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莞作為中國改革開放挺立潮頭的城市，以令人驚異的速度取得巨大成就。東莞的文學完全配得上這座城市的榮耀。十多年前，東莞樟木頭鎮推出了中國第一個“作家村”，吸引不少知名作家來這里“落戶”，這也標識了東莞文學海納百川、敢為天下先的品格，這些舉措帶來了東莞文學的跨越式發展。如今，在東莞可以看到一道靚麗的文學風景線，其隊伍之雄厚，作品之精彩，氣象之宏闊，都令人贊嘆。且以近三年來的創作為例，長篇小說便有陳璽的《珠江潮》、莫華杰的《春潮》、吳詩嫻的《向上生長的城》，長篇報告文學有陳啟文的《命脈——中國水利報告》《為什么是深圳》、丁燕的《嶺南萬戶皆春色：廣東精準扶貧紀實》、周齊林的《共飲一江水：東深供水工程報告》；李知展短篇小說集《孤步巖的黃昏》和莫華杰的中短篇小說集《賒佛》相繼入選“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出自東莞作家的百余篇中短篇小說、散文、詩歌等作品發表在《人民文學》《當代》《中國作家》《十月》《花城》《散文》《詩刊》等刊物上；出版的散文集有塞壬的《沉默堅硬還有悲傷》《鏡中顏尚朱》、詹谷豐的《山河故人》、林漢筠的《嶺南讀碑記》，詩集有彭爭武的《尋找》、薛依依的《夜晚與抵達之謎》、許曉雯的《孤獨是沉默的金子》，兒童文學有謝蓮秀、香杰新的《東江謠》，等等。

葆有擁抱現實的熱情

提高認識生活的能力

東莞文學的繁榮是與東莞火熱的生活緊密相連的。在東莞，我們能夠感受到一種良好的文學氛圍，這就是樂于與東莞現實無縫接軌的文學氛圍，東莞的作家對身邊的宏大生活與日常生活都充滿了熱情，主動從生活中獲取創作資源。他們不僅熟悉生活，而且在深刻把握和認識生活上下功夫，因而能夠從生活中提煉出成功的藝術形象。陳璽的《珠江潮》便是一部取材于東莞改革開放的史詩性力作。小說中的獅門即是以東莞的虎門為原型的，虎門曾誕生了全國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太平手袋廠。小說主人公佘錦堂出生于獅門的名門大戶，當年佘家曾在獅門擁有半街商鋪，佘家家族的事業興衰沉浮始終與社會的風云動蕩密切相關，正是改革開放，給佘家帶來了發展的黃金機遇。小說以佘家幾代人的命運為切入點，真實反映了東莞在共和國歷史長河中的社會變遷，作者將筆墨重點放在對改革開放40年這段歷史的描寫上，塑造了以佘錦堂為代表的一群順應時代潮流、敢闖敢干的南方改革者形象，展示了東莞與世界接軌的弘闊胸懷，為中國改革開放偉大事業勾畫了一幅精彩的縮影。莫華杰的《春潮》同樣也是一部反映改革開放創業奮斗的長篇小說，與陳璽宏偉的史詩性所不同的是，莫華杰的敘事更帶有一種個人性和青春氣。他寫身在偏僻山村的年輕人如何敏銳地捕捉到改革開放的時代信號，從撈渣工做起，在奮斗中把握自己的命運。

東莞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他們不斷地創造中國奇跡，有著數不清的精彩的中國故事，這是一座豐富的文學富礦，但東莞作家清醒地意識到，坐擁富礦，不見得就能寫出好作品，還必須提高自己認識生活的思想能力。陳啟文的《為什么是深圳》書寫深圳改革開放40年歷史，關于這段歷史的報告文學作品已經出版了很多，陳啟文的成功就在于他對這段大家都很熟悉的歷史作出了更深入的思考，找到了新的思想支點。他準備寫作這本書時，正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機中，世界格局正在發生改變，中國人民正面對新的挑戰。他將深圳改革開放歷史置于在這大的現實背景之下，不僅要說說深圳在當今時勢發生重要變化的情景下是怎么做的，而且要站在今天的變化趨勢下重新認識深圳過去是怎么做的，從中獲取新的啟示。他采取全局鳥瞰與典型剖析相結合的方式，梳理了深圳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軌跡，既突出他們與時俱進的智慧，也強調他們對改革開放精神的堅守。丁燕的《嶺南萬戶皆春色：廣東精準扶貧紀實》是一部反映廣東省脫貧攻堅工作進展與成就的長篇報告文學作品。作者深入走訪了廣東省連樟村、斜周村、海豐縣等多個貧困地區，難得的是她在與當地貧困村民、扶貧書記的接觸和交流中，也敞開了自己的心靈，讓個人的情感與認知融入其中，因此她的寫作不僅真實記錄了她在采訪中獲得的最直接的生活素材，而且也包含著她的大量身臨其境的生活體驗，她的扶貧日記為這部作品增色不少，在這里能夠看到她不斷理解扶貧意義和追問生活要諦的心跡。

