輕人想要獲得巴黎藝術界的認可，就必須參加法國藝術機構舉辦的沙龍展覽。1861年，馬奈的《西班牙歌手》在沙龍展出并獲得一致認可，似乎意味著一顆新星即將嶄露頭角，這時他年僅29歲。隨后，馬奈不斷提交作品，卻因未按官方青睞的學院風格作畫而屢遭挫敗。

1862至1863年，對馬奈來說是極為重要的兩年，《草地上的午餐》《杜伊勒里花園音樂會》《奧林匹亞》等多幅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逐一面世。《草地上的午餐》借鑒了提香和喬爾喬內《田園合奏》的主題，以及馬坎托尼奧·拉蒙蒂根據拉斐爾《巴黎審判》所作的版畫作品構圖，但馬奈一改田園牧歌式的恬靜詩意景象，以世俗生活中閑聊休憩的場景取而代之。1865年展出的《奧林匹亞》的靈感來自提香的《烏爾比諾的維納斯》，除去古典范式中優雅唯美的氣質，馬奈展示了一位懶散的年輕女子，大膽凝視著她的觀眾，神情中帶著一絲傲慢。馬奈繪就的這兩幅畫作命運相似，皆因打破了藝術史中經典的理想化女性形象而備受責難。從“高雅”的神壇走向現世的“通俗”，馬奈努力革新著大眾審美，他曾說“人們應該活在自己的時代，畫其所見”。這些畫作是一份現代主義宣言，標志著一種新的觀察方式和先鋒意識。作為馬奈最忠實的擁護者，法國作家兼批評家左拉寫道：“他摒棄了一切現成的知識、一切前人的經驗，他要重新觀察，通過準確觀察對象的方法來攝取藝術形象……馬奈先生和庫爾貝以及任何一位具有強烈個性的藝術家一樣，注定要在盧浮宮占有一席之地。”

這種叛逆精神在馬奈的成長中可見一斑。1832年，他出生在法國巴黎，父親是司法部高級官員，母親是外交官的女兒。在這樣富庶的家庭成長起來的馬奈不愿服從家人的安排：父親希望他從事法律，他卻對藝術表現出極大熱情，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成為一名海員。1849年，父親終于同意他追尋藝術夢想，馬奈進入古典主義畫家托馬斯·庫遲爾的工作室學習，接受扎實的繪畫訓練。庫遲爾是一位典型的學院派畫家，馬奈并不滿足固守成規的繪畫方式。6年學習之后，他游歷了西班牙、意大利等國，深深迷戀提香、魯本斯、委拉斯貴茲、戈雅等前輩畫家的作品。

馬奈是西班牙藝術愛好者，他深入學習、研究西班牙藝術大師的作品，包括輕松的筆觸、概括的造型以及優雅的黑色調，故而他筆下的人物既有典雅質樸的厚實，又有簡練靈動的灑脫。他一生都堅守形體與平面之間的制衡關系，同時受日本浮世繪影響，舍棄了傳統繪畫里的中間灰而偏愛飽滿鮮明的色彩，扁平化的形體和淡化的景別使畫面具有獨特美感。創作于1866年的《吹笛的少年》（見圖，資料圖片）顯示了馬奈在繪畫語言上的高度成熟。他削減了中間色，采用直接畫法，顯示出徹底回歸平面的趨勢，暗灰色的背景直接略去地面和陰影，壓縮了明暗層次，否定了空間中的深遠感，鮮艷而強烈的黑白紅映襯出少年清晰的輪廓。一如畫家率性瀟灑的性格，馬奈以酣暢流利的筆觸勾勒出褲子的邊緣，又暗示了腿部的形體轉折。這樣肆意的筆觸在《戴紫羅蘭花束的莫里索》這幅肖像畫中更加突出，馬奈完美展現了他對黑色調的癡迷，采用純側面的光源讓人物精致的面龐浸沒在柔和的陰影中，寥寥數筆，莫里索神秘的女性氣質躍然紙上。

