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數千年的中華文明長河中，有眾多經典文學作品為世人所傳頌，其中不少經典劇作還在西方國家得到廣泛傳播。元代劇作家紀君祥所創作的《趙氏孤兒》是元雜劇藝術成就最高的作品之一，被王國維稱為“既列之于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也”。作為歷史上第一部傳入歐洲的中國戲劇，《趙氏孤兒》以其高度凝練的、極富戲劇性的復仇故事征服了當時的歐洲觀眾，其中蘊含的中國古代儒家思想和傳統價值觀也得到了當時一些西方學者的贊同。從譯本來看，傳教士馬若瑟最早法譯的《趙氏孤兒》，自出版后反響熱烈，轉譯本如德譯本、意大利版等相繼問世，最終對十八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亦產生了影響，至今仍在戲劇舞臺上盛行不衰，對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交融產生了深遠影響。

元雜劇經典之一的《趙氏孤兒》

元雜劇，又稱北雜劇，是元代用北曲演唱的傳統戲曲形式，形成于宋代，繁盛于元大德年間（13世紀后半期—14世紀）。元雜劇是在宋雜劇和金院本的直接影響之下融合各種表演藝術形式而成的一種完整的戲劇形式。從戲劇發展史角度審視，雜劇體制完備、成熟并開始興盛起來是在蒙古王朝稱元以后，到了成宗元貞、大德年間，雜劇的創作和演出進入鼎盛時期。最初雜劇流行于北方，以大都（今北京）為中心，逐漸遍布河南、河北。作為一種成熟的戲劇，元雜劇在內容上不僅豐富了久已在民間傳唱的傳統故事，而且更加廣泛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最終成為這一時期廣大人民群眾最喜愛的文藝形式之一。

《趙氏孤兒》，全名《冤報冤趙氏孤兒》，又名《趙氏孤兒大報仇》，是元雜劇著名悲劇之一。這部劇所依據的歷史事件，最早的較詳細敘述見于春秋時期的《左傳》，只是當時記載的情節相對簡略，而且其中幾個關鍵人物（例如最大反派屠岸賈、保護趙氏孤兒的關鍵人物程嬰和公孫杵臼）并無記載，因此此事在后世所演繹故事的真實程度，至今仍被學界討論；在西漢司馬遷所著的《史記·趙世家》和劉向所著的《新序》《說苑》中，有了更為詳細的記述。根據《史記》記載，此故事發生在春秋時期的晉國，晉景公當國期間重用大臣屠岸賈，屠岸賈與另一大臣趙朔有仇，他慫恿晉景公以趙朔父親和叔叔以往過失的名義懲罰趙家。將軍韓厥力勸未果，偷偷通知趙朔逃跑，趙朔不肯，請求韓厥保全趙氏子弟以繼香火。屠岸賈假傳晉景公命令，殺害趙家滿門，趙朔的妻子已經懷孕，因為是晉成公姐姐，躲在宮中逃過一劫。不久后，趙朔的妻子生下一個男孩即趙氏孤兒。為了躲過屠岸賈的追殺，她把嬰兒交給趙朔的朋友程嬰。在趙朔門客公孫杵臼的配合下，程嬰抱來別人的嬰兒頂替趙氏孤兒。然后，公孫杵臼故意讓程嬰向屠岸賈舉報自己藏匿趙氏孤兒，程嬰依計向屠岸賈舉報，宣稱是貪圖千金之賞，帶人抓捕公孫杵臼及嬰兒，隨后將其處死，從此，趙氏孤兒得脫。程嬰把趙氏孤兒帶到深山老林中，當作兒子撫養教育。趙氏孤兒長大之后就是趙武，他得到了韓厥及晉景公的幫助，最終回到朝中攻滅屠岸賈，報了深仇大恨，趙氏復興。在趙武成人之后，程嬰向眾人告辭，說如今一切安定，他要去向趙氏祖先以及公孫杵臼報告這個好消息，于是自殺。