東莞的文學與生活處在一種零距離的最佳狀態，東莞的作家大多數就是直接從生活中走過來的，或者至今仍然處在生活的海洋之中，正是這樣一種狀態，在東莞最早產生了“打工文學”現象，“打工文學”不僅造就了一種具有時代感的文學樣式，也形成了一種擁抱現實的文學精神。在東莞，生活對作家來說無門檻，零距離狀態使他們輕易地走進生活中。塞壬的散文寫作基本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她從個人生存經驗出發，并在與現代主義對話過程中找到了自我表達的途徑，在人們非常看好她的時刻，她自己卻有了要突破瓶頸的危機感。怎么突破瓶頸？她說：“最好的途徑就是參與真實的社會生活，成為其中的一員。”于是她主動應聘東莞的一家電子工廠，她隱瞞了自己的作家身份，與普通工人一起參加流水線上的勞作，她把自己這種行為稱為“臥底”，她將臥底的經歷寫成了散文《無塵車間》，作品描寫了現代化工廠里的生存狀態，以及一個人在機器空間里的痛感和無感，她敬重普通工人身上的責任和擔當，她作為作家的心靈審視和思考完全沒有缺席。

以海納百川的姿態促進文化的融合

東莞有著海納百川的胸懷，這是這座城市能夠在經濟上突飛猛進的重要原因，也是東莞文學能夠脫穎而出的重要原因。東莞的作家群來自全國各地，他們帶來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信息，又能與東莞的粵語文化融合在一起，從而構成了東莞文學的豐富性。讀近些年東莞的文學作品，我發現，東莞作家很注重在文化性上做文章。

陳璽來自陜西黃土高原，渭北塬上曾是他的文學原鄉，他的一些有影響的作品基本上是以這里為原型的，如長篇小說《一抹滄桑》《塬上童年》《風吹麥浪》等。但我們讀他的這些作品時會發現，他在重新整理自己的家鄉經驗時逐漸帶上了另一副“南方”的文化眼光，《風吹麥浪》這個小說標題大致上可以比喻他這類小說的文化特征：像南方來的“風”吹過塬上麥浪時的情景。他的《戲中人》就是他對秦腔有了重新認識后的構思。另一方面，他來到東莞后也在努力學習當地的文化，這使他在寫作《珠江潮》時能夠游刃有余地寫出嶺南文化的特性。他將嶺南獨有的文化、民俗、口語、飲食等融合到小說里，通過一系列具有鮮明地域文化色彩的細節生動描寫，提供了一幅粵港澳大灣區的風俗畫卷。但同時還要看到，陳璽在觀察嶺南文化時也帶有他本身固有的渭北文化眼光。比方說，他在小說中設計了一個有眼疾的老人安義，以某種先知的角色貫穿在情節始終，這位老人偶開天眼，便在“對世事的掐算”里，盡知珠江兩岸潮起潮落的走勢和因果。安義身上其實攜帶著流行于北方民間的傳統文化思維，因此有評論者認為，安義這一形象“讓人想起《白鹿原》里的朱先生”。

吳詩嫻的長篇小說《向上生長的城》也是以反映改革開放巨大變化為主題的。這部小說的故事發生地是瀕臨廣東的江西贛縣，受率先改革的廣東的影響，這個小縣城的供銷社系統仿佛遭到突如其來的暴風雨的沖擊，這里是吳詩嫻出生之地，小說中的人和事都在現實中有著非常直接的原型，這使得小說敘述更有真實感和親切感。小說寫了居住在楊仙坡的十戶供銷系統人家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21世紀滄海桑田的變遷及40年后重聚的悲喜，有的成了時代的弄潮兒、有的繼續堅守打拼、有的抵制不住誘惑沉淪下去，年輕的一代則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闖北上廣，各赴前程。原來的小縣城在萎縮，而建設中的新城充滿了向上和向前的希望。作者親眼目睹了在改革開放中兩種文化思潮的沖突和激蕩，她寫這部小說的意圖也是要再現這段歷史上的文化思潮沖突。

