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人：殷健靈（媒體人、作家） 采訪人：江玉婷（中國出版傳媒商報記者）

2022年初，新蕾出版社推出《云頂》，這是殷健靈第三次寫留守兒童。上一次還是10年前，在讀者“蚊子”的提議下，殷健靈進入貴陽大山，隨后寫下“甜心小米”系列。再往前，2009年《蜻蜓，蜻蜓》出版，這是殷健靈第一次關注留守兒童的生存狀態。“說到底，那時候寫這個題材，是膽怯的，底氣不足的。”她在《云頂》后記中如此寫道。

為了寫好《云頂》，殷健靈兩度深入貴州和四川的大山深處。在四川南江縣黑潭鄉元頂小學，她一住就是10多天，和孩子們一起生活，為他們擦洗。這些孩子身處的苦難是多樣的：小石頭沒有母親，有了繼母以后，一到晚上繼母忙于打牌，把小石頭關進柴房；舒柳曼的父親兒時掉進過糞坑，記性變壞、脾氣變壞，妻子生下女兒后就走了；水冬的爸爸失蹤了，也沒有媽媽；金鎖、金枝的父親失蹤，母親改嫁……

與10年前相比，當下鄉村留守兒童在物質上已經有了很大提升，但生活中的困境仍然具體而黏稠。正如殷健靈在書中寫道：“好端端的可愛的孩子，走著走著，丟了媽媽，又或者丟了爸爸……爸爸意外離世了，坐牢了，媽媽在孩子身邊守不了多久，就將孩子托付給爺爺奶奶，自己尋找新的依靠了，重組了家庭，又有了新的孩子。”殷健靈將真實的生活進行重構，寫成了《云頂》。這部作品入選了“商報一月嚴選好書”。在寫作過程中，一旦遇到瓶頸，殷健靈就開始閱讀——讀書，看電影、話劇……當然，在她看來，最重要的是讀生活，是讀人。

《云頂》來自于真實生活，這是一部紀實文學嗎？您怎樣處理虛與實的關系？

寫《云頂》，我考慮最多的是，如何擺脫真實新聞事件和人物的無形束縛，提升作品本身的文學性和藝術性。因此，確切地說，《云頂》不是紀實文學，而是一部兒童小說，有人物原型和事件原型，但更多的成分來自虛構。文學和新聞一樣，都是現實世界的反映。文學又和新聞不同，新聞告訴你世界的真相。但是，當新聞形成文字之后，新聞的意義也就終止了——我們很少會在10年后去談論一條當年的熱點新聞。但文學不同，文學即便來自某件新聞事件或是某個新聞人物，但它是生活的提煉，是詩性的、人性的、精神的、終極關懷的，經由寫作者的藝術創造，會帶給讀者強烈的審美感受，它的聲音可能會在你心里余音不絕。

現實生活提供了大量鮮活的素材，這猶如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可能支撐起一些作品的細節；另一方面，也束縛了作者的創造力。因此，創作《云頂》的過程，和我先前創作《野芒坡》《象腳鼓》等取材自真實歷史事件或是真實人物的作品一樣，是將大量的散沙一般的素材重新打碎、變形、切割、揉捏、整合、打磨、再創造的過程。只有將瑣碎的素材重構為不失真實的“故事”，才可能離“小說”的模樣近一些。

《云頂》不僅僅是一對模范鄉村教師夫婦以及“童伴媽媽”的寫照或者贊歌。他們是普通人，我想寫的是他們的心路歷程，他們為什么選擇這樣的生活，他們的驕傲與愁悶，困惑與無奈。《云頂》描摹的是失愛的鄉村留守兒童群像，他們的父母迫于生存的壓力或者因為各種原因暫時離開他們——脫離了殘酷的生活現實，任何道德判斷都是無力的。幸運的是，他們在“云頂”得到盡可能多的情感補償。我想寫倔強的童年在暗淡中盛放，寫生命和希望，寫夢想與渴望。

我想，同樣的寫作素材到了不同寫作者那里，會呈現不同的樣貌。這和寫作者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以及審美取向都有關系。到我這里，我希望呈現的《云頂》是童真詩意的，是直面真實，又啟人思考、燃點希望的。

《云頂》里有兩組對照關系，楊果和小石頭，春曉和金枝。他們是師生，也是某種意義上的“父子”“母女”，還是“我”和曾經幼小的自己。這是兩代人的對話，也是兩代人的救與贖。您為什么要寫云頂小學教師的過去？為什么找回他們的童年如此重要？