紀君祥創作的《趙氏孤兒》，對秦漢時期成型的這個故事進行了改造，使戲劇沖突更加激烈，人物性格更加突出鮮明。在劇中，程嬰是趙朔的朋友，趙朔的妻子請求他拯救趙氏孤兒，并自殺以表決心。程嬰把趙氏孤兒藏在藥箱里帶出時，被將軍韓厥發現，韓厥不愿助紂為虐，偷偷放行并拔劍自刎。一心搜捕趙氏孤兒的屠岸賈宣布，如果找不到人，就要把晉國上下半歲以內的嬰兒全部殺掉。程嬰帶著孤兒找到公孫杵臼，二人決心舍生取義，合謀救孤。程嬰把自己未滿月的兒子抱給公孫杵臼以頂替趙氏孤兒，把真的趙氏孤兒帶回自己家。然后，程嬰按照兩人之前的約定，主動向屠岸賈舉報趙氏孤兒藏在公孫杵臼家，隨即公孫杵臼和程嬰之子被屠岸賈所殺。程嬰則因為舉報有功而受到屠岸賈獎賞，成為屠岸賈的門客。程嬰把趙氏孤兒當作自己兒子程勃養大，并使之成為屠岸賈的義子。趙氏孤兒長大成人之后，程嬰告訴他全部真相，趙氏孤兒稟告晉景公后，殺死屠岸賈報了仇，隨后恢復原姓，更名趙武，承襲趙家原有爵位和資產。

近代文學家王國維，在《宋元戲曲考》中盛贊《趙氏孤兒大報仇》和《感天動地竇娥冤》，“劇中雖有惡人交搏其間，而其蹈湯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也”。考察趙氏孤兒故事傳世的諸版本，無論是元雜劇《趙氏孤兒》中的“忠義士各褒獎，是軍官還職掌，是窮民與收養”，還是《東周列國志》節錄中的“程嬰杵臼稱雙義，一死何須問后先”，蘊含的核心價值都包括忠義觀和懲惡揚善等精神，符合儒家遵循的“義利觀”。所謂義者，“事之所宜也”；所謂利者，“人之用曰利”。孔子《論語·里仁》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孟子《孟子·告子上》曰：“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而在雜劇《趙氏孤兒》的敘事中，作者將這種觀念通過激烈的戲劇沖突進一步強化了：于個人層面上，晉國公主自縊封口，只求保全趙家命脈；韓厥將軍自刎身亡，好伴鉏麑共做忠魂；公孫杵臼撞階而死，大丈夫不愁一命終；程嬰犧兒鋌而走險，名標青史萬古流芳。于國家層面上，在大事面前，眾人舍己為國，匡扶大義，以“家國天下”的意識、積極的入世精神，保國家大義而置個人利益于身后，體現了《禮記·禮運》中“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道德規范，彰顯了中華文化中先公后私、集體至上的思想價值取向，中華民族以小我換大我、以小家換大家的無私奉獻精神。

《趙氏孤兒》的法譯和西傳

《趙氏孤兒》是十八世紀第一部被翻譯到歐洲的中國傳統戲劇。《宋元戲曲史》記載：“至我國戲曲之譯為外國文字也，為時頗早。如《趙氏孤兒》，則法人特赫爾特Du Halde實譯于一千七百六十二年，至一千八百三十四年，而裘利安Julian又重譯之。”這里的“特赫爾特”實際是《中華帝國志》（Description de la Chine，簡稱《中國通志》）的編者杜赫德（J.B.du Halde），而這一版的真正譯者是法國耶穌會教士馬若瑟(Joseph de Prénare)。1732年（清雍正十年），馬若瑟在退居廣州時，從《元人百種曲》中挑出紀君祥的《趙氏孤兒》，將它譯成了法文，取名為《中國悲劇趙氏孤兒》（Tchao- Chi-Cou-Euih,ou l'Orphel in de la Maisonde Techao，tragedie chionise）。1734年，馬若瑟托請從北京回國的法國傳教士維萊爾和布羅塞二人將自己的法文譯本《中國悲劇趙氏孤兒》帶回國內，同年發表在《法蘭西時報》上。一年后，全文發表在杜赫德主編的《中華帝國志》上，由此《趙氏孤兒》成為第一部傳入歐洲的中國戲劇。

