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上看，漢語的生長歷程往往折射出文化的動遷，此類變化，常在語詞的使用上凸顯出來，加以時間的淘洗和積淀，某些表述就固化下來，形成時代的語體特征和世風的面貌指稱，并內在蘊含了觀念的更迭路徑。東漢末年，佛學東漸，經過魏晉時期的打磨與融合，釋家的術語不僅拓展了漢語的觀念邊界——如以“世界”觀更替“天下”觀，同時也催生了漢語詩歌音韻之美的發現，這一發現經過數百年間文人的淬煉，逐漸成為古體詩寫作的形式規范之一，這是域外文明與本土文化相融相生的典型。文體的生成與文學表達的重心同樣息息相關，而語詞的來源和運用方式，又是文體特征得以形成的一個基點，宋詞的獨立成體是口語納入、新調創制和書寫范圍擴大的結果，這是本土語言滋養出來的文學范式；“五四”新文學運動則以更為激進的方式倡導白話文，無論是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還是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他們都對語詞的使用提出了具有顛覆性的意見，一掃冥頑和僵死的文氣，這是對隱藏在語用習慣背后的封建權力話語系統的蕩滌，這里面有著開啟民智的擔當和喚醒民族意識的重任；黨的十八大以來，新時代文學正以一種格新神渙的氣象蓬勃向前，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協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重要講話，更加強調并凸顯了文藝與國運、文藝與民族以及文藝和時代之間的重要關系。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內容不僅寄語殷切，而且辭令雅正，是“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集中體現，可謂是“致廣大而盡精微”，這是新時代文學發展的總綱。

文學的辭令特點首先表現為文學創作者對語言的獨特體悟和創造性運用，它與書寫者的詞語感受、情感表達以及二者的互生互構密切相關，或者說，辭令風格與創造者的語言稟賦有著天然的內在關聯性。但是，文學語言歸根到底是環境的產物，它即使呈現為個體化的書寫、個性化的表達，但無論如何也脫離不了社會性的底色，時代精神與社會氛圍的浸染和熏陶必然滲透到書寫者的文辭呈現中。所以，中國文學中有注重“世風”、“世音”的創作傳統，詩論和文論的構成里，也往往把一代之風尚的考辨作為衡量詩文價值的重要標準，而辭令的選擇與呈現則是這一標準的重要切口。“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的文學功能早在《漢書·藝文志》中就有明確的闡釋，《文心雕龍·風骨》也有“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的主張，在其后的時間里，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現實主義傳統成為文學史的重要支撐部分。這表明源自《詩經》的創作主張得到了很好地傳承，始終在不同的時代中構成了文學思潮的主軸。但文學史的書寫主體通常是由文人構成的，一定程度上會造成辭令運用視野上的局限，即過分強調書寫主體的決定性作用，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其社會來源和社會需求，變成了一種窄化了的自語；或者不作揀選，完全迎合世俗趣味的泛濫，使得辭令淪為感官的附庸。“媚雅”和“媚俗”的創作取向與語言風骨的缺失有著莫大的關聯，黑格爾曾說：“內容之所以成為內容是由于它包括有成熟的形式在內。”又說，“一個對象的缺點或不完善之處，即在于它只是內在的，因而同時也只是外在的。或者同樣可以說，即在于它只是外在的，因而同時也只是內在的。”因而，關注文學的語言表現就不只單純是作品形式方面的問題，而且關涉作品的價值取向和審美追求。

語言即立場，辭令即態度。文學作品中的語言特點是創作者辭章品格的直接體現，它也同時標明了創作者的寫作視野和思想格局。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引用《文心雕龍·指瑕》中的“立文之道，惟字與義”來強調文學辭章對社會價值的承載、引領作用，這對新時代的文藝工作者來說，從文學語言新風尚的營構層面，樹立了非常明確的價值尺度。縱觀文學史的演進歷程，可以發現，文學語言的生氣灌注都與創作群體對時代要求的即時響應息息相關，這種響應不僅使得辭令風貌為之一變，而且也對審美價值、人文精神的躍升有著很好的促進作用，從“古文運動”、“新樂府運動”到“詩界革命”、“文學革命”無不反映出上述特點。

