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學的層面以及整體性的詩歌發生機制來說，時代構成了一個顯豁或潛在的要求。新時代的詩歌究竟應該是什么樣？期刊人以出版之力，回應時代之問。

隨著中國進入新時代，中國詩歌也必然進入一個新時代。從社會學的層面以及整體性的詩歌發生機制來說，時代構成了一個顯豁或潛在的要求。作為《詩刊》的主編，詩人李少君一直在思考當代詩歌的走向與本質問題，也期冀能回答新時代詩歌開辟新的道路的問題。顯然，中國百年新詩始終與不同時代的核心命題相呼應，在探索現代漢語的書寫邊界的同時，也在拓展和延伸現代中國的文化經驗和文化實踐。新時代的詩歌究竟應該是什么樣？ 批評集《詩歌維新：新時代之新》（李少君著，中國文聯出版社2021年11月版）以書問詩，提出了“新時代詩歌”的“新的美學原則”，在中國詩歌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與共鳴。這也是以出版之力，回應時代之問。

“新時代詩歌”的五大特質

“新時代詩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代發展的基本要求。李少君認為，“新時代”這個概念是十九大提出來的。這首先是一個政治概念，宣布中國進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同時是一個經濟概念，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這個概念要落實轉化為一個文化的概念，文學的概念、詩歌的概念，轉化落實為文化意識、文學意識、詩歌意識。由此可見，“新時代詩歌”正是李少君提出來的一個概念，不是一種跟隨潮流的舉動，而是時代發展自然而然的要求。他進一步解釋了“新時代詩歌”是如何來的，一是由于外在的歷史機會的到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然要經過這個特殊的時代；二是由百年新詩尋求突破的藝術規律所決定的。李少君根據內外結合所形成的張力，提出的“新時代詩歌”概念是具有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的。所謂的“新的美學原則”的首要內涵，就是體現在“新時代詩歌”的理念上。

“主體性”是“新時代詩歌”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李少君認為，“主體性”是解決“工具性”的主要途徑，而“主體性”則包括了“人性”“人民性”和“天下性”，成為了“新時代詩歌”的關鍵詞。他又把“主體性”理解為“政治詩學”的基礎，“政治感覺”可以轉化為“藝術感覺”，而所謂的“政治感覺”就是對時代所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的具體感受。他之所以要提出“主體性”問題來討論，是因為當代詩歌特別欠缺主體性因素，并且造成了相當嚴重的后果。“新時代詩歌”由于“主體性”的欠缺，一直無法產生偉大的作品。只有華麗的外表不可能成就偉大的作品，因為不可能深入人心；只有“心靈的呈現”“個性的展示”和“主體性閃耀的光輝”才可能深入人心。

“自然性”是“新時代詩歌”的主要特征之二。“自然性”并不是說詩歌表達上的自然，而是以自然世界為詩歌的表現對象，更要表現自然中的人和人中的自然，也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如果沒有自然的存在，沒有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系，就不會出現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境界”。

“人民性”是“新時代詩歌”的主要特征之三。什么是“人民性”呢？ 就是在詩歌作品中，要有人民的心聲、人民的情感和人民的氣質。李少君認為：“新中國的詩歌是發源于延安時期的，當然五四時期也有一些，但是真正成了氣候，還是與延安有關，一些是受延安風氣影響，比如艾青、臧克家、何其芳等這些詩人。”他認為這樣的詩人就是具有人民性的詩人，不僅是代表了一個時代，也是代表了那個時代的人民。同時，他對于“人民性”有了具體的論述：一是來自于延安時期來自于人民的詩歌傳統；二是采用了民間的敘事方式；三是服務于人民的詩歌追求。在李少君看來，“人民性”并不只是說詩歌以人民生活為題材，而是來自于人民、服務于人民、以人民為中心、采用民間敘事方式等五個重要的方面。這樣就讓“人民性”成為了一種有血有肉的東西，一種具體的、直觀的、形象的可以把握的東西。這才可以成為一種“新的美學原則”，而不只是一種空洞的文學理念和思想。

