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和4月，“倫敦中國科幻協會”的兩次研討將一些散佚于世界各地的科幻愛好者匯聚在網絡會議中，共同討論潘海天的短篇小說《餓塔》以及王諾諾《春天來臨的方式》，并由此展開，聊身體和氣候，吃與春天。

這是倫敦中國科幻協會第31和32次正式的研討，本協會于2019年成立于倫敦，以公眾號：“科幻研究在倫敦”為基地，發布諸如最新科幻研究成果、會議講座通訊、研討預告與總結等信息。研究內容包括但不限于中國科幻自身的發展變化、中國科幻的海外譯介與傳播等課題。研討形式主要為邀請作家老師、翻譯者、研究人員以及熱心讀者進行對談。

01

科技時代的肉體之思——潘海天《餓塔》

可能因為碩士論文的研究對象是劉慈欣的科幻小說，當我面對“大角”，也就是三月的討論嘉賓潘海天老師時，產生了一種微妙的感覺，像是《太原之戀》紙面上那個浪漫、令人心動的名字突然一躍而起，化為立體的人，隔著兩塊屏幕與難以測算的空間與我實現了面對面，這本身就很有“幻”味兒，但對作品《餓塔》的感受又與此完全不同。

在故事設定上，《餓塔》采取了類似推理小說“暴風雪山莊”的策略，小說人物被放置于一種內憂外患、無處可逃的赤貧困境，向外界求救的設施損毀、食物短缺、被強勁的對手盯上成為獵物。很顯然，這是一塊實驗人性的絕佳田野，小說也是這樣做的。潘海天在《餓塔》中，以一種新的形式，重述了那個已經受過無數次歷史檢驗的判斷：人性經不起考驗。故事的起點是一次“宇宙空難”，飛行員及半數乘客當場死亡，其余乘客在一位朝圣者的口袋里找到了一張地圖，并在短暫磨合后，形成了以上尉、神父、鍋爐工、化學教師為代表的遠征團隊，他們都不是該教派的信徒，但那座朝圣者要抵達的“塔”卻在此番機緣下成了諸位終結苦難、獲得解救的理想之所。事實上確實如此，但似乎也恰恰相反。

當這些在宇宙“空難”中存活，順利穿過沙漠、躲開猛獸“猙”之攻擊，已身歷數次命運考驗的幸存者抵達這所有一座尖尖的、白色高塔的修道院時，誤以為自己離開了地獄，屆時他們還尚未意識到，哪里才是真正的地獄。令所有跋涉者失望的是，修道院內沒有任何有用物資，連樹皮都無法食用。而兇猛的猙卻不會缺席，仍然會與黑夜一同降臨，襲擊眾人的營地。但人們面對“猙”的心態卻逐漸變化，曾經無需多言的對立的關系似乎在發生微妙的偏移。人們發現只要在適當的時候利用猙的撕咬，就能獲取新的食物，哪怕這個食物是自己的同伴。但“猙”的輔助相對于“餓”還是來得太慢了，于是人們逐漸撕開最后的人皮，露出了吃人的牙齒，為了解決今日的“餓”，他們合謀將鐵錘砸向了神父的后腦，獲得了一頓“肉”，失去了獲救的機會。在眾人之間，神父是最特殊的，他拒絕食用同伴的尸體，離開人群、獨攀高塔，嘗試該修道派的修習方法，最終在冥想中頓悟到“意識”和“物質”可相互轉換的秘訣，并立刻想要與眾人分享自己的所得，就在他沖下高塔的剎那，被擊中了后腦，將秘密留在了心中，故事到此全部結束。篇幅很短，意味卻深。

