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北民歌高飆于邊關塞漠，璀璨于黃河故道。延安和榆林兩地是陜北文化的核心區(qū)域。世代生于斯長于斯的黃土地兒女，孕育和傳承了具有鮮明民族文化特色和濃郁地域民間風格的人文精神與文明傳統(tǒng)。深厚農耕文化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定盤，并與戈壁、風沙、淺草灘、駝鈴、馬蹄交織出西北風的朝向。因而，陜北民歌作為珍貴的文化物種以及代表性民間藝術樣式，濡染著悠長的游牧文化氣息，綿延賡續(xù)至今，蔚為大觀。

導入與體認

陜北民歌擁有一個龐大的民俗文化家族和民間音樂體系。其內容豐富，種類繁多，常見的代表性陜北民歌如信天游、勞動歌、船工號子、民間小調、酒曲、秧歌、陜北說書、道情、二人臺等。其中，陜北說書、道情、二人臺等是傳統(tǒng)的民間說唱、民間小戲范疇，屬于地方曲種戲種，但因其與民歌為方言土語，伴隨了民間音樂的植入、滲透和溶解，富有民歌演唱特點和方言美感。

陜北人杰地靈，自古就有“文出兩川，武出三邊”之說。“藝人一臺戲，演文演武我自己。”是陜北說書藝人的真實寫照。陜北說書最初是由窮苦盲藝人運用當地民歌小調演唱傳說故事，后來吸收道情和信天游等曲調以豐富說書唱曲表演，取悅各地男女老少，并逐步開宗立派，發(fā)展興盛。傘頭秧歌更是比唱的角逐，傘頭臨場演繹、出口成章的才藝和本領，在天文、地理、歷史、時事、村情、風俗、農事活動、家長里短等文化敘事中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自編自唱、即興發(fā)揮是民歌及說唱藝術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是民間藝術創(chuàng)造性表現(xiàn)的生動體現(xiàn)。并且，民間歌手與民間說書人常來常往，彼此多有關聯(lián)和交集，故均以陜北民歌概念綜而述之。

位于黃河中上游的晉陜蒙地域相鄰、風俗相因、文化相親、血脈相連。甘肅、寧夏等與其交界處的地方歌種均為陜北民歌的遠親或近鄰。在榆林、延安的城鎮(zhèn)街頭巷尾、市集店鋪，鄉(xiāng)村窯洞院落、田間地頭，商旅關隘驛站、水陸碼頭，歌聲鉆心灌耳，讓人酒酣胸張、蕩氣回腸。行船趕腳攬工漢、耕田鋤地羊出坡、曬谷揚場打連枷、碾米磨面炸油糕、做茶打飯賣餅子、喝酒吃肉打平伙、婚喪嫁娶辦事情、縫補拆洗納鞋底、拉鋸搟氈搓麻繩、上梁暖窯遷新居、節(jié)慶秧歌轉九曲，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文化表情及生活密碼都蘊藉于民歌當中，因此，民歌敘事在陜北文化板塊中有著非凡價值和精神光環(huán)，它是民眾抒心抒情抒懷的“神器”，也是民間學禮學藝學史的啟蒙教材。

薪傳與代際

把一個民族和時代的文化推向歷史高峰的是那些掌握著祖先創(chuàng)造的精湛技藝和文化傳統(tǒng)的優(yōu)秀民間藝人和民間文化杰出傳承人，他們是風土人情與社會生活結構單元的闡釋者，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代言人，也是民間文藝薪火相傳的關鍵因素。在現(xiàn)當代，陜北民間藝術領域涌現(xiàn)出了許多杰出的民歌手和說書藝人，如農民歌手李有源，黃河船工李思命，陜北大書匠韓起祥、張俊功等。賀玉堂、柴根、王向榮、朱廣亮等都是新世紀的領軍人物，熊竹英、孫占東、雒勝軍、杜朋朋等是新一代的佼佼者。丁文軍、貳強則借視頻網傳民歌走紅，二人還搭檔登上虎年央視春晚舞臺。

民間文藝需要熔古鑄今、超越局限，并不斷提升精神能量、文化內涵、藝術價值。時代呼喚文藝大師，而且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晉陜蒙“雞鳴三省”之地的準格爾旗民間歌王奇附林與河曲頂級歌手辛禮生、呂桂英、韓運德以及臨縣傘頭賀升亮等演唱的漫瀚調、山曲、二人臺、秧歌等在這一帶也很有人氣。王向榮、奇附林等于2007年被中國文聯(lián)、中國民協(xié)命名為“中國民間文化杰出傳承人”榮譽稱號。雒勝軍、熊竹英還分別獲得中國民間文藝最高獎“山花獎”、中國曲藝最高獎“牡丹獎”。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以《橫山下來些游擊隊》為代表的橫山民歌傳唱大江南北，優(yōu)秀歌手藝人層出不窮。橫山人韓起祥被毛主席稱為“三弦戰(zhàn)士”，能說唱幾十部書幾十種民歌小調，因而在陜甘寧邊區(qū)聲名顯赫。出生于橫山區(qū)柴興梁村、活躍于延安地區(qū)的張俊功1979年為電影《北斗》說書配音后，也一夜成名。延安市甘泉縣在橋鎮(zhèn)鄉(xiāng)建立了張俊功紀念館并開設說書傳習所，由張氏傳人、陜北說書名師樊九平收徒傳藝。

