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以儒學為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加強中國各地各民族的思想共識、維護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發展起著基礎作用。大量儒學經典宣揚仁、義、禮、智、信等思想，成為各民族共同學習和傳承的精神財富。

歷史上，許多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為了加快自身發展、加強各民族之間的交流，積極借鑒中原地區先進文化，學習儒學典籍，修習中原王朝史書。很多少數民族雖然有本民族語言，但沒有文字，因此直接使用漢文學習和傳播儒家經典、推行儒學。很多有本民族文字的少數民族政權，也大力推行儒學，用民族文字翻譯儒學經典和中原王朝史書，將民族文字作為傳承中華文化的橋梁、向各民族輸送先進文化的重要載體，反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度。

唐朝公主入藏，傳播儒學經典

西藏地方與中原王朝自古就有密切聯系。唐代，吐蕃贊普松贊干布加強與唐朝的友好往來，先后兩次派遣使臣請婚，迎娶了唐朝皇室宗親文成公主。文成公主入藏時，唐太宗賜予很多物品，其中有儒家經書、佛經、營造與工技書、醫書等。這些典籍對西藏地方吸收中原文化起到了促進作用。松贊干布還從唐朝引入紙、墨等生產技術，派遣貴族子弟到長安學習詩書，聘請漢族文人到西藏代寫表疏。現矗立在拉薩大昭寺前的唐蕃會盟碑，就是用漢文、藏文合璧書寫的，反映了漢藏十分密切而友好的關系。

8世紀初，赤德祖贊即贊普位后，也多次派遣官員到長安請婚，唐朝以金城公主賜婚。金城公主入藏時，攜帶了多種書籍，后來又向唐朝求得《禮記》《左傳》《文選》等典籍傳入吐蕃。近代敦煌石室出土的《尚書》《禮記》《戰國策》等古藏文譯本，證實了當時用藏文翻譯儒學經書和史書，反映出以儒學為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西藏地方的傳播和影響。

遼金傳承儒學，翻譯經史書籍

以契丹人為主建立的遼朝，注重學習中原文化，用漢文刊印了儒學典籍五經（包括《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后又印行《史記》《漢書》等。遼朝承唐仿宋，成立國史院、設國史監修官，所修國史包括起居注、日歷、實錄等。

遼朝還用契丹文翻譯了很多漢文書籍。據《遼史》記載，有“大儒之稱”的著名學者蕭韓家奴曾譯《貞觀政要》《五代史》《通歷》等。甚至遼朝皇帝也參與翻譯中原流行的典籍，遼圣宗耶律隆緒曾翻譯白居易的《諷諫集》。

以女真人為主建立的金朝，對中原典籍也十分重視。金朝設國子監，不僅培養士子，還刊印教學用的儒學九經、十四史以及《老子》《荀子》《揚子》等書。

金朝用女真文翻譯了多種中原經典，并特地設立譯經所。當時，女真文譯本有《易經》《尚書》《論語》《孟子》《孝經》《老子》《劉子》《揚子》《列子》《文中子》等，此外，還翻譯有《史記》《漢書》《盤古書》《孔子家語》《太公書》《伍子胥書》《孫臏書》《黃氏女書》《貞觀政要》《新唐書》等。有的發行量較大，如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翻譯的《孝經》，一次就印刷了上千部，分賜給護衛親軍。這些典籍以女真文為中介，在邊疆地區拓展了儒家文化的影響。

西夏崇儒譯經，封孔子為文宣帝

以黨項人為主建立的西夏，善于吸收中原文化充實自己。西夏統治者為推動文化發展，積極翻譯中原地區的儒學著作。據《宋史》記載，西夏景宗李元昊下令仿漢字創制西夏文字后，“教國人記事用蕃書，而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為蕃語”。西夏毅宗李諒祚向宋朝求賜九經（宋代以《易》《書》《詩》《左傳》《禮記》《周禮》《孝經》《論語》《孟子》為九經）以及《唐史》《冊府元龜》，宋朝賜予九經。

西夏還翻譯了多種儒學經典。出土的西夏文文獻中，有刻本《論語》、寫本《孟子》《孝經》等。其中，《孝經》是中原已失傳的呂惠卿注本，西夏文本可補儒學典籍的缺失。

此外，有許多西夏人為中原地區有影響的儒學著作注釋。西夏仁宗時的國相斡道沖是西夏儒學宗師，他以西夏文注釋的漢文經書《論語小義》，是以中原文本為基礎撰著的西夏文儒學書籍，可見當時西夏儒學之盛。

