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芝詩解》，傅浩著，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21年11月版

葉芝

最近有機會拜讀了傅浩先生大作《葉芝詩解》（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21年11月版），頗受教益，僅舉一例以說明之。傅浩在解讀葉芝那首名詩When You Are Old時認為，把when這個時間狀語從句譯為漢語時應該是“當……的時候”或“當……時”。他批評時下流行的許多漢譯文都將此從句譯成了“當……”，少了“時”或“的時候”來標志從句結束，因而成了病句。傅浩引了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在《語法修辭講話》中對“當”字用法的論述：“當”字常常用在句子的頭上……在頭上用“在”或“當”提起讀者們的注意。這是好的。可是要留神：“當”字下面必得有“的時候”跟它配合，不能像底下這句光用“當”字了事。“當這些人在高談‘安全’、‘和平’，他們事實上正在準備發動侵略戰爭。”傅浩由此得出結論說：“當”字可省，而“時”字不可略（《葉芝詩解》，122-123頁）。甚是確當。

把英文中的When從句翻譯成“當……”固然是病句，即使加上了“……時”或者“……的時候”，不算病句，但也未必是地道的漢語。“當……時（的時候）”屬于典型的“翻譯體”，這種表達方式因為歷時已久，已為使用者所習而不察，在報刊雜志和自媒體表達中隨處可見，比如“豆瓣”上有人寫道：當女性想要沖破世俗的一些桎梏，當她想打破一些性別偏見，當她想擁有完整的子宮自由，當她想擁有一些相對平等的權利，那條“鐵鏈”就會隱隱出現，嘩啦啦作響。這里的“當”都沒有“時”或“的時候”與之配合，照傅浩或者呂叔湘先生說法屬于病句。除此之外，一連串的“當”，套用余光中先生的說法“當當之聲，不絕于耳”，顯得很是累贅。思果先生在《譯道探微》中指出：英文里的when，可以用了又用，并不覺得有什么不妥；中文如果一連用幾個“當……的時候”，讀者就會不耐煩了。理由很簡單，中文用不著交代某事是哪一刻發生的。比如說：“當他看見我的時候，他大叫起來了”，也不算錯。可是我們不這么說。我們會說：“他看見我，就大叫起來。”一看到這句沒有交代時間的中文，讀者就知道他是幾時大叫的了（《譯道探微》，48-49頁，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2年版）。回到葉芝詩歌When You Are Old，譯成“當你老了”，不如譯成“等你老了”更符合漢語表達習慣。

余光中先生在《翻譯乃大道》一書中指出，非驢非馬不中不西的“翻譯體”最大的毛病是公式化，也就是說，譯者認為甲文字中的某字或某詞，在乙文字中恒有天造地設恰巧等在那里的一個“全等語”。他也舉英文的when為例，認為公式化的“翻譯體”中，千篇一律，在近似反射作用的情形下，總是用“當……的時候”一代就代上去了。試看例句：“當他看見我回來的時候，他就向我奔來”，“當他聽見這消息的時候，他臉上有什么表情？”兩個例句中“當……的時候”的公式，都是畫蛇添足。余光中認為：流行的“翻譯體”就是這樣用多余的字句來表達含混的思想。公式化的“翻譯體”，既然見when就“當”，五步一當，十步一當，當當之聲，遂不絕于耳了。余光中進而警告說：這種莫須有的當當之災，正嚴重地威脅美好中文的節奏。曹雪芹寫了那么大一部小說，并不缺這么一個當字。今日我們的小說家一搖筆，就搖出幾個當來，正說明這種“翻譯體”有多猖獗。而且，其他的無妄之災，由這種“翻譯體”傳來中文，為數尚多，無法一一詳述。例如if一字，在不同的場合可以譯成“假使”“倘若”“要是”“果真”“萬一”等等，但是在公式化的“翻譯體”里，它永遠是“如果”。又如and一字，往往應該譯成“并且”“而且”或“又”，但在“翻譯體”中，常用“和”字一代了事（《翻譯乃大道》，49-51頁，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4年版）。余光中的論述可謂精辟至極！

還有一個英文字as, 按照公式化的“翻譯體”，它常常被翻譯成“作為”。董橋先生在《英華沉浮錄》里說：“作為”是一個叫人非常憂心的詞語，罪魁禍首就是英文的as。董先生舉的兩個例子足以讓我們警醒“作為”在中文中的累贅。“盡快取消香港作為第一收容港的地位”（To abolish as soon as possible Hong Kong’s status as a port of first asylum）不用“作為”，直接說“盡快取消香港的第一收容港地位”更像中文。董先生還說：我們不會對一位漂亮小姐說“你作為一位大美人，實在不必花太多錢買化妝品了！”我們會說：“你是個大美人，不用花太多錢買化妝品了！”不無遺憾的是，“作為”這個“翻譯體”的表達在中文里已經司空見慣了。這里，我們不妨舉一個錢鍾書先生翻譯的例子，看看錢先生是如何處理when、if、but、and、so這些連接詞的。When I am assailed with heavy tribulations, I rush out among my pigs, rather than remain alone by myself. The human heart is like a millstone in a mill; when you put wheat under it, it turns and grinds and bruises the wheat to flour; if you put no wheat, it still grinds on, but then ’tis itself it grinds and wears away. So the human heart, unless it be occupied with some employment, leaves space for the devil, who wriggles himself in, and brings with him a whole host of evil thoughts, temptations and tribulations, which grind out the heart. 這是德國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說的一番話，英國散文名家、評論家威廉·黑茲利特（William Hazlitt）將之譯成了英文，錢先生的中譯是：吾遭逢大不如意事，急往飼牧吾豬，不欲閑居獨處。人心猶磨坊石磑，茍中實以麥，則碾而成面；中虛無物，石仍轢轉無已，徒自研損耳。人心倘無專務，魔鬼乘虛潛入，挾惡念邪思及諸煩惱以俱來，此心遂為所耗蝕矣（《談藝錄》，599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這樣的翻譯實在稱得上已進入了錢先生自己在《林紓的翻譯》中所謂的“化境”了。

