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麗君

直到今日今時，我仍無法相信先生的離去。她爽朗的笑聲猶在耳畔，她慈祥的面容宛在面前，而她每每說起波蘭文學時侃侃而談的風采也歷歷在目。這一段時間，一直在反復回憶，自己與先生的第一次謀面是在何時何地。30年的光陰已讓最初的記憶漶漫不清，但與先生的第一次長談卻讓我記憶猶新。那是1992年春天的某個午后，在北外東院主樓波蘭語教研室里，她坐在那面木質書柜組成的書墻前，陽光從西面的窗口灑進來，照出她的側影，慈祥而充滿熱情。她對我說：“你將來留校工作吧，你適合當老師！你將來可以把我教的報刊課接過去。”先生的一句話，鋪就了我后來30年的人生路。

大年初一，去給先生拜年。在此之前，她已住院一月有余，其間由于疫情原因，無法入院探視，只得偶爾借視頻給先生問安。每每看到先生精神狀態很好，思路清晰、聲音洪亮，心里就略感寬慰，也漸漸生了輕忽之心。想著先生一向身體尚好，此次也應無大礙。但始料未及的是，先生剛剛出院幾日，初一的拜年竟成了最后的永別。

這些時日，過去30年的點點滴滴不斷從記憶的深處涌出，匯聚成思念的細流，悄然地沖擊著淚腺的堤防，仿佛在執著地提醒著我：先生走了，真的走了。

1934年，先生出生于鐘靈毓秀、人杰地靈的湖北黃岡。1953年進入武漢大學中文系就讀。前些年北京到武漢的高鐵修通時，曾經多次與先生相約，有朝一日陪她重返故里。但這些年俗務牽絆，加之先生年事漸高，約定最終只能化作遺憾。然而我知道，雖與故鄉暌違半生，但兒時的回憶始終深埋在先生的心里。之前我們時常陪她去吃湖北菜：魚糕魚丸、排骨藕湯、三鮮豆皮，還有武漢的熱干面，都是她的最愛。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先生曾這樣寫道：“珞珈山是神仙住的地方，湖光山色美不勝收，古典建筑群美輪美奐，如此優美的校園環境乃中國唯一、世界少有。我在那里過了一年如魚得水的日子……”大概由于這樣的原因，1954年，當得知自己將出國留學時，她并未像其他人那樣歡欣雀躍。“因為我對自己的家鄉和武漢大學是如此的一往情深。”先生如是說。

在武大中文系的學習雖只有短短一年，但對先生后來的學術志趣和翻譯工作都影響深遠。可以說，那時的先生是一位典型的文學青年，閱讀了大量的文學書籍，而且也動筆寫作。后來在波蘭留學期間，她還曾與幾位同學一道創辦過文學刊物《星火》，發表自己寫的詩，或者翻譯波蘭詩歌和其他文學作品。先生中文功底深厚，遣詞造句都十分考究，翻譯的密茨凱維奇、顯克維奇等波蘭經典作家的作品，始終透出一股古雅之氣，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翻譯風格。這與她早年在中文系學習的經歷密不可分。當年給我們上課時她也多次說過，學外語的學生，中文功底非常重要，外語水平最終取決于母語水平。初聽此言，并未解其中深意，而真正有所體會，則是多年后自己開始做文學翻譯的時候了。

1954年8月22日，易麗君先生登上了前往莫斯科的國際列車。從那里，他們將分別前往波蘭、捷克、羅馬尼亞等國。先生就此開啟了自己的波蘭求學之旅，也開啟了自己與波蘭的一生情緣。

上世紀50年代的波蘭，與中國同屬社會主義國家。兩國交往與合作十分密切，而語言人才培養則顯得至關重要。臨行前，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習仲勛同志到車站為這一批留學生送行。他對學生們說，你們應當體會到國家的一片苦心，出國后一定要好好學習，學好本領，將來回來建設我們的祖國。這一席話先生牢記了一生，到晚年還時常向學生們提起。

抵達波蘭后，先生如饑似渴地學習，在老師和同學的幫助下，很快掌握了波蘭語。之后，她被分配到華沙大學的波蘭語言文學系，開始系統學習波蘭文學。那段經歷，給先生一生留下了美好的回憶。她時常提及，自己當年與波蘭同學坐在宿舍前的蘋果樹下，討論喜愛的作家和作品，或者與中國同學一道，嘗試將波蘭文學作品翻譯成中文，發表在自辦的《星火》雜志上。

