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語創作對中國文學元素的利用

余小梅：李彥老師您好！看到您發表的作品名錄，成果豐碩。我拜讀過《紅浮萍》的英文原著和中文譯寫本，中文版本亦保留了原著的詩意境界；在其他小說里您也翻譯過不少中國詩歌，如英文小說《雪百合》里，翻譯出李叔同的經典詩歌《送別》；書中母親回憶起青年時代的戀情時吟誦了一批中國詩歌，另外，還引用翻譯了《毛澤東詩詞選》里的詩詞，以及《長征組歌》里面的詩歌。書中還出現了女主人公打工時高唱陜北民歌的情節。能否請您談談中國詩歌對您雙語創作的影響？

李 彥：我對詩歌的興趣是成長中自然形成的。上世紀60年代，我還是個小學生時，最早接觸到的詩詞是剛剛出版的《毛澤東詩詞選》。記得周末的傍晚，母親帶著我在街頭散步時，抑揚頓挫地輕聲朗誦，“天高云淡，望斷南飛雁”，“一年一度秋風勁”，“戰地黃花分外香”。那些句子在我幼年的心靈里形成了對“美”的向往。中學時代，朋友贈送給我一本賀敬之的詩集，我愛不釋手，至今仍記得《回延安》中的一些句子。至于唐詩宋詞這些經典的東西，則是青年時代偶然翻閱時印入腦海中的。

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無疑也融入了我的寫作中。用英文寫作時，當試圖描寫某種意境時，我腦中常會涌現出中文的詩詞來。于是我便嘗試把這些漢語元素融入英文寫作之中。

在我的中文小說《海底》中，很多地方我也引用了毛澤東詩詞的名句，借以襯托主人公的成長背景和移居他鄉后對祖國揮之不去的留戀心境。我在非虛構文學《不遠萬里》一書以及今年將發表的另一部非虛構文學作品《蘭臺遺卷》中，都直接引用了古詩詞或采用了古詩的意境。

中國詩詞的凝練、精辟、優美，非常適于表達某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情緒。這是英文無法替代的。當然，我在英文寫作中引用中國詩詞，也是希望能通過我的翻譯，使英文讀者能夠領會到中文的深邃美麗。我想，這點我是做到了。例如，多年前歡送校長離任時，中文教研室的老師們齊唱李叔同的《送別》，其他同事們看到我所翻譯的英文，眼中都涌出了淚水。

余小梅：您2021年出版的歷史文獻譯作《1937，延安對話》，12個章節里8章的標題漢譯都采取四字結構，如“The setting”譯為“時代風云”，“Return to Sian - and Peking” 譯為“歸途散記”，您是否對漢語四字結構情有獨鐘？“回眸一瞥”、“越水翻山”等標題頗為文雅，是不是您認為有必要讓漢譯更具有可讀性、耐讀性？

李 彥：您的理解很正確。充分發揮中國語言文字所攜帶的獨特視覺效應和韻律特點，為原本簡練但偏于乏味的拼音文字賦予“審美”，增強可讀性，一直是我追求的方向，尤其是當我開始教漢語，想讓字母拼寫背景的外國大學生能夠轉變固有的思維模式、學會欣賞中國文化之美的時候，更是想盡辦法，做了各種嘗試。

余小梅：可以看出在文學作品還是非文學作品的創作、譯作乃至海外漢語教學中，您都非常注重傳達漢語語言和中國詩歌所承載的古典意蘊。

海外創作漢語作品《蘭臺遺卷》

余小梅：您即將出版的《蘭臺遺卷》僅從書名上看就有一種難能可貴的文化精神和中國語言的古典意境。

李 彥：這部作品我搜集資料五年之久，加上思考、執筆，整整六年，堪稱厚重。《蘭臺遺卷》的創作過程，是懷著與當年撰寫英文小說《紅浮萍》時一樣的心態，基本上是按照歷史的真實脈絡和思考觀察落筆的。我用中文寫這部書，是為了使國內讀者更多地了解到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被埋沒了將近百年的一些珍貴資料，登高望遠，拓寬視野，知彼知己，才能百戰不殆。

調研的過程，好似挖掘一株盤根錯節的大樹，又像是偵破刑事案件。雖漫長艱澀，卻樂趣叢生。面對案頭愈積愈多的素材，我曾數度徘徊，不知該如何著手才能清晰地繪制出這幅錯綜復雜的歷史畫卷，而不使讀者們感到困惑。

聊以自慰的是，這部長篇的創作過程，為我提供了充足的時間，去認真思考我一直想要理清的一些東西。在觀察人與人、人與動物以及動物與動物之間綿延不絕的鏖戰時，探索了何謂“歷史自信”，何謂“文化自信”，何謂“人類命運共同體”。

有關副文本對作品傳播的作用

余小梅：在《1937，延安對話》這本書末附上了您的文章“校園里那株美洲蕾”，約70頁。這是一篇回憶性散文，由教學樓花園里的一株美洲蕾寫起，追溯了原作者美國學者畢森與中國有關的事件。您認為這種副文本創作對原作的傳播起到了什么作用？