自17世紀開始，法國經濟實力雄厚且文化藝術氛圍濃郁，巴黎成為當時歐洲漢學的學術研究中心，在漢學西傳史上扮演了重要作用。馬若瑟法譯的《趙氏孤兒》在刊登之后，受到法國民眾的廣泛歡迎，當時法國主流學派“百科全書派”所倡導的思想，與《趙氏孤兒》中體現的中國傳統文化所倡導的價值觀不謀而合，《趙氏孤兒》中體現的邪不勝正的信念和運籌帷幄的堅持，有助于推動啟蒙運動的理性精神，抨擊宗教神權對人的壓制，鼓舞當時的民眾反對封建特權制度，從而積極投身構建更加合理的社會。因此，當時法國的學術界很快加入了對《趙氏孤兒》的追捧隊伍中，該譯本在文學界乃至戲曲界都引起了極大轟動，英譯本、德譯本、俄譯本等在法譯本的基礎上很快也相繼問世。1741年，英國劇作家威廉·哈切特（William Hatchet）根據馬若瑟譯本的故事情節，改編了英文版的劇本《中國孤兒》。他保留了馬若瑟譯本的基本結構，但對人物改變較大，屠岸賈被改成了蕭何，程嬰改成了開封，韓厥成了蘇生，公孫杵臼成了老子，趙氏孤兒成了康熙，在當時這部劇并沒有被搬上舞臺。法國啟蒙主義哲學家、文學家伏爾泰也被《趙氏孤兒》重情重義不惜生命的故事所吸引，最終他把這個故事改編成五幕劇《中國孤兒》，并于1755年在巴黎上演，獲得巨大成功。英國作家亞瑟·墨菲（Arthur Murphy）則認為伏爾泰的劇本并不令人滿意，他也創作了自己的《中國孤兒》劇本，他的這部劇在1759年于英國倫敦的劇院首演，產生了強烈反響。按照一些學者的觀點，德國文學家歌德也曾對這部戲產生興趣，打算改編成悲劇《哀蘭伯諾》，不過動筆只寫了兩幕，沒有最終完成。

在當時整個歐洲“中國文化熱”的背景下，《趙氏孤兒》根據不同譯者的需求以及不同國家的國情，出現了多種多樣的譯本，但這些譯本多基于馬若瑟法譯版本的基礎，并非直接基于中國元雜劇《趙氏孤兒》，嚴格意義上來說，這些作品多為轉譯。這些作品中反映的“中國意象”幾乎完全是從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的相應作品和文獻中照搬而來的，缺少對中國文化直接的認識和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當時歐洲對中國的誤解，尤其是對元雜劇這一文化體裁更是難以知其所以然。

雖然，《趙氏孤兒》的歐洲傳播之旅展現出的結果是當時西方國家對該劇的改編出現了“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個趙氏孤兒”的局面，但其中的文化交融和價值趨同仍然值得注意，這種文化價值使該劇至今在世界各地的舞臺上仍不斷上映，依舊好評如潮。如后來在美國上演的《趙氏孤兒》綜合了馬若瑟和伏爾泰的法譯版，以及阿瑟·墨菲的英譯版，在演出語言、情節和主題等方面進行了改編。

分析《趙氏孤兒》風靡當時西方的主要原因，有幾點值得注意。

首先，《趙氏孤兒》故事所弘揚的舍生取義精神和正義必將戰勝邪惡的信念，符合人類共同的價值取向。紀君祥劇本的思想基調主要表現為“舍生取義”和“復仇報冤”。故事體現的“義”，是作者在儒家文化熏陶下對主人公行為的一種道德認同，這符合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價值觀，是與“利”相對立的人生選擇。程嬰為了履行承諾，拯救趙氏孤兒，不惜犧牲自己甚至兒子的生命。“舍生取義”是古代中國歷朝歷代儒家文化傳承者們普遍認同的價值追求。而在《趙氏孤兒》故事的最后，趙氏復仇報冤成功，程嬰忍辱負重多年的愿望得以實現，充分滿足了觀眾追求“善惡有報”的樸素愿望。

其次，趙氏孤兒的境遇以及復仇故事，與當時西方宮廷世家的權位更迭存在著某種相似性。“中國元代悲劇《趙氏孤兒》（紀君祥）所寫也是古代晉國王室里的斗爭，其中那些血淋淋的王公貴族的復仇故事，與古希臘悲劇相似。”（董健，馬俊山：《戲劇藝術十五講》〔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再次，《趙氏孤兒》傳播的歷史背景是17世紀末歐洲興起的“中國熱”。在17世紀，眾多商人不斷把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等帶到歐洲，這些商品在市場上大受追捧，古代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也成為當時歐洲上流社會競相模仿的對象，而這種熱潮也助推了劇本故事的廣泛傳播。

