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健靈和孩子們在元頂小學校門前合影

2022年初，新蕾出版社推出了《云頂》。這是殷健靈第三次寫留守兒童。上一次還是10年前，殷健靈進入貴陽大山，隨后寫下“甜心小米”系列。再往前，2009年《蜻蜓，蜻蜓》出版，這是殷健靈第一次關注留守兒童的生存狀態。“說到底，那時候寫這個題材，是膽怯的，底氣不足的。”她在《云頂》后記中如此寫道。

為了寫好《云頂》，2020年、2021年殷健靈兩度深入貴州和四川的大山深處。在四川南江縣黑潭鄉元頂小學，她一住就是10多天，和孩子們一起生活。睡前，她為年齡小的孩子擦臉、洗手。昏暗的燈光下，十幾個孩子排著隊，挨個走到冒著熱氣的不銹鋼臉盆前。第二天，一個叫浩浩的小男孩，“啪”地一下把小手放在殷健靈手心。校長陳果在旁觀察，對殷健靈說：“他信任你了。”

與10年前相比，當下鄉村留守兒童在物質上已經有了很大提升，但生活中的困境仍然具體而黏稠。正如殷健靈在書中寫道：“好端端的可愛的孩子，走著走著，丟了媽媽，又或者丟了爸爸……”《云頂》入選了“商報嚴選好書”。寫作過程中，一旦遇到瓶頸，殷健靈就開始閱讀——讀書，看電影、話劇……當然，在她看來，最重要的是讀生活，是讀人。

人生有另一種出發和抵達

殷健靈祖籍江蘇，生于上海，張嘴是一口標準的普通話，只有說得太快時，才會偶爾在句尾露出“儂”“啦”的余音。

2012年，殷健靈第一次進入留守兒童的生活，這源于網友“蚊子”的提議。她是殷健靈的讀者，少年時曾在書店讀完了長篇小說《紙人》，由此記住了作家“殷健靈”的名字。10多年后，兩人在博客上相識，這時的“蚊子”已經成為一名特崗教師，在貴州山區小學執教。

互聯網打破了空間阻隔，直到真正踏上旅途，殷健靈才清晰地感知到兩人之間的距離：從上海出發至貴陽，貴陽到黔西縣2.5小時，黔西縣到中坪鎮2小時，下車后還要走2小時山路。進山前，殷健靈在拉桿箱里塞滿了給孩子的禮物，來接她的“蚊子”則背了一個背簍，里面裝著新鮮菜蔬。那年大旱，村民收成慘淡，自給自足都艱難，山里買不到吃食。每周回家返校，“蚊子”都要背一背簍的菜蔬進山。

全校45名學生，除了校長，村小只有2名教師，復班教學。其中一位老師生病請假，空出了一張床鋪。那一周，殷健靈就睡在空床鋪上。宿舍有一個水缸，盛著山上引的泉水，喝前要加明礬過濾。學校處處顯露出貧瘠的面容，廁所是茅坑，一個大缸上放兩塊木板。學校提供一頓午餐，一到中午，教師會站在灶臺上，用一柄鏟子炒飯，這樣大的鏟子通常用于鏟煤。這樣的場面讓殷健靈印象深刻，她說：“是一種震撼，同時也得到了洗禮。”

震撼殷健靈的不是貧窮，而是在這樣的境遇下，孩子眼中的明亮。殷健靈問學生，長大以后想干什么？男孩告訴她，以后想當司機。那時，村里沒通路，出山只能靠步行。以后如果有一條進山的公路，他能在公路上開車，這就是最崇高的理想。一個小女孩說：“以后想當個好媽媽。”答案同樣質樸。每天，大孩子帶著小孩子打掃校園，吃完飯以后自己洗碗，每周清潔廁所。男孩無論如何淘氣，回家后都是一把干活的好手，打豬草、挑水，忙不停歇。