《餓塔》的敘事脈絡、故事高潮以及最終走向都圍繞著“存在”之欲望問題。“存在”這個詞如果拆開來看其實是一種同義反復，“存”與“在”在內涵上并沒有明顯差別，但就在這個重言式的強調中包含了“存在者”最底層的狀態與目的，自我保存既是現狀也是目標。因此對“存在”之維護也就成為了某種刻在生命底板、編入基因序列的強烈屬性。而當“存在”受到威脅時，人們的放棄與選擇，則是虛構故事中那幾張常常被拿來玩味的紙牌。在《餓塔》中存在之威脅，來自饑荒，來自胃部，來自血肉之軀不住運轉的哀鳴。此時“身體”似乎成了一個巨大的“累贅”，哪怕小說中的人已經能借助技術進行星際旅行，只要肉身仍然存在，技術時代的人與千年前剛剛從樹上落地的古猿祖先就似乎沒有區別。

回到現實層面更是如此，即使當下熱議的“元宇宙”已經理想化地解決了所有技術問題，但在一切技術之上，“肉身”之“吃喝拉撒”仍然是其實現終極沉浸目標前最大的障礙。“餓”就“吃”的邏輯，普遍地常存著。而在《餓塔》中反上述邏輯，作為變數的人物，就是“修行者”。小說中共出現了兩位“修行者”，一位死于開頭，一位死于結尾。死于開頭的朝圣者為眾人提供了“地圖”，“地圖”指出一個方向，但“地圖”從一開始就很清晰地介紹了自己，那是苦修者的歸處，那里未必屬于凡夫。結果確也如此，修道院內沒有任何可利用的物質性資源。但那里有一個解救的方法，為死于結尾處的“神父”所參破，也就是冥想。

由此可見，故事中存在一組“精神vs肉身”的二元對立，且在敘事上呈現出：“精神死亡＋肉體獲勝＋精神死亡”的結構模式，雖然敘述在神父死后戛然而止，但只要結合故事設定稍加推理就可知道，人與人之間的“相食”還將繼續，那些未寫之事可想而知的悲慘。因此，當為了肉體之保存全面拋棄精神時，必將面對血與痛的不斷流溢。只是為肉體驅動者殺紅了眼，暫且管不了那么多，看不到那么遠。

小說中有一句話非常醒目：“凡所有相，皆為虛幻”。

自我看來，這句箴言式的表達足以完成《餓塔》與一般意義上科幻小說之間的切割。因為“相”是科學研究的根本對象，也是一切定律、規則預測的起點，否定“相”之真實幾乎就意味著否定“科學”的用力點，以及由此而來的理解世界的模型。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餓塔》并非典型的科幻作品，它更像是一個帶有神秘色彩的啟示性寓言。當然“什么是科幻？”這個問題本身就像下水道里的毛發一樣難以縷清，且令人頭禿。我認為，《餓塔》的非典型性，或者說獨特性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科技作為困難的“幫兇”；二、弱化時間感；三、真實性。三者層層遞進，互為前提。

首先，小說中的科幻元素有“物”與化學教師的話語闡釋，其中代表先進技術的“物”處于一種全面失效的狀態，墜毀的飛船、壞掉的發報機、對敵人（猛獸猙）無法構成傷害的激光槍，可見《餓塔》中的科技產品都是無用的廢銅爛鐵。而化學教師的闡釋也均作為敘事的“補丁”在否定意義上出現，比如解釋“猙”為什么無法被攻擊、修道院內的植物為什么不能食用，至于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故事中為科學代言的這位顯然能力有限。因此，小說看似不乏科技元素，但科技卻并不展現其功能，只是為故事的發展提供一片合理的場域。

其次，《餓塔》也缺乏以“未來感”為代表的異時空感，如前所述《餓塔》通過“殺死”一切可以作為標記的技術，來實現對時間感的弱化。此外，在閱讀過程中，讀者雖能明確知道故事中場景、人物都是設定，但因為“吃人”并不新鮮，無論是古史中所載的“易子而食”的殘酷過往，還是尚未遠去的魯迅在《狂人日記》中的尖叫，都像難以散盡的耳畔之語，飄忽卻不斷反復地提醒著我們：這一切并不是虛構。