波蘭在歐洲乃至世界范圍內，都是一個文學成就令人矚目的國家。迄今已出現了5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而像密茨凱維奇、顯克維奇等經典作家，更被看作是波蘭民族精神的象征。留學期間，先生大量閱讀了波蘭文學書籍，為后來的翻譯和研究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每每憶起當年先生給我們上的文學課，仍然嘆服她在波蘭文學方面的深厚造詣。每次上課，她都只是拿著一沓小紙片，偶爾瞥上一眼，然后那些復雜而陌生的作家、作品就從她的口中娓娓道出，如數家珍。講到精彩處，她還會大段引用原文，讓我們從中感受原文的韻律與美感。聽她的課，是一種精神享受，更能激起學生對學術的敬畏與熱情。

留學期間，易先生還認識了自己未來的丈夫，來自南開大學物理系、到波蘭攻讀核物理專業的袁漢镕先生。二人因波蘭而結緣，相濡以沫數十年，波蘭成為聯結他們的另一條紐帶。數十年后，袁先生退休，開始與易老師共同從事波蘭文學翻譯工作，成為了易老師多部作品的共同譯者。

1960年，先生獲得華沙大學碩士學位后回國參加工作，先是到中央廣播事業局對蘇廣播組擔任編輯和記者，1962年初，才調到當時的北京外國語學院東歐語系波蘭語教研室任教。

在學生們的記憶里，先生是一位博學、睿智、爽朗、率性、豁達、磊落的老師。在她的課上，哪怕是學習最吃力的學生，也會被調動起來參與課堂互動。而在學術上，先生的精益求精，則讓我們受益終身。那時，先生給我們上翻譯課，經常引導我們為一個字的使用，或者一個詞義的辨析，反復推敲，務求精到。每篇課后作業，都改到滿篇見紅，哪怕是一個標點符號的誤用也都一一標出、認真糾正。我至今仍珍藏著當年先生批改過的翻譯作業。它們是先生一生嚴謹治學、誨人不倦的最好證明，也是先生在這個世界上留給我的最好紀念。

在國外學習期間，出于對文學的熱愛，先生就開始從事文學翻譯，但由于種種原因，她的第一部正式出版并引起轟動的作品，是在1976年才得以面世的。那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波蘭19世紀浪漫主義詩人亞當·密茨凱維奇的長篇詩劇《先人祭》。這本書在波蘭具有崇高地位，曾經引起周恩來總理的關注。作為文革后期出版的第一本外國文學譯著，該書曾被何其芳先生稱為“一只報春的燕子”。

改革開放讓中國的外國文學翻譯事業面貌一新，也給易先生的波蘭文學譯介工作帶來了難得的契機。從80年代開始，先生與袁漢镕、林洪亮、張振輝、裴遠穎等幾位先生一道，將雅·伊瓦什凱維奇的長篇小說《名望與光榮》、亨·顯克維奇的長篇歷史小說《十字軍騎士》《火與劍》《洪流》《伏沃迪約夫斯基先生》、亞·密茨凱維奇的長篇史詩《塔杜施先生》等波蘭經典文學名著翻譯成中文出版。這些作品部部都是鴻篇巨著，且大都包含復雜的歷史背景、人物關系、社會風俗、自然風貌，翻譯難度極大。這些作品的譯介，不僅使中國讀者可以全景式了解波蘭經典文學的最高成就，也使中國學術界和社會各界得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波蘭乃至整個中東歐地區各民族復雜的歷史、文化、宗教、習俗等方面的情況，為推動中波兩國人民的相互認知發揮了重要作用。

2000年以后，先生雖然年事漸高，但仍焚膏繼晷、筆耕不輟，與袁漢镕先生合作，先后將維·貢布羅維奇的《費爾迪杜凱》、奧·托卡爾丘克的《太古和其他的時間》《收集夢的剪貼簿》、茲·赫貝特的《帶馬嚼子的景物畫》等波蘭現當代文學經典著作翻譯出版。幾乎每一本都產生了廣泛反響。她是國內最早譯介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卡爾丘克作品的譯者，并因此與托卡爾丘克本人成為忘年交。她翻譯的《帶馬嚼子的景物畫》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翻譯獎提名。

