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散文領域，傅菲已執守多年。以對于萬物的敏銳感受和詩性描繪，他形成了屬于自己的書寫場域。在這其中，楓林村與饒北河是他童年的居所，也是他長久的精神源泉。近期，他以為故土鄉民為書寫對象的散文集《元燈長歌》推出，完成了其精神疆域的又一塊重要拼圖。

對傅菲而言，“元”是周而復始之始，代表初心，“燈”乃光明之源，元燈即是淵源、希望之燈、初始之燈。以村志的形式，他專注于著墨盆地人民的生存狀態、內心困厄、精神風貌、時代變遷，想要為河流立傳，為大地塑像，為人民刻神。

每一個有根性寫作的人，都需要自己的文字根據地

記者：在你的鄉村寫作中，楓林村與饒北河無疑是兩大精神源泉。

傅菲：楓林村是上饒市北部中心城鎮鄭坊鎮轄下的小村，處于饒北河上游，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20年鄉村寫作的原點。這是一個普通、貧瘠的盆地小村，但屬于我眺望世界、審視世界的視點。每一個有根性寫作的人，都需要自己的文字根據地，憑此生根發芽、枝開葉散。

根性，是一個很有生長力的詞，意味著只有“向下扎”，才可以“向上長”。這個并不時髦的詞匯，確實很適合我。與“根”有關的是土地、水、陽光。也就是精神之源。

《元燈長歌》傅菲/著

湖南文藝出版社

記者：的確如此。雖說每個人都依戀故鄉，但是還是想問這樣一個問題：在傳統與現代的交錯與變遷中，這片土地的獨特之處在哪，以至于你多年以來有著無窮無盡的書寫主題與欲望？

傅菲：“在傳統與現代的交錯與變遷中”，可以理解為“在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軌的過程中”。從現實層面看，這片土地上的絕大多數中青年人，以外出務工為生，老年人種糧種菜。在日常生活層面，似乎與工業文明不是很貼近，但每一個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深受城鎮化和工業化影響，以至于鄉人的思維、視野、精神狀態、行為方式，發生極大的變化。他們雖處于時代的急劇變遷之下，但他們還沒準備好迎接工業時代。他們努力迎接工業時代，卻顯得不知所措。他們有思想的斗爭，有焦慮，有渴望，有嘗試，有奮不顧身地融合。他們也許狹隘，也許偏執，也許誤入歧途，但他們從不放棄自己。他們知道自己的生命使命，并為此付出最大的努力。正是因為他們甘愿為熱愛的生活而不辭辛勞、堅忍不拔地完成自己的生命職責，我有了蓬勃書寫的欲望。

一個只有2600余人口的楓林村，在他者眼中，毫不起眼，只有巴掌大，于我而言，是無窮無盡的。我以“自然生態”“地域文化”“鄉村倫理”“風物之美”“生死鄉村”等不同的主題去書寫。《元燈長歌》以“土地的贊美詩，人民的生命史詩”為主題，以百年歷史大視角、江河長卷式，書寫饒北河上游的鄉村變遷和鄉村振興，歌頌勞動之美、生命之美、時代之美、人民之美。

記者：在我的理解中，人從他鄉經歷不同的生活后又回到故鄉，既然要面對自身的變化，也要面對村莊的變化，并重新找到接續過去與當下的方式。對你而言，這其中是否也存在一種“斷”與“續”？

傅菲：1986年，我離開楓林村外出求學，并一直在外工作。2002年，我開始寫散文。在這個時間間隔期，我很少回楓林村，有時間和空間上的“斷”與“隔”。在寫作初期，我寫的鄉村散文以生活經驗、生活理解、生活見聞為主。

2014年底，我意識到自己的寫作必須從具體的現實生活汲取寫作營養和力量，于是，我每年安排約三分之一的時間，回到自己的村子，與村民一起生活、一起議事，參與村中公共事務討論、建設。我不是一個鄉村觀察者，而是鄉村生活者。我寫作的很大部分素材，直接取自于現實發生的生活事件——我的寫作直接來自于我的現實生活。我對村中的重病患者、退伍老兵、重要手藝人、家庭收入、就業情況、婚姻狀態、違法情況、動植物分布等領域，作過多年的詳細調查。