連續在沙龍展上落選，馬奈心灰意冷，但也收獲大量青年藝術追隨者，莫奈、雷諾阿、莫里索、德加、西斯萊等人都非常尊重他，把他奉為印象派的領軍人。但馬奈否認這樣的劃分，他堅持不參加印象派的畫展。從對光的表現、色彩的論調等本質方面看，馬奈確實不屬于印象派。然而，與印象派畫家的密切交往也的確影響了他后期的繪畫風格。他開始嘗試繪制一些外光主題畫作，采用更明亮的色彩和更細碎的筆觸，例如《劃船》《在船上寫生的莫奈》《威尼斯大運河》等。

馬奈的妻子蘇珊娜曾是一名鋼琴教師，兩人于1863年結為夫妻。蘇珊娜多次擔任丈夫的模特，在《溫室里的馬奈夫人》中，畫家滿懷深情地將蘇珊娜的形象安置在頗具巴黎風情的溫室花園中。馬奈在《閱讀》《彈鋼琴的馬奈夫人》中，以輕快的筆觸盡顯妻子知性優雅的嬌柔之美，而真實的馬奈夫人其實是一位身材略顯魁梧的女性。馬奈寫給她的書信情真意切，記錄了普法戰爭中的生活點滴，飽含對妻子的眷戀，以及這段安穩的婚姻生活給他帶來的精神愉悅與心靈平靜。

畫家馬奈有著良好的文學和審美修養，無拘無束又熱情獨立，與波德萊爾、馬拉美和左拉等詩人和作家是好友。波德萊爾曾經用“從時尚中提取詩意，與瞬間中分離永恒”來形容這位“現代生活的畫家”。從19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末，馬奈逐漸褪去古典的外衣，不再滿足于將現代人物、現代精神置換到傳統繪畫中，而是徹底從日常生活中汲取靈感，將繪畫的內容擴大到更廣泛的社會生活——公園、海灘、賽馬場、鐵路、咖啡館、餐廳。這種變化顯然受到左拉小說和馬拉美對城市生活態度的影響。但馬奈并非只是一個忠實的記錄者，他捕捉生活片段中永恒的瞬間和人物內心的世界。藝術批評家西爾韋斯特評價說：“這些日常生活的小場景中的生命力是驚人的，馬奈從未如此有力地證明其微妙、真實而簡潔的取景能力。”

馬奈生命晚期病痛纏身，繪畫風格也轉向甜美，大量的花卉作品、女性肖像、娛樂場景都在這一時期繪制。盡管許多批評家認為這是對“舒適美”的妥協，但藝術史學家道格拉斯·庫珀將這一變化稱為“令人著迷的變化”。《女神游樂廳的吧臺》是馬奈生前的最后一件作品，一名孤獨的女侍者憂傷地望向觀眾，她身后的鏡子映照出人聲鼎沸和流光溢彩的娛樂場景，偏移的人物鏡像再次證實了馬奈并非照搬現實的畫家。我們應將他對這些休閑娛樂即刻的描繪延伸至更廣泛的現代文化中，考量現代社會的消費文化對精神層面的沖擊。由此可見，馬奈并沒有流于簡單庸俗，他的畫作一直與現代性密不可分。晚年的他重整了對美的定義——嬌艷欲滴的鮮花、美麗青春的女性、繁華都市的蕓蕓眾生相——這些美麗脆弱短暫，是一位病人對病痛的無聲對抗和精神慰藉，是一位堅定的藝術反叛者內心最溫暖平和的一面，是一個生命即將走到盡頭的藝術家對世界的眷戀，更是一位敏感的觀察者對繁華喧囂表象之下的人性關懷和思考。

1883年，這位現代主義的踐行者永遠離開了，誠如畫家德加所言：“他比我們想象的更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