橫山說書與民歌淵源頗深，民歌中諸多曲風均來自于說書，說書唱詞中又加入大量民歌、道情曲調。孫占東、熊竹英、李光明、卜曉剛等在黨岔鎮(zhèn)韓起祥紀念館、區(qū)文化館說唱的《思念韓起祥》《刮大風》等曲目充滿鄉(xiāng)土氣息和民間韻味。吳芝良、趙海亮等橫山籍青年歌手在榆陽區(qū)麻黃梁黃土地質公園駐地演唱的《走三邊》等民歌融入了新時代新生活的感知與感悟。

在眾多酒攤場中，橫山酒曲唱詞的套曲可以大量現(xiàn)編現(xiàn)唱，有的通宵比唱，民眾能夠脫口而出、對答如流，在鄉(xiāng)間莊戶人家經久不衰。歌手曹振鵬演唱的《橫山傳統(tǒng)酒曲》《丈母娘看見女婿笑嘻嘻》《推炒面》，李德堂的《攔羊的哥哥》《老天爺心疼咱受苦人》等曲目，唱詞精彩，曲調嫻熟，聲音高亢悅耳。王勇、魯炳國、王海忠、劉月玲等歌手唱功爐火純青。令人扼腕痛惜的是，民歌手李強春在這次交流演唱活動后不久出坡放羊時不幸辭世，與他日日相伴的羊群在斜陽西沉之際入欄，他留下的《送大哥》《花花小拳》等酒曲依然還在山間與藍天白云一起繚繞。

動態(tài)與朝向

曾幾何時，民間說唱藝人和民歌手走到哪兒就吃住到哪兒、學到哪兒，見什么說什么，想什么唱什么。生活的千絲萬縷皆可入歌入曲入書，這是風俗，是生活法則，更是民間藝術傳統(tǒng)。由于大眾傳播與近年來學術研究等原因，信天游近乎成了陜北民歌的代名詞。信天游的名稱在民間是統(tǒng)一的，“三邊”一帶稱“順天游”，神木、府谷及鄰近的內蒙古地區(qū)又名“爬山調”，山西河曲等地則為“山曲”。信天游是黃河地區(qū)人民人生體驗的表白、情感意志的表露、生活向往的表達。它所使用的比興手法，完美地契合了這種文化與傳統(tǒng)的內在邏輯。因此，觸景生情，借景抒情，以物喻人，因事及人，即興編唱，隨意賦詞。比由生活而起，興由激情所致。

生活是陜北民歌的源泉活水，沒有生活酸甜苦辣的深切體會與飽吹餓唱的日積月累，沒有地方歷史經驗與傳統(tǒng)文化的厚積沉淀、感同身受，沒有當代人文精神的啟迪、啟智和時代理念的傳導、融通，要在民歌文化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中找到勇毅的力量和堅定的朝向，幾乎是不可能的。

李思命唱響的《天下黃河九十九道灣》、李有源創(chuàng)作的《東方紅》成為中國民歌的世紀經典。在黃河水里泡大、祖祖輩輩在這里摸爬滾打的生活經歷以及刻骨銘心的船工記憶，才能讓人唱出如此前無古人的氣壯山河之歌。在李思命的家鄉(xiāng)佳縣荷葉坪，人人會唱這首黃河船夫曲。村民們還在村頭立了一塊巨大的“天下黃河九十九道灣”石刻，為本土文化創(chuàng)造書寫歷史與記憶。李家后人傳唱的船夫曲激越了黃河濤聲的壯闊與澎湃。水船曲、船工號子、打夯歌等民歌依然蓬勃發(fā)展著。

81歲的郭來香是山西臨縣人，嫁到荷葉坪村后不僅帶來了娘家的女工手藝，還把從小學會的《走太原》《奴女》《掐蒜苔》等傳統(tǒng)民歌教給大家學唱。“山西省的（個）臨縣人，我是寨溝村生。我的（那個）名字叫郭來香，今年81歲的人。”郭來香唱民歌先自報家門，現(xiàn)身說法。據民歌研究專家申飛雪回憶，40多年前曾采錄過郭來香的歌。時至今日，韻味猶存。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在佳縣佳蘆鎮(zhèn)張家莊村李有源故居，李有源的重孫李劉偉自豪地講述了他們一家四代傳唱《東方紅》的故事。李有源的兒子李增堂、李增光，侄兒李增正、李增成都是民歌高手和村秧歌隊的傘頭。1944年春天，李增正還帶領移民隊把《東方紅》一路唱到了延安。李有源侄兒、95歲高齡的李增成仍然生活在張家莊村。2021年4月20日上午，是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李增成坐在李有源故居院里的石碾前，高聲唱起了《東方紅》。雖飽經滄桑，但他的聲音依然如東升旭日、光芒四射，深深打動和感染了眾多訪客。其孫輩李錦鵬、李田田等悉心保護祖居窯院，并配合有關機構廣泛搜集歷史資料和圖片，不斷充實故居文化檔案，接續(xù)頌歌記憶鏈條，熱心為世人提供講解和咨詢服務，以踐行民間文藝人民創(chuàng)造、人民傳承、人民享有、人民表達、人民闡釋的新時代文明實踐與民間文化生態(tài)理念。

(作者系中國民協(xié)副秘書長、中國民間文學大系出版工程編纂出版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