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作為依然活躍于“文學工地第一線的勞動力”，王蒙的寫作勢頭正歡。他以每年一兩本書的創作密度與速度，證明著自己“耄耋揮灑三江水，饕餮編修二百年”的壯志雄心，長篇小說《猴兒與少年》就是他高密度文學生產的最新成果。

1958年，青年知識分子施炳炎來到北青山區鎮羅營鄉大核桃樹峪村，開啟了另一種生活。幾十年過去，他遇到的少年侯長友，以及那個聰敏與不幸的小猴兒“三少爺”依舊盤桓于記憶當中。整部作品以王蒙和老專家施炳炎的對談為敘事核心，在對歲月的回溯中，把大時代與個體的命運變遷帶到讀者面前。王蒙借助對話體敘事穿梭時空，呈現了小說創作的藝術特質與新的美學追求，表達了樂觀主義精神與堅定的歷史進步觀，以及他對中國大地與人民、對生活與文學的誠摯熱愛。

“幾番回憶罷，雄心未蕭索。猶有少年志，猶有少時歌。”當87歲的王蒙從63年前的往事開始落筆時，《猴兒與少年》這部新作便延續了自《青春萬歲》以來，他作為共和國文學的參與者、建構者所一以貫之的熱情、樂觀、真摯、雄壯的青春品格。這種“高齡少年”的青春品格與小說的藝術探索密切相關。正是在情節、結構安排上的匠心獨運，保證了小說主題的精確表達與明朗風格的形成。

首先，作品的情節設置與人物內在情感的邏輯建構密切關聯，呈現出一種總體對話、細節獨白式的敘事結構。小說總體上是施炳炎與王蒙關于往事與回憶的對話，但主體內容則由施炳炎高度個體化的獨白式訴說構成。這種“往復穿越”、站在任何一個時間點上“回眸往日”的自在性，讓小說在整體上具有自由的敘事風格與強個人化的抒情性特點。但這只是表面的顯性風格，實際上小說在情節設置上極其講究，尤其是人物內在情感邏輯的建構可謂獨具匠心，是一種苦心經營的“隨意”。比如小說第十一節“吳素秋來了”，就是典型的例子。這一節看似是與小說主線關聯不大的“插曲”，但確立了“核桃少年”侯長友在施炳炎心目中無可替代的地位，奠定了整部小說的情感邏輯走向，成為小說后半部分施炳炎因思念侯長友，而一再重返大核桃樹峪村的敘事動力。

其次，作品的懸念設置背后是深厚的人道主義關懷。頻繁出現的懸念是這部作品尤具閱讀吸引力的地方。這種懸念設置上的“硬功夫”，以“猴兒哥”侯家耀的相關敘事最為突出。圍繞著他的一生，王蒙設置了環環相扣、層出不窮的懸念。如果說通常小說的懸念設置是為了增加情節的曲折性與故事的可讀性，那么這部作品中懸念的功能絕不僅限于此，而是與大歷史中個體創傷的隱喻性表達有直接關聯。王蒙在曲折的大歷史中看到了個體的人生際遇，體現了他從歷史與個體關系的角度來關懷生命存在的人道主義精神。

最后，作品的結構安排確保了小說的樂觀主義青春品格。小說的前半部分內容是施炳炎關于20世紀50年代在大核桃樹峪村勞動生活的回憶。“津津有味”的體力勞動、火紅年代里的詩與歌、臭雞蛋就酒的溫暖關懷，尤其是與侯長友的友誼，是施炳炎這一時期敘述的主體部分。其情感主調是熱情與詩意的，充滿了跨越時空的懷念與熱愛、感恩與留戀。這部分所呈現出來的刻骨銘心、念念不忘的情感，也成為小說后半部分施炳炎一再重返大核桃樹峪村的動力。小說的后半部分由施炳炎20世紀60年代、80年代以及21世紀以來，重返大核桃樹峪村的故事構成。不同時間點上的重返，在小說中按順序排列，生動地展現了大核桃樹峪村日新月異、與時俱進的變遷，以及這背后中國的巨大發展變化。

猶有少年志，猶有少時歌。立志用全部心力去歌唱中國大地與中國人民的王蒙，將文學作為他寫給世界的情書。他立足當下，擁抱歷史，在文學創作中展現出了對過去的珍重和對當下的熱愛。正在創作中的王蒙是青春的，青春的王蒙永遠年輕，這部《猴兒與少年》就是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