我以楓林村民自居。所以，我的“續”與眾不同。我不是懷鄉式的鄉村寫作。這是我寫作生涯中最重要的轉變：從書齋走向大地，從小我走向人民。

記者：其實對于作家而言，真正的重回而非“探親式回歸”，這無疑是困難的。我也發現在你的寫作中，少有外來的價值判斷、少有浮光掠影的觀察和感受，這似乎是你刻意避免的一種書寫傾向？

傅菲：我內心反感自己“探親式”書寫。我不寫自己反感的文章。我一直恪守自己的原則：對自己筆下的文字，不可以虛情假意。

在散文中，“我”一直“在場”。我是其中的一份子。我熟悉筆下人物的生活、氣息、場景、出生與去向。我以豐滿細膩的細節去刻畫這些生動的人。在寫之前，所需刻畫的人已在我面前行走，如我的鄰居、親友、仇敵。我要求自己所寫的每一個人物或場景，必須是生動，哪怕只有片言只語。當然，這樣的要求給自己帶來了寫作難度。當然，我喜歡有難度的寫作。挑戰自己的寫作難度，是寫作樂趣之一。

記者：讀其中的一個個故事，總有種感受：再僻遠的山鄉，村人的生命也很少是個體的生命，總被時代所擾，為時代所動。在不少篇目敘事中，也看到了如同期聲一樣的歷史闡述片段，想了解的是，在這樣的書寫中，歷史片段該如何恰切地契合于文本，而非凌空虛蹈？

傅菲：同期聲一樣的歷史闡述片段契合個人史的文本，可以說是我寫地域人物的一個特色。歷史是生動的、鮮活的，通過個體的人生命細節，會表現得打動人心，也更有深度。也因此獲得流淌的活力，而非刻板式的詮釋。近代地域史是地方志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接”到我們每一個人生命中。

靈山屬于懷玉山山脈，靈山北部小鎮葛源是方志敏先烈當年從事革命斗爭的根據地，與鄭坊鎮一山之隔。鄭坊鎮的祖輩積極加入先烈的革命事業，與當時的腐敗政權作了艱苦卓絕的斗爭。這一段歷史，深刻地影響了祖輩、父輩、我輩的思想。方志敏先烈寫的《可愛的中國》，是祖輩的夢想，也是如今的現實生活。在我的理解中，這是我輩的精神源頭之一，也是鄉村振興的思想源頭之一。在《元燈》《大悲旦》《似斯蘭馨》等篇什，我寫了這種偉大的精神、蓬勃的生命。

記者：由此，個人史成為地域史或大歷史的一部分。

傅菲：對，這是我想表達的。我專注于書寫扎根在大地上的人民、始終面向未來的人、努力生活的人，傳承鄉村文化，賡續鄉村精神，以人民為中心，為河流立傳，為大地塑像。他們是大地上的燈塔。

個體的人無法脫離自己的時代。個體的人與時代的關系，是支流與水系的關系。偉大的精神和蓬勃的生命，會超越自己的時代，屬于任何時代，如星宿高懸，照耀我們。

記者：相較于其他的系列作品，其實這部散文集中文章篇幅普遍較長，而描寫的對象基本以人為主，但既不是人物形象的素描，也不是生活的截面和片段。在書寫中，你似乎執意將每個人的一生或至今為止的大半生寫盡。

傅菲：收入集中的單篇以長敘事為主，或以扇形、多聲部展開闡述，或以單線、長調式貫穿始終。你很細心，這個“發現”屬于你。我是這樣想的：每一個人的生命史都是一個時代的縮影。地方史或地域文化，在時代的作用力下，會在每一個普通人身上留下深痕。個體的人是時代的一個橫切片。個體的人，在相對的時間長度下，方可顯示出巨大的生命張力。

記者：這一組刻寫中，可見村落乃至山林的斗轉星移物事變遷。可以望見的是舊人物、舊習俗的遠去，但卻不見萎頹之氣，也不見凋敝之感，是否是身為寫作者進行了過濾，還是出于其他的思考？