東莞的散文創作依然是高產多產。翻讀最近幾年東莞作家的散文作品，有一種琳瑯滿目的感覺，自然地理、山水風物、人文歷史、生活生命、人生人性、時代現實、親情友情，無所不包，而其文化的豐富性和風格的多樣性給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塞壬的散文被人稱為“具有足夠的魔力、魅力和殺傷力”，這大概因為她注重對個人內心體驗的深度開掘和對人生命運的執著追問，這從她的散文集《沉默堅硬還有悲傷》《鏡中顏尚朱》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如果說塞壬是現代主義風格的敘述，周齊林的《底色》便是一篇彰顯現實主義力量的作品，他以逼真的細節呈現底層的生存狀態，對現實作出深刻的思考。詹谷豐的《山河故人》是圍繞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歷史而寫的一本散文集，其穩健的敘述讓人有“寶刀不老”的贊嘆，我尤其看重的是，他在創作中堅守著一種“文以載道”的散文傳統。林漢筠的散文集《嶺南讀碑記》則是比較典型的歷史文化散文的樣式，他的散文創作善于從本土歷史文化和自然生態文化中挖掘資源，這一回他通過讀碑的方式為東莞立傳，他那沉郁的文字與碑文的歷史積淀相映成趣。整體上說，東莞的散文創作空間開闊、自由，作家們能夠坦陳真性情，彰顯個人性，這是形成文化豐富性和風格多樣性的主要原因。丁燕在散文《蝶變：一個家族的詞語遷徙史》中非常真實地講述自己家族作為“盲流”的家族史，也談到她從新疆來到東莞的寫作經歷。她在為“盲流”恢復名譽，也在為移民所帶來的文化大融合而歌詠。

建設文學生態 釋放青春活力

東莞有一個良好的文學生態環境，從而保證了不同的群體、不同的年齡段、不同的文學方法都能得到順暢的發展。這首先得益于東莞各級政府對文學的重視，從市到鎮街，東莞出臺了一系列文化精品的扶持辦法。東莞的作家多是在工作之余進行寫作。各個鎮街對文學事業的重視、厚愛和扶持，為來自五湖四海的各個階層、不同寫作偏好的文學愛好者在東莞的立足、生活和寫作，提供了很好的條件。

正是在這樣的文學生態下，出生于1988年的李知展能夠一躍而成為東莞一顆耀眼的新星。他從16歲起漂泊于全國各地打工為生，后來來到東莞打工，這里濃郁的文學氛圍激活了他的文學才華，他的小說頻繁出現在全國重要的文學刊物上。他把自己的文學成績歸功于東莞良好的文學生態，認為是東莞給了他寫作的機會。他說：“好的文學生態和好的自然生態是一樣的，花在開，草在長，有大樹，也有小苗，最好是互相抵御風雨、共同沐浴陽光。”李知展的小說有一種天然的現實主義情懷，這與他較早就獨自闖蕩社會的經歷有關，他關注底層小草式的人物，同情他們的卑微和痛楚，但他內心并不懦弱，剛強往往成為他小說的底色。小說《紅鬃烈馬》的題目隱喻了李知展的精神向往。小說寫了一座小城里的普通人，他們遭遇困境和不公，但他們并不屈服，就像烈馬一般，最終要掙脫束縛，奔向自由的天地。李知展雖然內心是剛強的，但他在構建自己的文學世界時并不峻急外露，而是以一種平和、大氣的姿態去應對萬物，顯示出他在藝術上的成熟。

東莞的詩人隊伍龐大，陣營整齊，其中就有不少“80后”和“90后”。他們的詩歌充滿了青春活力。東莞的詩歌活動也具有廣泛的群眾性和普及性。東莞詩人具有較強的現實主義品質，他們的詩歌也具有鮮明的現實感，他們中有不少人就是打工者，打工詩歌也是東莞詩歌的一大亮點。但東莞詩人并沒有將自己的思緒拘禁在流水線上，而是在主題和意境上不斷拓展和深化。彭爭武的詩集《尋找》就體現了這一特點。詩人仍然關注打工者的生活，講述新東莞人的故事，但他在講述的同時也打開了自己的生命感知，進行一次艱難的自我確認，從而譜寫出一個時代變遷史和個人心靈史的雙調詠唱。東莞詩歌是一個多元共生的生態群體，我們能從中感受到不同的氣味和色彩。如黎啟天詩歌的“海腥味”與奇崛想象力的融合，澤平詩歌的親和力和純粹性的對話，許曉雯在詩集《孤獨是沉默的金子》中流露出的思辨性，薛依依在詩集《夜晚與抵達之謎》中細膩的知覺表達，這些都構成了詩人富有個性的表情。另外，像易翔的《秋天來了》、莫寒的《來自遠古的光影》等都是值得反復詠誦的詩作。我還注意到，東莞詩人整體呈年輕化趨勢，他們的詩情具有明顯的青春氣，詩意具有時代感和時尚感，我相信他們的詩歌創作將會走得更遠。

東莞人民將一座工業發達、現代性十足的城市打造為森林城市，東莞的文學人同樣無愧于這座城市，他們在森林城市里培育起郁郁蔥蔥的文學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