余光中先生還在多篇文章中談及“翻譯體”的危害，比如在《翻譯和創作》中，他把用“生硬、拙劣、不通的漢語”翻譯出來的東西稱為“壞翻譯”，這種“壞翻譯”清一色使用了“翻譯體”。“翻譯體”已經泛濫于文化界，在報紙、電視、廣播等大眾傳播工具圍襲下，對優美的中文特具敏感的人，每天真不知道要忍受它多少虐待！在《用現代中文報道現代生活》中，余先生將矛頭直指新聞媒體，認為新聞媒體使用的中文有不少是“翻譯體”，主要表現在“洋腔洋調”，句法是歐化的，用語卻往往是文言的。句法歐化，是因為譯者的功力無法化解繁復的西式句法，只好依樣畫葫蘆。用語太文，因為譯者幻想文言較節省篇幅；而其實譯者的文言又沒有學到家。在《哀中文之式微》中，他直陳報上常見的這種“翻譯體”，即文言詞匯西化語法組成的混血文體，不但行之于譯文，而且傳染了社論及一般文章。他舉了一個例子：“來自四十五個國家的一百多位代表們以及觀察員們，參加了此一為期一周的國際性會議，就有關于成人教育的若干重要問題，從事一連串的討論。”余光中先生視為“翻譯體”的這段文字，在我們今天的讀者看來似乎已經是通順的中文了。余先生還在《論中文的西化》《早期作家筆下的西化中文》《中文的常態與變態》以及《論的的不休》等文章中還指出了“翻譯體”的其它表現形式：譯文中不能消化的被動語態；一口氣長達四五十個字，中間不加標點的句子；消化不良的句子；頭重腳輕的修飾語；畫蛇添足的所有格代名詞；生澀含混的文理；以及毫無節奏感的語氣等。舉的例子都很有趣：“我被這個發現弄得失眠了”；“最后，酒被喝光了，菜也被吃完了”；“一個有關聯合國的消息”；“一個矮小的看起來已經五十多歲而實際年齡不過四十歲的女人”；“任何在下雨天的日子騎馬經過他店門口的陌生人”等等。余先生最后警告說：“公式化的翻譯體，如果不能及時改善，遲早總會危及抵抗力薄弱的所有‘作家’。喧賓奪主之勢萬一形成，中國文學的前途就不堪聞問了。”（《翻譯乃大道》55頁）

余先生這些文章最早的寫于上世紀六十年代，但其實中文里的這種“翻譯體”早就存在了。翻譯家吳巖先生在《從所謂的“翻譯體”說起》一文中說：茅盾先生在1959年2月24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漫談文學的民族形式》，其中寫道：“例如我們有些作品的文字是所謂的翻譯體，不是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羅新璋編《翻譯論集》，720頁，商務印書館，2021年版）這大概是較早提到“翻譯體”的文章了。吳巖分析茅盾的話至少包含兩層意思：一是由于翻譯作品中語言文字的運用存在著問題，久而久之，就產生了所謂“翻譯體”，這種“翻譯體”卻不是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二是這種“翻譯體”已經影響了文學創作的文字，產生了不好的影響。吳巖說“翻譯體”的出現證明我們翻譯工作者還沒有特別嚴格地要求自己，要注意和深思這個問題。吳巖認為如何消滅“翻譯體”是個大問題，需要大家來討論研究，并且通過翻譯實踐來逐步解決。他指出“翻譯體”是外國化了的中文，并不具備中國語言文字的特色與文采，具體表現為“讀起來相當吃力，而且干巴巴，不生動，不活潑，既不豐富多彩，又不精練簡約，更談不上韻味”。“翻譯體”的還有一種表現是：文得厲害，和口語的距離很遠，跟知識分子在會議上的發言很相像，再不然就是有一股所謂的“新文藝腔”或“舞臺腔”，不大像生活里的語言。其結果，同樣是讀不下去。吳巖在文章提出：語言是必須用苦工夫學習的。我們要學習民間的、古人的和外國的語言中有用的東西。我們學習的目的，不光是為了搞好我們的翻譯工作，不光是為了要消滅所謂的“翻譯體”，而且是為了祖國語言，特別是文學語言的豐富和發展。這番話當然說得十分中肯，但在學習外國語言的過程中如何吸收“有用的東西”，在保持中文“常態”的基礎上很好地融入到中文之中，使之成為新鮮而富有表現力的中文，不致使中文“變態”到難以卒讀，這是一個艱難的過程。還是來聽聽余光中先生在《中文的常態與變態》中說的話吧：中文發展了好幾千年，從清通到高妙，自有千錘百煉的一套常態。誰要是不知常態為何物而貿然自詡為求變，其結果也許只是獻拙，而非生巧。變化之妙，要有常態襯托才顯得出來。一旦常態不存，余下的只是亂，不是變了。

“翻譯體”至今尚存在于譯者的譯文和作者的創作中，雖不能說有蔓延之勢，但距離“消滅”還遠得很。保持中文的“常態”和純潔，仍需文字工作者繼續努力。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