李 彥：我是首先撰寫了這篇散文，投稿給《當代》雜志后，才引發了編輯興趣，邀請我翻譯那部英文原著的。我這篇散文，介紹了發現這本英文原著的奇妙背景，并在采訪了眾多知情人之后，提供了美國學者畢森如何從一個普通的傳教士轉變為共產主義信仰者的心路歷程。此外也使中文讀者了解到西方社會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由來已久并延續至今的嚴酷斗爭。看到網絡上很多陌生讀者的評語，我是非常欣慰的。

余小梅：這篇散文為讀者了解原作者提供了更多的背景信息，也引發我們進行反向思考，西方讀者如果能夠撰寫有關中國文學的期刊文章，為我們中國文學作品的外傳作出了貢獻，無疑有助于中國文學向外傳播。據了解，另一位華裔作家哈金的作品出版后，一般都是出版商免費送給一些讀者閱讀，讓讀者寫讀后感和書評，在亞馬遜網站貼出。這顯然也有助于文學作品打開市場和傳播。

中國文學在加拿大傳播現狀

余小梅：近期，我通過郵件訪問了一名曾經在我任教的學校擔任口語教師的加拿大外教Stephen, 詢問他所了解的中國文學情況，他說：“老實說，我的閱讀興趣主要在于非小說類，所以我讀過的大部分有關中國的書籍是非虛構類，而且多數是西方作者寫的。然而，我知道中國有一個非常悠久豐富的文學傳統，我想它尚未被西方認識。我讀過為數不多的中國文學書籍，之一是林語堂的《京華煙云》，它關于一段中國歷史，所以我非常喜歡。” 我相信這是比較典型的西方讀者對中國作品的閱讀體驗。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您都在加拿大學習和工作，請問您所了解的中國文學在加拿大傳播情況是怎樣的？

李 彥：事實上，一般加拿大人根本不知道任何中國文學。有些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的知識分子，會讀過《道德經》《孫子兵法》，甚至有人嘗試去讀《易經》。滑鐵盧大學的書店里，出現過不同版本的上述經典著作的翻譯。二十幾年前，我在滑大開設了“中國文學概述”這門課程，希望能啟發一般大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興趣。我要求大家讀《唐人傳奇》《紅樓夢》《水滸》等名作的節選，都說讀不下去，“您別逼我們了！”魯迅的《孔乙己》《祝福》，大概比較符合英文讀者的閱讀習慣，所以較能接受。當代作家的作品，也很難進入人家的視野。莫言得諾獎那年，我問了英文系教授，結果幾十人中，都沒讀過他的作品。當然，有人回答，“聽說今年的諾獎頒給了一個中國人。”

余小梅：《道德經》《孫子兵法》應該屬于中國文化之類，但不是文學作品；您能否談談為什么中國文學作品不被加拿大讀者閱讀或喜歡嗎？

李 彥：原因有很多。對不熟悉的民族文化，一般人都沒有興趣。譬如我，哪怕是諾獎作者的作品，若與中國無關，我也沒興趣閱讀。一百年前，中國人瘋狂崇拜西方文學，把他們的名著都翻譯成了中文。那是當時對強勢文化的崇拜。那些西方文學很多都不符合中國人的閱讀習慣，但在崇拜心理的驅使下，人們仍舊硬著頭皮全盤接受。而反過來，人家對中國文學，基本上是漠不關心的。2014年秋天，我和加拿大“第35屆國際作家節”組委會合作，首次安排了“中國作家交流專場”。中國代表團里不乏“茅盾文學獎”得主、省作協主席這樣的人物。但加拿大聽眾提問時，第一個問題卻是，“你們今天還讀林語堂嗎？”

我覺得，中國當代文學中，涌現出來了不少反映現實的優秀作品，例如一些很不錯的中短篇小說，還有兒童文學等，應當被積極介紹到海外，成為外界了解中國人的一種渠道。不應當僅僅為了追求暢銷帶來的數據，向上級匯報成果，而不分青紅皂白，迎合他人的審丑心態。這方面我看到了不少現象，常感無奈。

由于根深蒂固的偏見，

真正的好作品，他們也會視而不見的

余小梅：有學者曾指出，影響中國文學走出去的原因之一是中國作家陳舊的寫作技巧。或許有道理，但絕不是根本原因。您認為有沒有途徑改變這一中國文學傳播困境？

李 彥：我認為，眼下，中國文學傳播不必急于求成，盼望外國人接受我們的文學。首先，只有中國強大到足以令人羨慕、敬佩時，人們才會主動想要了解你，包括你希望人們了解的那些真正優秀的文學作品，哪怕閱讀習慣不同。其次，才是怎樣書寫，才符合人家的閱讀習慣的問題。當然，如何有效地進行翻譯更為重要。我們不能指望人家學會了漢語之后再來欣賞你的文學。而做一個合格的文學翻譯，是需要提高自身素養，對雙方文化都具備最基本的了解，才能勝任的，否則往往弄巧成拙，變成翻譯機器。

余小梅：看來，文學的外譯外宣絕不可止于語言層面，還需要深入到自己本國的社會文化和目的語境，轉換思維避免引起誤解和歧義。我也相信只有中國文學自身更好地發展，才能吸引更多的世界讀者來了解我們和我們的文學。最后，非常感謝您在百忙之中分享了關于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現狀、體會，并提出了洞見。

（余小梅系安慶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