在這里，上五年級的女孩已經當起了姑媽。她懷里的嬰兒是侄子，哥哥外出打工，生了孩子送回老家。即便自己還是一個孩子，她卻照顧起另一個孩子。

在另一戶人家，家里沒有大人，兩個孩子撐起了家——姐姐五年級，弟弟二年級。他們把日子過得很好，衣服洗得干干凈凈，晾在門口的晾衣繩上，扁竹板上曬著玉米、蘿卜干。

殷健靈問：“你們家附近有親戚嗎？”女孩說：“有的，外婆在。”外婆在照看表弟，表弟更小，她們有時會去看外婆。殷健靈又問：“你到外婆家有多遠？”女孩淡淡地說：“走山路要7個小時。”

這一刻，殷健靈發現，人生路上有另一種形式的出發和抵達。在她看來是困境的當下，他們仍在感受生命的美好，帶著不加掩飾的笑容，堅韌地生活。

生活不斷拋出難題

2020年9月、2021年4月，殷健靈分2次進山，前往貴州和四川的大山深處，前后一共待了20多天。與上一次自發前往不同，這一次她是受新蕾出版社邀請。

殷健靈是新蕾社合作多年的作家，“殷健靈經典愛藏系列”“殷健靈暖心成長書系列”在新蕾社出版。即便留守兒童在當下算不上一個新選題，新蕾社看中的是“童伴媽媽”項目——這個由中國扶貧基金會啟動的公益項目，通過培育農村婦女開展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具有積極意義。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一部在主題出版框架下的“命題作文”。這也是殷健靈第一次接下“命題作文”，她有些忐忑，擔心自己陷入主題寫作的“套路”。一方面，殷健靈一直關注留守兒童，并且一直思考，既然現代化的進程無法阻擋，父母外出打工是一件必然的事，那么面對留守兒童這一個群體，人們還能提供怎樣的幫助？借著寫一部書的機會，殷健靈嘗試解開內心一個長久的疑問。另一方面，她也想進行一次嘗試，能否拋開主題寫作的“套路”，通過鮮活的人物塑造，讓作品真正回歸文學，通過文學的力量來打動人。這也是她的初衷。

與8年前相比，這一次進山是完全不同的體驗。泥磚房改成了二層小樓，家家通了自來水，坑洼的山路上鋪上了平整的水泥路、柏油路，村里通了網。即便是村里最困難的人家，也在政府的補貼下，裝上了抽水馬桶，有了貼瓷磚的廁所。不到10年，人們的生活面貌發生了巨變。

當山區貧瘠的面容被揭下，生活還在拋出難題。一個常見的難題是娶妻生子，比如男人外出打工，在外面談了一個對象。女人跟男人回鄉，一看老家太窮，婚事吹了。還有意外，有人意外去世、犯罪坐牢，或是失蹤。意外降臨，妻子大多會選擇逃離，把孩子交給老人，自己改嫁，或是外出自謀生路，與家庭進行切割，少有人返回看孩子。

《云頂》里，殷健靈寫到了李千萬，這個男孩的身世是現實生活的縮影。父親在城里打工，替打群架的小兄弟出頭，被人用刀傷了頸動脈，還沒送到醫院，人沒了。父親意外離世，留下一大一小兩個兒子。妻子改嫁后，又生了一個兒子。后來，爺爺奶奶發現大孫子李千萬越長越像兒媳改嫁的男人，心里有了結，又無言說，于是對兩個孫子區別對待。本就失去了父母，又因為猜疑，李千萬失去了最后的避風港，無處可去。

現實生活中，浩浩的父親是一個老光棍。長年外出打工，因為窮，存不下錢，三十好幾娶不上媳婦，而他又想留下根，有一個孩子。他在女人家幫工，白干了3年，最后拿到的工錢是一個孩子——女東家給他生了一個孩子。生完孩子，東家把孩子扔給男人，不再管別的，他只有抱著孩子離開。一個老光棍難以照顧好一個孩子，他還需要打工。于是，他把浩浩送到了元頂小學。

剛到元頂小學時，浩浩瘦小，一看就發育不良。穿的衣服偏小，衣服繃在身上，頭發是臟的，指縫也是黑的。殷健靈到元頂小學，每晚睡前給孩子洗臉。沒過兩天，浩浩就和殷健靈混熟了，每天黏著她，鬧著要抱抱、要抱抱。學校孩子多，教師少，根本抱不過來。在一個突然出現的陌生人身上，他嘗到了久違的母愛。殷健靈說：“你很明顯感到，這些孩子身上愛的缺失。”