先生的譯筆，完美體現了“信達雅”的至高境界。最杰出的代表，莫過她翻譯的雅·伊瓦什凱維奇的散文《草莓》。優美典雅的詞句，考究細膩的表達，讓這篇譯文毫無翻譯的痕跡，而成為一篇中文世界里的經典美文。該文曾被數十種報刊轉載，在電臺演播，還入選中學教學參考書，甚至出現在全國高考試題中。

對于先生在翻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中波雙方都給予了高度的認可。2012年，先生獲得波蘭文學翻譯最高獎“跨大西洋”翻譯大獎；2018年，先生獲得中國翻譯界的最高榮譽“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

我曾與先生就文學翻譯問題多次深入交談，也越來越深刻地理解，先生反復強調的中文功底。但在語言水平、翻譯技巧和靈感悟性等所有這些因素之上，讓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先生反復強調：“翻譯是件良心活，得用心去做。”是的，先生的每一部作品，每一行文字，都是用心做的，而且一做，就做了大半輩子。

先生晚年最心心念念的，是希望自己一生鐘愛的翻譯事業能夠后繼有人。對于自己的學生，她始終悉心指導，努力提攜。她晚年分別與自己培養的三位博士合譯了一部作品，而且總是把自己的名字署在后邊，良苦用心，令人唏噓。

書籍，是溝通人民心靈的橋梁，而翻譯家，則是這座橋梁的架橋人。先生和她的同儕們，以自己畢生的心血，在中波這兩個相距遙遠、彼此陌生的民族之間，搭建起一座相互理解的友誼之橋。她主譯的《顯克維奇選集》曾被波方作為國禮贈送給中國領導人，就是這方面的最好證明。

對于在遙遠的東方、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翻譯、介紹波蘭文學，波蘭各界對她始終懷有崇高的敬意。先生也因此在波蘭贏得了崇高的聲望與贊譽。她曾多次獲得波蘭教育部、文化部、科學院以及多所大學和學術機構頒發的各類獎項。2007年，波蘭格但斯克大學舉行隆重儀式，授予先生榮譽博士學位，以表彰她在拉近中波兩國人民心靈方面的卓越貢獻。格大還為此次活動專門舉辦研討會，并出版紀念文集。文集的扉頁上用中波文寫著：“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以此表達對先生在波蘭文學翻譯方面所獲成就的由衷敬意。

先生還曾獲得兩任波蘭總統頒發的“波蘭共和國騎士十字勛章”和“波蘭共和國軍官十字勛章”。2011年12月，時任波蘭總統科莫羅夫斯基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其間專門舉行儀式，向杰出的中國翻譯家頒獎。易老師、袁老師同時獲獎，可謂珠聯璧合的典范，志同道合的楷模，他們的故事也在學界傳為一段佳話。

2020年11月，袁漢镕先生病逝。2022年2月7日，易老師也追隨先生而去。我想，兩位文學知音，夫妻譯友，此刻一定已經在天堂重逢，也許仍在就翻譯問題闡幽抉微，也許仍在共同追憶青春歲月，追憶在格但斯克奧利瓦公園“情人路”上的詩意漫步吧。

2月11日，先生的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殯儀館“竹”廳舉行。遺體四周環繞著各界人士敬獻的花圈和挽聯，其中有吉狄馬加先生撰寫的挽聯：

飲長江水毓秀靈惠純真豪情懷抱家國

唱波蘭曲崇德俊逸光明磊落心通世界

這兩句話，是對先生畢生事業的高度凝練，更是對先生一生人格的崇高禮贊。

此刻，凝望先生的遺照，回憶過往30年里的點點滴滴，心頭不斷涌起的除了遺憾，還是遺憾。30年時光，還沒讓我聽夠她旁征博引的講課，也還沒讓我聽夠她爽朗率真的笑聲。自此以后，大約只有她凝聚了無數心血、浸透了無限情感的文字將始終伴隨我，提醒我，指引我。先生是把笑聲帶到了天堂，把文字留在了人間。心生此念，則遺憾稍減，因為我知道，先生走了，但先生未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