“當代性”是“新時代詩歌”最主要的特征之四。他說：“中國當代詩歌，其實始終在世界之中，是世界詩歌中最活躍的部分，也是最有可能帶來新的驚喜與新的創造性的部分。我們需要做的，就是保持這種激情、同步感與持續性，在相互交流、相互對話、相互激發、相互融合之中，創造當代新詩的輝煌時刻，推動世界詩歌掀起新的激流與浪潮。”他這里所說的“當代性”，其實就是指與世界詩歌的“同步感”與“持續性”，并且也是指中國 當代詩歌“新的激流與浪潮”。顯然，“當代性”是與“保守性”“封閉性”和“靜態性”相對立的。如果關起門來自我發展，不僅不會有任何發展，反而還會越來越落后，然而這與“新時代詩歌”的使命不相符合的。他同時認為：“文學是個體的創作，但又是時代和社會的反映。所以，中華詩詞的當代性，其實就是抒發個人當下情感，描述百姓日常生活，呈現個體主體在新的時代的微妙感受和細微心理，提升審美體驗、社會經驗和時代精神的詩意表現，就是響應習近平總書記‘記錄新時代，書寫新時代，謳歌新時代’的號召，以人民為中心，堅定文化自信，吟詠心聲，情賦山河，觀照天地，創造新時代的詩詞美典。”“中華詩詞”主要是指古代詩詞作品，同時也可以指當代人所創作的詩詞作品；那么，中華詩詞的當代性，就是來自于當代中國人的生活與情感，具體體現在“抒發個人當下情感”“描述百姓日常生活”“呈現個體主體”的詩意生活等方面。所以，當代性離不開當下的人生與生活，離不開個體生命的“微妙感受”與“微妙心理”。在此，他提出了中國式的現代性，可以脫離西方的“現代性”標準，從中國自身的傳統所具有的主體性的現代詩歌的包容性的“現代性”。他這里所討論的“現代性”，也就是前面所說的“當代性”，也是他“新的美學原則”中特別重要的內容之一。

“草根性”是“新時代詩歌”重要的特征之五。什么是詩的“草根性”？ 什么樣的詩歌才具有“草根性”？ 李少君有著自己的不同于他人的解釋。他說：“我說的‘草根’，是一個形象性的說法，更多是強調一種自然自由自發自覺的狀態，強調立足于本土的創造性。面對被西方籠罩的當代詩歌狀況，我們應該強調與中國本土對稱的原創性寫作，強調充滿活力的寫作。因此，‘草根性’實際上包含四個維度：一、針對全球化，它強調本土性；二、針對西方化，它強調傳統性；三、針對觀念寫作，它強調經驗感受；四、針對公共化，它強調個人性。”首先，強調“自然”“自發”“自由”“自覺”的狀態性；其次，強調立足于本土的“創造性”；再次，強調一種充滿活力的“原創性寫作”。

中國當代詩歌發展的“四段論”

中國當代詩歌發展的“四個階段”論，是李少君提出“新時代詩歌”主張的主要根據。開始他說的是“三個階段”，只是概括了還沒有進入“新時代”以前的時期。“第一個階段是朦朧詩時期。主要是向外學習的階段，翻譯詩在這一階段盛行。朦朧詩是‘文革’后期出現的一種詩歌新潮，追求個性，尋找自我，呼喚人性的回歸和真善美，具有強烈的啟蒙精神、批判思想和時代意識，是一種新的詩歌表達方式和美學追求。”“第二個階段是文學尋根時期，也是向內尋找傳統的階段，后來更在‘國學熱’、文化保守主義潮流中日趨加速，朦朧詩和第三代詩人中已有部分詩人開始具有自覺的將傳統進行現代性轉換的創造意識，這個時期也可以說是一個文學自覺的時期，民族本土性主體意識開始覺醒。”這就是詩人所說的“向內尋找”的階段，也就是所謂的“尋根時期”。由于特定的時代背景和文化語境，這是一個文學自覺的時代，也是本土性主體意識開始產生的時代。“第三個階段出現在21世紀詩歌開初，其中最重要的一個背景是互聯網及自媒體的出現及迅速普及，還有全球化的加速，促進中西文化與詩歌大交流大融合，激發創造力。我稱之為詩歌的‘草根性’時期，這是向下挖掘的階段，也是接地氣和將詩歌基礎夯實、將視野開闊的階段。”第三個階段是中西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時期，網絡技術的興起和新媒體的產生，極大地推動了詩歌“向下挖掘”的力度，從而進入了作者所說的“草根性”時期。