最后，《趙氏孤兒》故事的改寫符合所在國觀眾的審美心理。當時西方的編劇們對《趙氏孤兒》故事，都根據各自的創作目標進行了不同的改造。比如伏爾泰雖然非常欣賞東方文明，但他在改編的時候仍舊恪守了西方戲劇的“三一律”，使改編后的《中國孤兒》更加符合法國觀眾的欣賞習慣。伏爾泰認為，在法國，悲劇通常分成五幕，還要設定一個愛情故事，因此他在劇中還特別添加了原劇本里并不存在的感情戲。

對啟蒙運動的影響

法國前政要希拉克曾說過，啟蒙思想家“在中國看到了一個理性、和諧的世界，這個世界聽命于自然法則且又體現了宇宙之大秩序。他們從這種對世界的看法中汲取了很多思想，通過啟蒙運動的宣傳，這些思想導致了法國大革命”。而就是在啟蒙運動開展的18世紀歐洲，一場描繪東方社會傳統良俗的“孔子道德的五幕劇”上演得如火如荼，三個月時間內上演了幾十場，比同時期其他戲劇的場次要多得多，看戲的人數也多得多，這場引發了歐洲關注的戲劇，正是大文豪伏爾泰根據中國元雜劇《趙氏孤兒》改編的《中國孤兒》。這種情況正好與啟蒙運動的開展有所呼應。

伏爾泰被認為是最早傳播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的法國人之一，對中國文化與文學推崇備至。伏爾泰對歐洲文明的失望、對中華文化的推崇其實由來已久。伏爾泰尊崇孔子，自稱“孔子弟子”。他閱讀了不少有關古代中國的材料，把古代中國想象為一個符合啟蒙理想的君臣賢良、仁愛為本、法制健全、社會安寧的國家。通過分析比較，伏爾泰認為中國古老的文明較當時的歐洲文明更為優越。他在歷史和文化著作《路易十四時代》（1751）和《風俗論》（1756）中對中華文明大加贊揚，并在《哲學辭典》一書中寫道：“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在人類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我們歐洲各國的歷史遠沒有中國那么久遠，根本無法與其相提并論……孔子的理論對于現在的西方世界也有許多借鑒之處……對于中國的儒家學說，我要充分表達我的敬意。這里面看不到迷信，看不到傳說和死板的教條，到處都是對理性的無比尊崇”。

18世紀的歐洲，啟蒙思想的火光剛剛點亮，與此同時，當時宗教教會的空洞和蠻橫卻在威脅摧毀這搖曳的火光；而這個時候的法國，正處在路易十四的統治下。作為法國乃至歐洲啟蒙運動的領袖之一，伏爾泰極力宣揚理性、科學和藝術的力量，將文明和自由視為最重要的追求，認為文明勢必戰勝野蠻和落后。從歷史條件和現實要求出發，當時的伏爾泰也正在中國文學中尋找適合西方社會啟蒙運動的某些積極因素。在這種情勢下，來自中國的《趙氏孤兒》自然進入了他的視野并引起了他的注意。

伏爾泰并沒有拘泥于《趙氏孤兒》的馬若瑟譯本，而是根據自己的理解和當時的社會背景，除了“搜孤”“救孤”這一基本故事框架模仿《趙氏孤兒》外，其他如時間、情節、人物等設定，都根據法國自身情況作了改動，從而對這樣一部原本以歌頌英雄人物的自我犧牲精神為主旨的中國元雜劇進行了全面改寫。