那么，面對新時代文學發展的總要求，在文學創作的領域中，辭章品格如何做到有筋骨、有靈魂呢？塑造新時代文學的辭章品格要從古今中外的文學典籍中汲取源泉，特別是要從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源泉。另一方面，新時代文學的辭章也要在社會傳播這個熔爐中鍛煉筋骨。也就是說，不能只在文學的視域中熔鑄文辭，還應該在社會生活中關注語言現象、引導習慣用語、涵養語言美感、堅定文化自信，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具體來說，就是文學創作者要形成符合新時代要求的辭章品格，必須在語言運用與創造層面，具有主動積極的介入意識，把培植良好的語言環境的微生態作為擔負社會責任的有機構成部分。所謂語言的微生態，就是在社會流行詞匯和新詞新語的使用中形成的語用環境和用語習慣，它看上去似乎不與文學語言直接相關，但內在有著必然聯系，因為文學語言無論如何超拔，都是不可能脫離社會環境而獨立存在的。

就當前而言，由于信息傳播的即時性、流行文化的覆蓋性以及資本力量的滲透性，社會語言、習慣用語中出現了大量的新詞新語。這些新詞新語的源頭不一，有的來自社會重大事件（如“白衣執甲”、“颯”），有的出自對新事物的描述（如“元世界”），有的是外來文化的暗襲（如“二次元”），有的沉溺于“諧音梗”消解成語（如“天下大勢，汾酒必喝，喝酒必汾”）；同時，這些新詞新語的所承載的價值也是良莠不齊，有積極弘揚正能量、謳歌人民的（如“逆行者”），有只圖傳播的快捷性而忽視內蘊性的（如“絕絕子”），有販賣焦慮、消極避世的（如“躺平”、“內卷”），有炫耀奢華、崇洋媚外的（如“凡爾賽”），有一味戲謔、拉低審美價值的（如“人賤人愛”“如虎添億”）。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新詞新語的出現和流播是語言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現象，但這種現象是值得文學創作者予以關注的，如果文學創作者不主動積極地貼近新詞新語，而將其與文學語言隔絕開來，認為這些語言是無關文學的，那只能說明文學創作者依然存在以“士人”自居、以“高居象牙塔”自處的旁觀者意識，這種觀念對新時代文學的創作而言是不利的，更不符合新時代文學的價值尺度，至少在語詞傳播的社會責任意識上有所缺失。考察近年來涌現出的新詞新語，只有諸如“正面強攻”、“降維打擊”是源自文學作品（出自劉慈欣的科幻小說《三體》），但這一個例也正好印證了當前文學語言對社會優良風尚的引導和弘揚力度不夠，在語言風貌的價值輸出方面還有所缺失。

由于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越來越多地進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新詞新語也會憑借這些渠道迅速傳播、大面積覆蓋，如果文學創作者不充分利用這些資源，不在上述渠道中去觀察、鑒別、剔除那些負面的、粗暴的用語，等到它們鋪展開來，就會侵蝕文學語言的生存土壤，就會擠壓文學語言的發展空間，就會鈍化文學傳播對象的語言感覺。所以，無論是從文學的認識、教育功能來看，還是從文學的審美功能來看，文學創作者都應積極關注社會生活中的新詞新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切有追求、有本領的文藝工作者要提高閱讀生活的能力。”這種能力，也必然包含文學創作者培植良好的語言微生態的能力。

文學創作者在語言的微生態培植上有著天然的優勢，因為對文學創作者而言，無論是在文字感覺、詞匯儲備上，還是在修辭行文、意蘊包孕上通常都具備高出常人的專業性，因而完全可以在上述渠道中發揮引領作用。這種引領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能迅速聚焦弘揚正能量、彰顯人民性的語詞，比如對從社會重大事件中滋生出的諸如“逆行者”、“白衣執甲”、“強國有我”等詞匯，能用多種文學體裁、借助多種文學手段、憑借各類傳播渠道，全方位、多角度地去豐富它、開掘它，使這些詞匯和生動剛健、清新質樸的文學藝術形象融為一體，《山海情》對“精準扶貧”的刻畫，《覺醒年代》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闡釋，可謂這方面的標桿；第二、能及時矯正價值扭曲、品味低俗、審美畸形的詞匯傳播，對諸如“凡爾賽”之類的詞匯，要不遺余力地諷刺、批駁，利用豐富的文學資源批謬祛誤；第三、能從時代要求和人民需要出發，不斷創造出引領風尚、標舉英華的流行詞、新語新詞，使得語用環境和用語習慣不斷改善，形成詞清語峻的語言氛圍。

文學的語詞雖然有其自屬的特征和風貌，只是文學領域中的構成元素之一，但“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它的背后是時風世相，是文學創作者必須用心灌注的對象。不然的話，文學創作者如何書寫“生活”二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