看著那些被母親拋棄的孩子，殷健靈會有震動，“在我們腦海里會有一種觀念，母愛大如天，能克服一切艱難險阻。”但在這里，母愛失靈了。失去丈夫以后，為了脫離家庭，孩子成了一件可以被切割的物品，能夠清晰地被剝離出去。殷健靈不想從道德層面評判，這樣的選擇與善惡無關。“道德評判是虛弱的，假若你沒有經歷過那種真正的生存困境，或者是真正處在她們的境地，你其實是很難去評價當事人的選擇。”作為一個寫作者，殷健靈選擇尊重。

從留守兒童到“童伴媽媽”

20多年前，陳果、張蓉夫妻放棄了火鍋店的生意，回家鄉建了一所留守兒童小學。說是小學，其實只是一幢2層樓的房子：一層是教室，二層是宿舍，墻皮脫落了，欄桿布滿鐵銹，一口鐵灰色的小吊鐘在房檐下搖晃，兩只生銹的水龍頭一滴一滴往外滲水，好像總也流不完眼淚。這是元頂小學最初的樣子。

隨著當地政府的支持和慈善機構的捐贈，日子一天天變好。慢慢地，學校有了能自動沖水的廁所，有了一臺太陽能熱水器，還有了全自動洗衣機、一體式凈水機、碗筷消毒機。為了省電，張蓉還是用雙缸洗衣機，不插電的消毒柜成了碗柜。

硬件設施從無到有，但仍不足以負荷這個人口眾多的“大家庭”。山間喜雨，一旦下雨，晾在操場上的衣服都要重洗，張蓉急于找到一個足夠大又能遮雨的地方晾衣服。一臺太陽能熱水器供不了幾個孩子洗浴，熱水常常不夠用。晚上，殷健靈給孩子們洗臉前，陳果往臉盆里撒了一些鹽。在他樸素的價值觀里，鹽有消炎殺菌的作用，能洗得更干凈。更主要的原因是，熱水缺乏，得緊著用。

在山里的那段日子，殷健靈也給孩子們上過課。一天，她發現這堂課的課文有高洪波的童詩。殷健靈給高洪波留言，想請他給孩子們講幾句話。那時，高洪波還病中，正在住院，一看到微信立即回復。課上，殷健靈播放了高洪波的語音。聽到詩人的話語，孩子們都覺得很驚奇。

除了在元頂小學生活，殷健靈還跟著“童伴媽媽”項目在貴州綏陽縣各個村落走訪。在見到李前梅之前，殷健靈就知道她身上有故事。“當時給我介紹這些童伴媽媽，我最感興趣的就是她，為什么？因為她曾經是個留守兒童。”殷健靈講到一張“童伴媽媽”的宣傳海報，李前梅笑著，背著一個背簍，背簍里是她的兩個孩子。

李前梅1996年出生，23歲時已經是2個孩子的媽媽。丈夫在外務工，為了不讓孩子成為留守兒童，她選擇留在老家。2017年，應聘“童伴媽媽”后，她挨家挨戶摸底，為村里的兒童建檔。因為孩子還小，她只能背著孩子走山路。一條關于“童伴媽媽”的新聞寫到，2018年李前梅花了800多元給3名留守兒童買過冬棉衣，那時她一個月工資是1800元。

在人們印象里，李前梅永遠笑著。但一提及童年，一張口她就開始哭。“你看她平時很開心，但是不能觸及到她的童年，童年的疼痛無法彌補。”殷健靈說道。兩人面對面坐著，中間是一張課桌，殷健靈拄著桌子，捧著李前梅的面龐，擦去她的眼淚。

李前梅兒時是留守兒童，一年到頭見不著父母幾面。她和爺爺關系好，后來爺爺又去世了，再后來奶奶去世。她仍然沒有等回父母，兄妹相依為命地長大。選擇成為“童伴媽媽”不僅是為了一份收入，更重要的是，當她在有玩教具、圖書和設備的“童伴之家”和孩子們一起組織活動，她的童年仿佛也被治愈。