最后，雖然那個星球上有三顆太陽，但似乎只是天上多了兩個發光的圓，對其中的存在者并沒有什么特殊的影響。而猛獸、沙漠、水等元素與地球環境之接近則無需多說，“餓”的感覺更是時時鮮活。正是因為這種離散的時間性，以及并不夠異域的空間感，營造了真實氛圍，產生了較強的浸入感。那么，沙漠中行走的究竟是誰？是故人，還是來者？或者有沒有可能就是睜著眼睛的我們自己。這是潘海天拋向觀眾的問題。

02

解釋的新路徑——王諾諾《春天來臨的方式》

相比于《餓塔》的“非典型”，王諾諾《春天來臨的方式》則更令我困惑，初讀時我曾在字里行間費力地尋找有關“科幻”的痕跡。這個悠然的故事，可以是神話、童話、甚至是一篇關于“愛”的寓言，但這同科幻究竟有什么關聯。然后那個鬼魅般的問題再次如約而至：“科幻是什么？”，隨即這個問題在我腦中越擴越大，最終變成：“什么是什么？”的基礎命題。還是暫且擱置此疑難在存在層面所造成的含混，畢竟僅“分類學”意義上的困擾就已經足夠艱難。在面對事物之“分類”與秩序時，我們是否有權與力做全稱式的劃分？經驗所帶來的慣習式選擇直覺是否有被論證、提純為有效的可能？假如有，我們又該如何彈動區別的墨盒，將事物的界線勾勒出來？如何把控一個類別之內涵與外延？這很難，太難。

有一個著名的思想實驗：假如有1000人聚居的地方可被稱為城市，一個剛好一千人的區域又剛好有一個人過世，在此人離世的剎那，這個地方是否還是城市？很明顯，這個思想實驗的目標在于警醒人們，絕對清晰、不可逾越的邊界并不存在。但即使我們已經能從理性上意識到這一點，但在情感結構上，仍然無法實現對“區別”的超越，進入混一的境界。在這個意義上，“分類”就成了既虛幻又難以被放棄的“東西”，僅作為我們含混不清卻又必須區別的“執著”之內心的一種鏡像折射。屆時“分類”便完成了從內走向外，而后在回到內的旅途。這也就使得分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某種《索拉里斯星》的風格，即：人類遍跡宇宙的目的是否只是看到自己？如若如此，那分類的目的、意義又該被如何安置？畢竟內指型的價值最終會因經驗在不同心靈間差異、以及心靈的平等前提而走向一種絕對的懷疑。因為每個人都有其內部標準，人與人之心靈又處于絕對的平等，那么一切即合理，也就是說，一切“非我”都為不合理。

那這是否就意味著，一切所謂分類都只是虛幻？或者說我們真的有能力將其視為泡影么？就像《黑客帝國》中尼奧認清了Matrix是假的那樣，這依舊很難。畢竟現代文藝所做的一切努力，似乎都是在嘗試沖擊原有的框架、擊碎現存理解模式。它們的目光不再僅面向讀者、觀賞者對接，其視線還要越過此刻的人群，投入歷史中已形成的規約性俗習，甚至在很多時候，正是通過對過往的僭越來確立自身的價值。

但《春天來臨的方式》似乎也無法歸屬于現代文學，那它的寫作目的是在于刷新如我般陳舊“老古板”頭腦中既有的概念模型，帶來陌生化的新奇體驗，從而嘗試沖擊“科幻”之框架么？我不知道，因為，似乎有尺寸更合適的“抽屜”與之匹配，但它出現在這里，作為一道“unique”的景觀，促使我七拐八拐地尋找進入的路徑，這本身就夠酷了。讓我們回到故事中的那個已經可以赤腳奔跑的村寨里，感受這道微涼的風與鯤帶來的暖流。（馭鯤的少年快來吧，北京再不回暖，我就要凍死在昌平冰窖一樣的宿舍里了）