然而他所強調的，還是三個階段之后的第四個時期，這就是他一再論述的“新時代詩歌”。在他看來，這是一個“向上超越”的階段，不過才“剛剛開始”，但可能確立一種“新的美學原則”，包括“創造新的美學形象”“建立現代意義世界”。他明確地提出：“百年新詩，也恰好走到了‘青春回眸’的時刻，在經歷向外學習消化西方現代詩歌、向內尋找吸收自己古典詩歌傳統精華之后，以經歷了向下的接地氣的夯實基礎的草根化階段，如今，是到了融會貫通、向上超越的時刻！ 尋找中國新詩自身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精神面貌，是中國新詩自由、自發、自覺的自然之路，是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必然之路。”可見李少君對于新時代詩歌的出現與發展道路，有著清醒的認識和深刻的理解。關于“四個階段”的論述到位，“四自”（自由、自然，自覺、自發）的理論也開闊豐富，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則是中國新詩必然的道路。然而新時代詩歌到底如何才能發展，還是缺少一些具體的、可操作性的方案。

呼吁新時代詩歌的“三種寫作”

“三種寫作”對于新時代詩歌而言極其重要，這也許就是當代詩歌的“第四個階段”需要實現的具體目標。

首先是主題性詩歌創作。主題性詩歌反映生活，蘊含歷史和現實關切，彰顯人民性和時代性，是中國現代新詩的優秀傳統，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中國具體文藝實踐相結合的產物。“主題性詩歌”是對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詩歌現象的概括，這就是注重“生活”“時代”和“現實”，同時具有鮮明的“人民性”和“時代性”的詩歌創作。這樣的詩歌始終是時代文學的主流，詩歌歷史的主體。

其次是生態寫作。“生態寫作”不是無緣無故而出現的，而是有著特定的時代背景，那就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出現了問題，引起了詩人們強烈的關注。

第三是女性寫作。同生態寫作一樣，女性寫作是世界性的文化潮流，在許多國家方興未艾。

同時，李少君特別強調中國古代的“心學”對于“新時代詩歌”創作的重要性。他說：“我們所有的感受都是由心來調動，視覺、味覺、嗅覺、觸覺等所有感覺，都由心來指揮。”又說：“我則視詩歌是一種‘心學’，是對自然與世界的逐步認識、領悟，并不斷自我提升，自我超越。詩歌感于心動于情，從心出發，用心寫作，其過程是修心，最終要達到安心，稱之為‘心學’，名符其實。”

新時代詩歌的美學建構，將可從以下兩個方面入手：

第一是確立人民為中心的主體意識。李少君認為，可以“以人民為中心”的“主體意識”來引領新時代的詩歌創作，并且認為“主體意識”已經包括了“個體意識”和“民族意識”，又可以超越“具體的個人”和“民族的”。“兼具思想能力和感受能力的優秀詩人，最終會將人民的主體性、民族的主體性、國家的主體性和個人的主體性融為一體，提煉出新時代的核心價值，建構出強大的主體性精神力量，打動人心，感染世界，改變風氣，影響社會。”“主體精神力量”，是“新時代詩歌”最重要的特征與標志。

第二是要建構起自己的審美體系，創造美學新意象新形象。李少君認為：“我們這個時代恰恰是一個新意象新形象不斷被創造出來的時代，新的經驗、新的感受與全新的視野，都和以往大不相同，以一種加速度的形式在迅速產生著。”山河之美與自然之魅，日常生活之美與人文網絡、社會和諧，都將給詩人帶來新的靈感與沖擊力，激起詩性的書寫愿望；而復興征程、模范英雄、高速高鐵、智能機器、青山綠水、綠色發展、平等正義、民生保障、精準扶貧、安居樂業，都可以成為抒寫對象，成為詩歌典型，可以既有時代典范性，又有藝術價值。關于詩人對新時代詩歌的“審美體系”，我們可以做出這樣的概括：一個是新的；一個是美的；一個是典型的。所謂“新”，就是“新意象”“新形象”“新經驗”“新感受”和“新視野”；所謂“美”，就是山河之美、生活之美和詩性之美；所謂“典型”，就是時代的典范性、藝術的典范性。由此可見，李少君所認為的新的審美價值體系，是一個具有具體內容的、生動形象的、處于不斷發展中的觀念和思想。中國新詩的未來發展，或會映證李少君的詩歌理念。

（本文作者為《中國詩歌》副主編、華中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