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粼粼的水來藍瑩瑩的天，小芹我洗衣衫來到了河邊……”這段熟悉的歌聲響起，許多人眼前就會浮現出小二黑和小芹這對青年情侶的身影。這一經典唱段將小芹質樸又富有青春氣息的形象表現得活靈活現，小二黑與小芹打破封建迷信思想的束縛、勇于追求幸福婚姻的故事，曾經感染并激勵了幾代觀眾。2021年10月，由中國歌劇舞劇院出品的音樂會版民族歌劇《小二黑結婚》登陸第四屆中國歌劇節，演出吸引了不少年輕觀眾，贏得他們的青睞和掌聲。

10年前的2011年，歌劇《小二黑結婚》經過重新排演，一舉在首屆中國歌劇節上包攬7項大獎。13位評委和全場觀眾一同起立長時間鼓掌。田川、楊蘭春獲得編劇特別獎。經典民族歌劇《小二黑結婚》穿越時空，通過高水準的藝術呈現在新時代再續芬芳，充分證明這部民族歌劇巨大的精神價值和強大的藝術生命力。

民族歌劇《小二黑結婚》的原作小說發表于1943年，雖然只是一個短篇小說，但在趙樹理浩繁的創作中卻名氣很大。小說對現實生活近距離的真切反映，揭示了解放區農村落后的封建思想與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新思想的沖突，成功實踐了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中所強調的“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的思想。

如今，《講話》已經發表80周年了。隨著時間的推移，《講話》的真理性越來越彰顯，傳播越來越廣泛，影響也越來越深遠。《講話》作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經典文獻，無論是在民主革命時期還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無論是在改革開放時期還是在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時代，都釋放出巨大而持久的理論生命力。今天，當我們回望過去80年的中國文藝發展史，我們依然會時時感悟到《講話》透辟、深邃的思想魅力。

二

《講話》發表之后，延安文藝界的面貌煥然一新。作家、藝術家聆聽、學習《講話》后，精神得到有力提振，思想達成高度統一，重新認識了文藝的歷史使命和自己的創作方向。《講話》精神也傳播到各抗日根據地，很快引領了文藝創作的風尚。文藝工作者們自覺深入群眾，向民間學習，努力以民族化、大眾化風格表現工農兵，涌現出像趙樹理的小說《小二黑結婚》和《李有才板話》這樣，描繪“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精品佳作。

小說《小二黑結婚》講述了1942年前后，山西解放區根據地民兵隊長小二黑與姑娘小芹相愛，反對父母包辦婚姻，沖破封建桎梏，爭取婚姻自由，最終喜結連理的故事。兩人不畏封建勢力威脅、勇于反抗的精神被廣為稱頌，深受人民群眾的喜愛。作品謳歌了新生力量的勝利，表現了社會進步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時代價值與現實意義。小說成功的另一因素則是趙樹理對農村生活的深扎與諳熟，以及作品所彰顯出的為人民抒寫的政治屬性。這是《講話》發表之后，解放區文藝乃至中國文藝要著力體現的價值導向。從這個意義上說，趙樹理及其小說創作在當時代表著中國文藝的發展方向。

在小說《小二黑結婚》發表將近10年后的1952年，決心致力于新中國民族歌劇事業的軍旅劇作家田川，與中央戲劇學院歌劇系的同班同學楊蘭春合作執筆創作了歌劇劇本《小二黑結婚》（馬可、賀飛、喬谷、張佩衡作曲），在畢業公演中大獲成功。《小二黑結婚》是中國第一部民族喜歌劇，首次將戲曲唱腔運用在歌劇表現中，在表達音樂的戲劇性以及增強核心人物的戲劇張力等方面，做出了非常有益的探索。此后，歌劇《小二黑結婚》作為中國歌劇民族化探索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劇目，與1945年由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集體創作的歌劇《白毛女》一道，被譽為新中國歌劇界的兩大經典。

三

當時，田川與楊蘭春何以要選擇10年前的、看似有些過時了的一部短篇小說來進行他們畢業作品的創作呢？

小說的故事并不復雜，小二黑與同村姑娘小芹自由戀愛，遭雙方家長反對。壞分子金旺兄弟因調戲小芹不成，以“捉奸”為名，將倆人抓起來。區長了解內情后，關押金旺兄弟，支持二黑和小芹結婚，并對雙方家長進行了教育。小說反封建思想的主題具有鮮明的時代進步性，而區長代表的人民的政府與社會主導地位無疑也具有隱喻意義。這兩點顯然與田川的革命經歷、軍旅文藝工作者的身份以及對新中國的理想期待相暗合。