殷健靈將李前梅的童年經歷融入了小說里的“春曉媽媽”，春曉和丈夫創辦了“云頂小學”。故事的最后，學校在媒體的幫助下在新址重新翻蓋了校舍——這個結果是虛構的，現實中的張蓉仍然對突如其來的陣雨發愁。

現實生活還在繼續，但小說需要結尾。小說里，云頂村開發了旅游業，企業在云頂辦茶廠，有了新的謀生方式，在外務工的父母返鄉。這是殷健靈構想的遠景：那些已經走出去的人回來，一家人完整地生活在一起，這就是最好的生活。

對話

殷健靈& 中國出版傳媒商報

中國出版傳媒商報：《云頂》來自于真實生活，這是一部紀實文學嗎？您怎樣處理虛與實的關系？

殷健靈：寫《云頂》，我考慮最多的是，如何擺脫真實新聞事件和人物的無形束縛，提升作品本身的文學性和藝術性。因此，確切地說，《云頂》不是紀實文學，而是一部兒童小說，有人物原型和事件原型，但更多的成分來自虛構。文學和新聞一樣，都是現實世界的反映。

文學又和新聞不同，新聞告訴你世界的真相。但是，當新聞形成文字之后，新聞的意義也就終止了——我們很少會在10年后去談論一條當年的熱點新聞。但文學不同，文學即便來自某件新聞事件或是某個新聞人物，但它是生活的提煉，是詩性的、人性的、精神的、終極關懷的，經由寫作者的藝術創造，會帶給讀者強烈的審美感受，它的聲音可能會在你心里余音不絕。

現實生活提供了大量鮮活的素材，這猶如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可能支撐起一些作品的細節；另一方面，也束縛了作者的創造力。因此，創作《云頂》的過程，和我先前創作《野芒坡》《象腳鼓》等取材自真實歷史事件或是真實人物的作品一樣，是將大量的散沙一般的素材重新打碎、變形、切割、揉捏、整合、打磨、再創造的過程。只有將瑣碎的素材重構為不失真實的“故事”，才可能離“小說”的模樣近一些。

《云頂》不僅僅是一對模范鄉村教師夫婦以及“童伴媽媽”的寫照或者贊歌。他們是普通人，我想寫的是他們的心路歷程，他們為什么選擇這樣的生活，他們的驕傲與愁悶，困惑與無奈。《云頂》描摹的是失愛的鄉村留守兒童群像，他們的父母迫于生存的壓力或者因為各種原因暫時離開他們——脫離了殘酷的生活現實，任何道德判斷都是無力的。幸運的是，他們在“云頂”得到盡可能多的情感補償。我想寫倔強的童年在暗淡中盛放，寫生命和希望，寫夢想與渴望。

我想，同樣的寫作素材到了不同寫作者那里，會呈現不同的樣貌。這和寫作者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以及審美取向都有關系。到我這里，我希望呈現的《云頂》是童真詩意的，是直面真實，又啟人思考、燃點希望的。

中國出版傳媒商報：《云頂》里有兩組對照關系，楊果和小石頭，春曉和金枝。他們是師生，也是某種意義上的“父子”“母女”，還是“我”和曾經幼小的自己。這是兩代人的對話，也是兩代人的救與贖。您為什么要寫云頂小學教師的過去？為什么找回他們的童年如此重要？

殷健靈：人物的真實可感，在于他的所作所為符合他的性格邏輯和生活邏輯，如此塑造的人物才是有根基、有說服力的。而童年是一個人人生最重要的根基，直接影響了他后來的性格養成和人生選擇。

楊果的回來，來自童年這塊土地給予他的哺育，來自做教師的父輩給予他的人生方向的指引；而春曉的選擇，除了對丈夫楊果的“跟隨”，更來自于自身童年愛的缺失，才會對當下留守孩子感同身受。她付出的同時，也是對自己童年缺憾的補償。