中原地區大量的史書、類書，也被翻譯為西夏文本。《貞觀政要》被節譯為西夏文本，名為《德事要文》，刻印出版。敘述春秋時期歷史的《十二國》，被編譯成西夏文刻印流行。《類林》是唐代一部宣揚忠孝精神的類書，被譯成西夏文刻印出版。后來，中原漢文原書失傳，留存下來的西夏文本《類林》被轉譯回漢文本，《類林》因此得以賡續傳承。西夏以軍事興國，特別重視用兵，中原地區的兵書，如《孫子兵法》等，也被譯為西夏文刻印出版。

西夏仁宗于人慶三年（1146年）尊孔子為文宣帝。在封建社會，孔子的地位不斷提升，唐朝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宋、元、明、清諸朝代也有封謚，尊號為文宣王或至圣先師，唯有西夏尊孔子為文宣帝，這是對孔子最崇高的尊號。這一尊號的封謚發生在黨項人當政的西夏王朝，證明西夏崇儒之盛。

元朝尊儒興學，廣譯儒學典籍

蒙古興起后建立的元朝，也接受了中原文化。元世祖忽必烈順應歷史發展趨勢，積極推行中原地區較先進的封建制度。

忽必烈推行中原文化的核心是尊儒興學，1233年在燕京設國子學，讓蒙古子弟學習儒家經典，接受中原文化教育。忽必烈在登位之前，便開設幕府，延攬中原文人作為幕僚，為其出謀劃策，講述儒家經典。忽必烈召金末狀元王鶚為其講解《易經》《孝經》等儒家典籍，并論治國之道。王鶚后著《論語集義》。

在元朝建立之前，蒙古政權的統治者就在燕京設有專門學校，教授漢人和色目人學習蒙古語文，培養翻譯中原經典的人才。譯者開始多為漢人，后多為蒙古人或蒙古人、漢人合譯。深受忽必烈賞識的漢族名士趙璧精通蒙古文，他將《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等書譯為蒙古文，并將《大學衍義》譯成蒙古文為忽必烈講解。忽必烈還選派青年向趙璧學習。

當時還有許多翻譯人才把其他儒家經典譯為蒙古文，如《孟子》《論語》和《通鑒》等，此外還翻譯了漢文典籍《百家姓》《千字文》《忠經》《尚書》《資治通鑒》《貞觀政要》《帝范》等。

元朝創制八思巴文，并用其翻譯、刻印了諸多漢文典籍，如《孝經》《貞觀政要》《資治通鑒》《大學衍義》等。這些譯著滋養了一批蒙古族文士，廣泛傳播了以儒學為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僅元朝統治者擁有深厚的儒學根底，在社會上也是漢文和蒙古文書寫的儒學典籍并盛。

清朝設翻書房，普及儒學經典史籍

清朝十分重視儒學，不僅大量刊印漢文本經史書，還專設翻書房，將漢文典籍譯成滿文，刻印流傳。清朝持續翻譯了大量儒家經典，如康熙、雍正時期翻譯了四書以及《易經》《尚書》《孝經》等，或以“日講解義”的形式刊布。康熙年間編印滿文《日講書經解義》《日講四書解義》《日講易經解義》《日講春秋解義》等書。乾隆即位后，又下令對一批儒家經典重新翻譯，其中難能可貴的是將經典做成滿文、漢文合璧本。順治年間刻印的《詩經》，每頁上半部是滿文，下半部是漢文。康熙年間刻印的滿漢合璧四書，成為最暢銷的坊刻書。

清朝還翻譯了很多史書，如《遼史》《金史》《元史》《洪武寶訓》等。清朝翻譯的儒學和史學典籍種類繁多，刊印數量龐大，影響更為廣泛。

總之，少數民族文字翻譯的大量經書、史書，有力促進了以儒學為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延伸到各民族中，加速了在全國范圍內的傳播，既提升了影響力，深植中華文明基因，也促進了各民族文化發展和各民族更深層次交往交流交融，加深了各民族對中華文化的認同。

（作者系寧夏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