田川的愛人、歌劇《小二黑結婚》中首位小芹的扮演者、著名軍旅歌唱家喬佩娟介紹說：“田川1926年出生于安徽六安。1938年秋天，只有十二三歲的田川偷偷地從家里逃跑出來，參加了抗日隊伍新四軍，在一個少年劇團當演員，主演了大型兒童劇《小三子》，在當地一下子出了名。從那時起，田川立志要當個名演員，后來成為一個著名的歌劇作家卻是他做夢都不曾想到過的。”

蘇北“反掃蕩”斗爭的北秦莊突圍，敵后皖東、蘇北根據地游擊戰和遼沈、平津戰役，以及南下轉戰湖北、湖南、廣西等地，讓年輕的軍旅文藝工作者田川深刻體會到了文藝對新中國的成立、對戰爭與和平的獨特價值與意義，有了真切直觀的感受和體驗；而《講話》所強調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以及文藝工作者必須到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熟悉工農兵，轉變立足點，為革命事業作出積極貢獻的文藝思想則為田川和同時期的作家藝術家指明了方向。已經成為歷史文本的小說《小二黑結婚》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仍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仍然契和著當時的社會現實與時代精神。因此，歌劇《小二黑結婚》一經公演便引發轟動與震撼，并激起其他劇種移植改編的熱潮，進而成為全國范圍內廣泛上演的現代戲經典劇目便絕非偶然。

四

對現實生活或者說對生活真實的重視，當然源自當時流行的現實主義文藝思潮。但對劇作家田川而言，《講話》所體現的為工農兵大眾服務的文藝思想應該起著更加主導的作用。

在創作歌劇《小二黑結婚》時，雖然有小說文本作依據，但田川和楊蘭春仍然專門深入到趙樹理過去經常活動的山西左權、武安一帶山區，了解當地人的生活以及相關的歷史信息，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素材之后才開始他們的歌劇創作。“生活和人民是藝術工作者永遠的課堂”，這是田川時常掛在嘴邊上的話，也給他的同事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從革命和戰爭年代成長起來，經歷了生與死、血與火的考驗，田川始終堅守著藝術來源于人民、藝術為了人民的信念，這種信念要求他不可能去寫作虛假的文藝作品。田川說：“我們必須把改編當作創作，在把握原來精神意蘊的同時，和自己熟悉的、親身體驗過的生活結合起來，賦予作品以新的生命。只有這樣，才可能做到真正的藝術真實。”在創作的時候，田川和楊蘭春甚至找到作家趙樹理本人，虛心地向他請教，請他講解這部小說，深入探討改編中遇到的問題。這便是創作出“紅色經典”的那批作家對待文藝的立場、信念和寫作倫理。

曾演過十多年話劇的田川在二十三四歲時才改學導演和創作，但他創作的卻不是話劇，而是歌劇，這多少讓人覺得有些匪夷所思。田川的自我解釋是：“1946年，我隨軍轉戰到了東北，在哈爾濱看了延安魯藝在哈爾濱演出的《白毛女》，把我感動得失聲痛哭，它真正把我的心打動了。我認為世界上最能撼人心魄，感染力最強的藝術，就是歌劇。所以我就開始搞歌劇。在軍黨委決定把一個軍只有一個的名額給我，讓我去報考中央戲劇學院的時候，我毅然決定報考了歌劇系。30多年來，我把自己的命運和歌劇事業連在一起。”

對大多數藝術家而言，并不是說你下決心想創作什么，于是就創作出了一流的什么作品，創作的成功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而田川創作的第一部歌劇，居然就能與啟蒙他走上歌劇創作之路的《白毛女》比翼等肩，則不能不說頗有些傳奇色彩。這當然和創作主體所走的藝術道路緊密相關。通過對《講話》反復深入的學習和扎實自覺的踐行，田川早早便把為人民抒寫、為時代放歌作為志業和追求。在歌劇《小二黑結婚》中，田川并沒有停止他為人民抒寫時代經典的前進腳步，此后在各個時期還創作了二十余部歌劇劇本，在軍旅歌劇史乃至中國當代歌劇史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

五

為了紀念田川對中國歌劇的卓越貢獻，2014年，解放軍出版社、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了4卷本《田川文集》。前兩卷收錄了田川創作的歌劇劇本；第三卷收錄了田川的文論集、劇評集、紀念集；第4卷收錄了田川歌劇的曲譜、歌劇選曲、歌曲和歌詞。《田川文集》出版后，田川的愛人喬佩娟接到了大量的電話、短信和來信，讀者的熱情反饋令她始料未及。她深情地告訴筆者：“中國的民族歌劇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培育出來的一朵鮮花。老田這輩子就做了一件事，一直在給這朵花澆水施肥，他見不得這朵花枯萎……之所以要將這套文集無償贈送給圖書館、高校和研究機構，就是希望老田的經歷和創作能給年輕一代的民族歌劇人和軍旅文藝工作者提供某種參考。”