包括小說中的兒童群像，小石頭之所以膽怯、缺少安全感，是因為他從未得到過母愛，有過被關柴房的心理陰影；幼菊之所以如此渴望與手機親近，是因為她被外面世界表面炫目的光彩迷醉過；金枝讓人憐愛的懂事和善解人意，是因為她耿耿于懷自己和哥哥對春曉夫婦的虧欠……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行為邏輯，即便那些行為不可理喻，依然可以找到他們之所以這么做的理由。一個寬容的寫作者，對善與惡都能一視同仁，并且用同情的目光關照人和世界——這也是我一貫想用自己的文字向成長中的讀者傳達的觀點。

生活中的一切高尚常常以平常的面目出現。高尚應該來自一個人內心自覺的選擇，卻又從不以高調示人。取與舍相輔相成，奉獻的同時也是一種自我實現和滿足。這個世界上，一定有比舒適的臥榻、豪華的屋宇更有價值的東西——那就是富足而高貴的精神世界，這個精神世界強大到足以為別人發光發熱。

中國出版傳媒商報：和10年前相比，當下留守兒童的生活狀態、精神狀態發生了哪些變化？他們更需要什么？

殷健靈：10年前，留守兒童除了缺愛，還缺物質。10年后，脫貧攻堅顯見成效，鄉村生活狀況極大改觀，加之有了“童伴媽媽”之類切實有效的公益項目，留守兒童有很大一部分已經不缺物質，但仍然缺愛，來自社會的關愛不足以彌補親情的缺失。同時，網絡發達，交通便利，他們還要面對復雜世界的誘引，這比10年前留守兒童的境遇更加復雜。

我在《云頂》里提出了一種“最好的生活”的設想：走出去，是為了更好地走回來，一家人完整地生活在一起，這便是最好的生活。聽上去特別樸素簡單，但是，實現起來也許并不那么簡單。

中國出版傳媒商報：《云頂》里寫到了學生的苦難，有的孩子自小被父親或者是母親拋棄。這類現象會讓您感到困擾嗎？

殷健靈：被媽媽拋棄，這是我近年在鄉村生活體驗中很受沖擊的現象。年輕一代的媽媽，更加自我，在貧困面前，母愛、責任都變得虛弱無力。這確實是讓我困惑的一個問題。傳統家庭結構的牢固性也面臨挑戰——這不僅是山中家庭的問題，這是現代社會面臨的一個普遍問題。

中國出版傳媒商報：“留守兒童”這個主題為什么這么牽動您，愿意一寫再寫？

殷健靈：一部作品帶給不同讀者的感受是不同的，對自己的任何作品，我都沒有什么預設。讀者會在閱讀中將文本再創造，他們甚至會帶給作者意想不到的驚喜和解讀。《云頂》出版后，在有限的2次與大小讀者面對面分享中，都有大人和孩子被打動、流淚，甚而有孩子回去跟家長宣布：要把自己所有的“財產”捐給那些缺少愛的孩子。無論是同情也好，被作品中人物的高尚感動也好——假如這部小小的作品能讓人沉思，或者心靈顫動，或者激起對生活的熱愛與希望……這大概就是閱讀文學作品和新聞的最大不同。

“留守兒童”牽動我的，不是這個話題的社會性。它不是中國的獨有現象，在國外不同時期都有不同類型的“留守兒童”。我在作品里一向關注成長中的心靈，留守兒童無疑是遭受心靈風暴的一個群體，因此也更能引起我的關注。

中國出版傳媒商報：可以聊聊您的寫作節奏嗎？寫不出來的時候如何克服？有哪些寫作習慣？

殷健靈：我寫得比較慢，準備階段往往比真正的寫作階段長得多。因為還有一份媒體人的職業，寫作這么多年，幾乎從來沒有用一塊完整的時間寫作過。以前只在周末寫，現在一般是晚上寫作，一兩千字，幾百字。若遇瓶頸，便停下來，閱讀。是的，寫作者如果不大量閱讀，持續性的寫作是無法進行的。事實是，我用于閱讀的時間比用于寫作的時間要多得多。閱讀的不僅是各種類型的書，也包括影像、戲劇、舞臺藝術，撲面而來的有選擇的資訊，最重要的是生活，是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