伏爾泰首先改變了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將原本故事中的春秋時代晉國改成宋元易代之際，這樣的改變，讓原先故事版本中的一國之內奸臣與忠臣的矛盾，變成了宋朝與蒙元之間的沖突。根據這個改變，伏爾泰亦將《趙氏孤兒》中的人物全部改換了設定，原劇中的趙氏孤兒成了大宋王朝的遺孤，一個家族的孤兒變成了一個國家的孤兒。劇中主人公盛悌成為伏爾泰心目中孔子倫理觀的完美承載者、中國儒家文化的杰出代表。他毅然擔負起拯救宋室孤兒的職責，不惜犧牲自己的親生獨子，以換取宋室孤兒的性命。盛悌的妻子伊達梅則體現了儒家文化柔美的一面，她對丈夫恭順禮讓，對兒子一腔母愛，但在故事中，當她遭到成吉思汗的威逼脅迫，在面對失去丈夫和兒子與喪失尊嚴和自由的選擇時，她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后者。于是，這一形象便具備了濃郁的啟蒙主義色彩。劇中的另一人物成吉思汗則在某種程度上不失為一位理想的開明君主。在伏爾泰筆下，成吉思汗最初以野蠻人形象出現，他千方百計地要找到宋王室的遺孤以斬草除根。后來他卻被俘虜的高貴品德所感動，最后不僅不殺宋朝遺孤，而且饒恕了盛悌夫婦，還全面實行了宋朝法律。

《中國孤兒》中，伏爾泰摒棄了善惡報應的模式，讓成吉思汗在伊達梅與盛悌高尚的道德感召下幡然悔悟，以此來表現他所追求的文明精神對野蠻暴力的勝利。整個情節中，沒有流血或犧牲，結局也改為雙方和解的方式，以一方對另一方的歸化使原本相抗衡的矛盾沖突得到緩解、消融。這種結局的安排，正滿足了伏爾泰當時的政治需求，宣傳了啟蒙文化思想。伏爾泰認為，《中國孤兒》中的成吉思汗雖然打敗了中原人，但中原文化與文明并沒有遭到破壞，而且在某些方面這些文化和文明還同化了蒙古人。伏爾泰通過這樣的劇情設定來試圖說明文化和文明的力量是不可征服的。從伏爾泰筆下《中國孤兒》第4幕第2場中成吉思汗的喟嘆中，我們能充分體會到伏爾泰當時對中國古代文明的視角:

“我看到了一個古老的民族，地大物博，靈巧勤勞，

歷代皇帝的權威建立在大睿大智之上，就連鄰國的君主也恭順地稱臣;

他們不用武力就能統治天下，

以良俗美德治民理國。”

美國漢學家顧立雅在《孔子與中國之道》中寫道:“眾所周知，哲學的啟蒙運動開始時，孔子已經成為歐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學家包括萊布尼茨、沃爾夫、伏爾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來推動他們的主張，而在此進程中他們本人亦受到了教育和影響。”伏爾泰為了推動當時反對宗教神學的思想啟蒙運動，不僅提出學習儒家思想，甚至把耶穌像改為孔子像，朝暮禮拜。伏爾泰痛恨當時宗教教會對歐洲的鉗制，希望能夠用儒家思想作為摧毀舊體制的武器。伏爾泰在《風俗論》中提及中國法律、風俗時這樣寫道:“世界上曾有過的最幸福、最可敬的時代,就是奉行孔子的法律的時代。”

伏爾泰的《中國孤兒》在思想內容上肯定了儒家的思想，強調人類文明的力量，強調人的理性，并運用這些思想開啟民眾，為法國的社會變革作了思想上和輿論上的準備。《中國孤兒》上演三十多年之后，法國大革命于1789年爆發。在這一重大歷史轉折中，伏爾泰等啟蒙思想家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小結

歷史浩浩蕩蕩，元雜劇《趙氏孤兒》在西方的傳播，正是中西方文化交融互鑒的一個例證。

元雜劇《趙氏孤兒》自18世紀傳至歐洲以來，不斷被各國翻譯、改編，搬上舞臺，屢演不衰。作為第一個傳入歐洲的中國戲劇，其情節主要集中于“搜孤”“救孤”，故事雖然只有一楔五折，但其中彰顯的儒家思想如“義利觀”和“忠誠觀”卻受到了當時西方學者的重點關注。《趙氏孤兒》通過故事所弘揚的舍生取義精神、善惡有報等觀念，反映了人類共通的樸素情感，符合人類共同的價值取向，能夠打動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

而故事中所蘊含的理性光芒，又格外吸引了十八世紀歐洲人的目光，為西方當時正在進行的思想啟蒙送去了一縷春風。法國文豪伏爾泰等人將其改編，《趙氏孤兒》變身《中國孤兒》，進一步被賦予了西方的人文精神意蘊，并引發了更多西方人對東方戲劇和中華傳統文化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