田川創作了那么多歌劇作品，但在85歲之前，別說為自己出文集，連一本小冊子都沒有出過。2008年，出版社第一次跟田川談起出版作品集的事情，他根本不同意。直到田川去世前兩年，一個地方劇團復排和演出歌劇《小二黑結婚》獲得巨大成功。然而，演出結束后，喬佩娟拿來該劇的排演臺本一看，心一下子沉了下去。“這個臺本非常混亂，很多唱詞和旋律都不準確。戲是好戲，但是在流傳的過程中產生了很多訛誤之處，有的地方與原版相比甚至面目全非了。”聽到喬佩娟的講述，病床上的田川憂心忡忡。他意識到整理出版自己的作品，并非是為他個人樹碑立傳，而是涉及到民族歌劇的歷史留存，某種意義上說也關系著《講話》精神的傳承和弘揚。但此時的他因為上了呼吸機，已經不能講話，只得在小黑板上艱難地寫下：“要把原始稿子都找到，整理出來，流失了太可惜。”而此時的喬佩娟雖然整天忙于照顧重病的田川，難以分身，但是內心深處為田川整理出版文集的想法越發清晰堅定。

2013年10月，田川去世之后，喬佩娟和剛剛退休的大兒子一起，將田川存放手稿的紙箱子從儲藏室搬了出來，耐心細致地分類整理。那一部部謄抄在稿紙上的劇本早已泛黃，有的鋼筆字跡已經模糊。塵封多年之后，這些珍貴的手稿重見天日，向后人訴說著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這部遲來的文集，既是田川藝術生命的濃縮，亦是中國民族歌劇在《講話》精神指引下為人民抒寫、為時代放歌的發展見證。

六

1992年，田川重溫《講話》，激動之情溢于言表：“回顧在《講話》指引下，革命文藝大繁榮的經驗和歌劇的發展歷程，我們歌劇工作者更要像當年延安的文藝家那樣，全身心地投入現代化建設的火熱生活，投身到改革開放的偉大洪流中去；加強與人民的血肉聯系，用人民創造歷史的奮發精神，來哺育我們自己；發揚歌劇的戰斗傳統，在追求作品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越加豐富多樣的同時，努力表現社會主義新人，塑造創業者的形象，反映社會主義的時代精神，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新的貢獻。”

在《講話》的影響下，中國文藝為什么會取得如此的成就？《講話》為什么會成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經典文獻？為什么會令人常讀常新？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是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文藝實際相結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創造性地解決了中國革命文藝的方向與道路問題，創造性地闡釋了中國革命文藝發展的特殊性問題，進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中國化。

重讀毛澤東同志的《講話》，會很自然地聯想到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發表的《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這兩篇講話，前后相隔72年。盡管處于不同的時代，面臨不同的語境，解決不同的問題，然而兩篇講話在思想、精神上是一脈相承的，在理論、方法上是與時俱進的。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代，根據新的歷史條件，繼承和發展了以《講話》為主要代表的毛澤東文藝思想，要求廣大文藝工作者發揚我國優良文化傳統和美學精神，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精神，奮力攀登文藝高峰。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文藝迎來了全面繁榮發展的新局面，各文藝門類、各題材領域都涌現出一大批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文藝佳作。兩篇講話都緊緊圍繞著文藝“為人民”這個中心，都注重文藝家的核心價值觀和審美觀的培養，都強調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指導作用，都期望文藝作品能帶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因之，成就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史上的兩座高峰。

在田川看來，《白毛女》《洪湖赤衛隊》《江姐》等經典歌劇是在中華民族音樂、戲曲的基礎上產生的，它們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和人民性。中國歌劇發展到現在，趨向于風格多樣化發展。但是無論如何，歌劇都不能脫離人民的感情和生活實際。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民族歌劇的藝術實踐中，田川就是這樣始終將自己的創作牢牢植根于民族性和人民性之中。而這種創作思想與藝術精神，顯然與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不辜負時代召喚、不辜負人民期待，創造出更好更多的文藝精品”的要求相契合。換言之，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指引的新時代中國文藝的發展方向，正是以田川等為代表的老一輩軍旅文藝工作者矢志追求、熱切期待、傾力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