傅菲：《元燈長歌》分四小輯，第三輯“萬物生動”著墨村落與山林的物事變遷。我沒有刻意過濾。我表達的主要觀點之一是：人與動物之間，有高貴的情感。其實，這個系列，我寫了數十萬字，以寫人性和自然道德。

我們的自然文明在疊加、疊高。這是時代最大的進步之一。鄉人的觀念在轉變，摒棄了很多舊習俗、舊惡習。《敏秀的狗》直接取材于我村中的生活事件。我必須謳歌高貴的生命品質。

記者：書名中的“長歌”，也貫穿于多個篇目——這片土地上的人習慣于用歌的方式來表達情感：以歌祭奠、用歌感懷，其中像提燈師傅這樣的人，用歌來迎送生與死，枯與榮。是否可以說，在這里，人類經由歌詠與萬物相連，這其中似乎有著一種特殊的“契約”？

傅菲：“歌”是一種情感表達方式，也是地方文化的一種表現方式。《元燈》《盆地的深度》《畫師》《墨離師傅》等篇，都有“歌”的吟唱。

在贛東北的鄉村，祭奠、祭祀、慶豐收、婚嫁、重體力集體勞動等日常生活，均有“歌”“登場”。我非常贊同你的觀點：在這里，人類經由歌詠與萬物相連，這其中似乎有著一種特殊的“契約”。

“歌”既是鄉人的“詩”也是鄉人的“哭”，他們以“歌”贊美自己的生活和土地，以“歌”贊頌自己的時代，以“歌”哭訴自己不堪的命運，以“歌”詛咒痛恨的舊社會。這種特殊的“契約”，既與萬物相連，也與生命相通。

書名中的“長歌”，還有另外兩層意思，一是生命長調，二是盛世之美。

記者：講人生，就不可避免地寫死亡。從書中人物的生老病死，到旦旦師傅、墨離師傅，還有畫遺像的畫師等人，在他們身上可以說集中表達了村人的生死觀，也表達了作者的生死觀。

傅菲：生命有時很悲涼，但死亡有時并不給人悲觀。死亡不是生命的消失，而是不以肉身顯現。

評論家胡穎峰曾說：傅菲是最關注死亡的當代作家之一。這是胡老師的一家之言。我承認，我非常關注個體生命。死亡是個體生命的終點站臺。我寫死亡，其實也是寫生命。一個人的臨終狀態，是一個人一生的濃縮體現。生死觀也是生命觀。人被自己的生命觀指引。

記者：在對于人物的刻寫中，書寫上也引入了小說的筆法，從客觀敘述到主觀描繪都有涉及，這對散文而言是一種書寫范式上的更新。其中是否有尺度所在？

傅菲：散文作為一種開放性很強的文體，探索散文的邊界，一直我努力的方向之一。我對文本的探索，作過十余年的努力，從篇幅、結構、語感、句式、抒情與敘事方式、形式等方面，有過非常多的嘗試。引入其他文體的寫法，也是我嘗試的諸多元素之一。《元燈長歌》在多篇多處引入了小說筆法，以豐富意蘊、豐滿人物，為文本注入生機。在散文中，不引入小說的筆法，無法完成扇形結構的寫作。散文需要豐富性。豐富性就是多樣性和完整性。

我有自己嚴格的尺度，即：不脫離真。真是本真、真誠、真實。本真是情感、心性。真誠是態度、質地。真實是符合生活邏輯。

記者：回到作為散文書寫的層面，《盆地的深度》開篇那句話很讓人深思。我們總說以書寫抵抗遺忘，對于多年執守散文書寫的你而言，這種“抵抗遺忘”是否有更多的含義？

傅菲：“這個世界，以前發生了什么，現在發生了什么，我們知道得十分有限；以后會發生什么，我們更無從知道。我們知道的，僅僅是遺忘的一部分。”這是《盆地的深度》開篇部分。非常感謝你把這句話作為我散文寫作的“啟示錄”。我以自己的開篇語回答了我為什么寫作——寫作是對時間的抗衡方式之一。

“抵抗遺忘”是對寫作者的最高要求——寫出高度藝術化的時代文本，寫出珍貴意義的特質文本，寫出深刻反映時代特征的經典文本。做到“抵抗遺忘”，非常難。我還做不到，雖然我很努力。或許我終其一生，也無法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