人物的真實可感，在于他的所作所為符合他的性格邏輯和生活邏輯，如此塑造的人物才是有根基、有說服力的。而童年是一個人人生最重要的根基，直接影響了他后來的性格養成和人生選擇。

楊果的回來，來自童年這塊土地給予他的哺育，來自做教師的父輩給予他的人生方向的指引；而春曉的選擇，除了對丈夫楊果的“跟隨”，更來自于自身童年愛的缺失，才會對當下留守孩子感同身受。她付出的同時，也是對自己童年缺憾的補償。

包括小說中的兒童群像，小石頭之所以膽怯、缺少安全感，是因為他從未得到過母愛，有過被關柴房的心理陰影；幼菊之所以如此渴望與手機親近，是因為她被外面世界表面炫目的光彩迷醉過；金枝讓人憐愛的懂事和善解人意，是因為她耿耿于懷自己和哥哥對春曉夫婦的虧欠……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行為邏輯，即便那些行為不可理喻，依然可以找到他們之所以這么做的理由。一個寬容的寫作者，對善與惡都能一視同仁，并且用同情的目光關照人和世界——這也是我一貫想用自己的文字向成長中的讀者傳達的觀點。

生活中的一切高尚常常以平常的面目出現。高尚應該來自一個人內心自覺的選擇，卻又從不以高調示人。取與舍相輔相成，奉獻的同時也是一種自我實現和滿足。這個世界上，一定有比舒適的臥榻、豪華的屋宇更有價值的東西——那就是富足而高貴的精神世界，這個精神世界強大到足以為別人發光發熱。

和10年前相比，當下留守兒童的生活狀態、精神狀態發生了哪些變化？他們更需要什么？

10年前，留守兒童除了缺愛，還缺物質。10年后，脫貧攻堅顯見成效，鄉村生活狀況極大改觀，加之有了“童伴媽媽”之類切實有效的公益項目，留守兒童有很大一部分已經不缺物質，但仍然缺愛，來自社會的關愛不足以彌補親情的缺失。同時，網絡發達，交通便利，他們還要面對復雜世界的誘引，這比10年前留守兒童的境遇更加復雜。

我在《云頂》里提出了一種“最好的生活”的設想：走出去，是為了更好地走回來，一家人完整地生活在一起，這便是最好的生活。聽上去特別樸素簡單，但是，實現起來也許并不那么簡單。

《云頂》里寫到了學生的苦難，有的孩子自小被父親或者是母親拋棄。這類現象會讓您感到困擾嗎？

被媽媽拋棄，這是我近年在鄉村生活體驗中很受沖擊的現象。年輕一代的媽媽，更加自我，在貧困面前，母愛、責任都變得虛弱無力。這確實是讓我困惑的一個問題。傳統家庭結構的牢固性也面臨挑戰——這不僅是山中家庭的問題，這是現代社會面臨的一個普遍問題。

“留守兒童”這個主題為什么這么牽動您，愿意一寫再寫？

一部作品帶給不同讀者的感受是不同的，對自己的任何作品，我都沒有什么預設。讀者會在閱讀中將文本再創造，他們甚至會帶給作者意想不到的驚喜和解讀。《云頂》出版后，在有限的2次與大小讀者面對面分享中，都有大人和孩子被打動、流淚，甚而有孩子回去跟家長宣布：要把自己所有的“財產”捐給那些缺少愛的孩子。無論是同情也好，被作品中人物的高尚感動也好——假如這部小小的作品能讓人沉思，或者心靈顫動，或者激起對生活的熱愛與希望……這大概就是閱讀文學作品和新聞的最大不同。

“留守兒童”牽動我的，不是這個話題的社會性。它不是中國的獨有現象，在國外不同時期都有不同類型的“留守兒童”。我在作品里一向關注成長中的心靈，留守兒童無疑是遭受心靈風暴的一個群體，因此也更能引起我的關注。

您怎么看待閱讀與寫作的關系？

寫作者如果不大量閱讀，持續性的寫作是無法進行的。事實是，我用于閱讀的時間比用于寫作的時間要多得多。不僅閱讀各種類型的書，也包括影像、戲劇、舞臺藝術，撲面而來的有選擇的資訊，最重要的是讀生活，是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