根據作者的本人的介紹，《春天來臨的方式》這篇小說的靈感來自于電影《大魚海棠》，也涉及到了與之相關的中國傳統宇宙模型。古老想象力之生機就在于，哪怕在科學已然統治全球、極大地占領人類思維的時代，仍能找到恰切的裂縫進入，以柔軟和煦之身姿將現世之體系包裹住，就像創世論仍可與宇宙大爆炸的物理模型相融一般，王諾諾在《春天來臨的方式》中也在嘗試建立起這樣一種微妙、輕盈又十分有效的平衡。她的目光聚焦于氣候規律背后的動因。科學以及傳統科幻意義上由質量、引力等存在因素構成的影響被巧妙地轉換為“神”之活動。而這里的“神”又與一般意義上我們理解的神相不同，他們不再是人間的聰慧者經過漫長的修行與努力才能獲得的一種飛升后的美好狀態，恰恰相反，他們數萬年的勞作與辛苦，是為了懂得“愛”，而對“愛”的體察能力正是其進入人間的鑰匙。在這里神所要努力證悟的對象恰恰是傳統意義上修行者要被拋棄的內容——“感情”。這就使得整篇故事與日常之經驗處在一種“倒錯”的模式下，這不是一般的科幻故事，這不是一般故事里的神。和剛才提到的：“什么是科幻？”的疑惑一樣，讀者還會在閱讀的穿行中產生“什么是神？”“什么是人？”“什么是感情？”等一系列看似簡單，但又因太過簡單而走向終極，以至于無法回答的問題。

結尾處，讀者被告知“習得情感體驗”正是“春天”來臨的方式，而“愛”是四季流轉變動，春日降臨的根本原因。以“愛”作為底層的價值與敘事動力不僅為這篇故事包裹上一層溫潤的糖衣，也促使我們反思，“情感”與敘事的關聯。作為動力、內容、對象的情感之間的關系究竟為何？

在石黑一雄的長篇小說《莫失莫忘》中擠滿了為“捐獻”而存在之克隆人在無法理解自身情形時的艱難情感體驗，克隆人在特殊情境下無助的“情感”與選擇成了編織小說的主要內容，其敘事技法是代入式的，甚至在開頭很長一段時間，讀者意識不到自己與書中對象之間的差別，且內景觀的描寫方式不斷壓縮讀者與故事人物的距離，強化其一體化的狀態。而在威廉·吉布森的短篇小說《全息玫瑰碎片》中在一個數據化的可實現幾近完美通感共享的情形下，男女關系仍然像賽博朋克世界中的雨水一樣，密集地下墜，最后碎在地表。與《莫失莫忘》不同，作為討論對象的“情感”，吉布森的處理方式似乎是極端的陌生化，無論是感受的載體，情感發生的時空場域都令讀者感到無比陌生、充滿新鮮感。在我們的世界中還沒有發明能夠共享五感的技術，但讀者與人物之間的距離仍然并不遙遠。從敘事的策略而言，我認為主要的原因在于人物的不知所措與抓狂，是我們所熟悉的。分手的橋段中難以抑制的傷心與似乎也沒有太多必要挽回的心情也是我們所熟悉的。也就是說整個情感的體驗雖然在對象、內容以及細節等方面充斥著陌生化，但其因果建立仍然與我們的此刻保持共享關系，因此讀者似乎深陷一種難以逃脫的框架，而陌生的背景又使得這個框架變得更加扎實。仿佛在說：就算我們的世界變成故事中的那個樣子，就算我們的科技已經走到那樣的水平，因為我們還是人，便仍然無法逃離這套現在已經存在的拘束。而這種茫然無力的感受，又與主人公的無奈連接在一起，在情感上，讀者與人物從相互間離走向貼合。就像證明地球是一條閉合的弧線一樣，它們背道而馳，最終相遇，而背對背相遇所帶來的宿命感與不可逃避性則無比強烈。

相比之下，《春天來臨的方式》的處理更加直接，它沒有使用過多的敘事技法，以一種簡單的、童話式的姿態自然順暢地推進，像一只不忍心設防的刺猬，展開柔軟的腹部，直陳結論：愛是動力，也是謎底。而以“情感”為方式解釋氣象變換、萬物流轉，無疑是對現有認知結構的挑戰，這夠“朋克”。

總之，科幻對所指及其面向的思索就像吃飯和春天一樣，必須在應對與沉浸中展開。

（王瑾，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博士研究生，“倫敦中國科幻協會”聯合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