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作為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經典性著作之一，不僅對我國文學藝術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成為指引我國當代文學藝術發展的綱領性文獻，而且獲得國際許多革命文藝工作者的高度評價，推進了世界人民文藝和社會主義文藝運動。今天，我國各族人民沿著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的道路邁向光輝未來之際，迎來《講話》發表80周年。回顧它產生影響的歷程，對我們更好地學習它的理論建樹是有益的。

超越文藝理論的經典文獻

《講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文藝實踐和文化傳統相結合的理論結晶，也是導引革命文藝和人民革命的重要指南。

《講話》以回答文藝為什么人和如何為的問題為中心，對于文藝的人民性、審美性、現實性、政治性，以及文藝的世界觀與創作方法，文藝的革命內容與完美形式，文藝創作中的人性與階級性，文藝的歌頌與暴露，文藝發展中的繼承、借鑒與創新，文藝的提高與普及，文藝批評的重要性與批評標準，乃至文化和文藝領導權的問題、文藝統一戰線的問題，都作出了科學的論證和剴切的闡明。《講話》發表后，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的真理性越來越彰顯，傳播越來越廣，影響也越來越深遠。

作為經典性的文獻，《講話》的獨特在于，它的豐富內涵不僅使它成為文藝工作的指針，而且對其它革命工作也有重要啟示。正如它發表的當天，新華社即播發中共中央總學習委員會的通知指出：“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中國共產黨在思想建設理論建設的事業上最重要的文獻之一，是毛澤東同志用通俗的語言所寫成的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教科書。此文件決不是單純的文藝理論問題，而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的具體化，是每個共產黨員對待任何事物應具有的階級立場，與解決任何問題應具有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典型示范。”正因此，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文獻中，其影響的深遠是必然的。

從延安迅速傳播和指引全國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闡明他的“結論”后，《講話》立即受到延安文藝家的普遍學習和擁護。許多文藝工作者都感到聆聽《講話》后如醍醐灌頂，茅塞頓開，從人民革命時代的高度，重新認識了文藝的歷史使命和自己的創作方向。他們很快就在《解放日報》先后發文表達自己的體會。如塞克《在青年劇院學習總結會上的演講》一文提出“建立新的藝術觀及新的美學”。劉白羽的《與現實斗爭生活結合》一文，則指出作家不僅要抨擊外在的黑暗，也要“注意內在批評”，批評“從那長期黑暗社會生活里面，你原來的小資產階級所帶來的不好的東西”。何其芳、周立波也發文檢討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思想，認為只有改造思想，站穩革命立場，才能產生好的藝術。張仃的《畫家下鄉》一文說：“畫家就一定得打開生活的圈子，到大眾中間去，同時變成大眾中的一員，全身心浸透大眾的思想、感情、情緒，要重新以大眾的思想去思想，以大眾的感覺去感覺，以大眾的眼睛去觀察。”當時延安和各人民抗日根據地還以座談會的形式傳達和學習《講話》精神。如1943年4月24日，中共北岳區黨委（即晉察冀邊區黨委）召開文藝座談會，學習《講話》精神，批評了該地區文藝界脫離人民群眾的傾向和唯美的“藝術人生觀”、抽象的“人性論”等觀點，強調文藝與群眾結合。

《講話》精神的傳播，很快影響了文藝創作。各人民抗日根據地的文藝工作者深入群眾，向民間學習，努力以民族化、大眾化風格表現工農兵，以自己的作品為民族解放與人民解放事業服務。先后涌現了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和《李有才板話》，歐陽山的《高干大》，柳青的《種谷記》，孫犁的《荷花淀》，馬烽、西戎的《呂梁英雄傳》，周立波的《暴風驟雨》，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等小說，描寫了許多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而民間色彩濃郁的新秧歌運動推出《兄妹開荒》等一批新的秧歌舞和秧歌劇。戲劇家還創作了民族新歌劇《白毛女》《王秀鸞》《劉胡蘭》《赤葉河》等。戲曲領域也推出了京劇《逼上梁山》《三打祝家莊》和秦腔《血淚仇》等。詩歌方面，何其芳到延安后的新作《夜歌》樂觀、質樸，與他收在《預言》里的情調抑郁、表現雕琢的早年唯美主義詩歌相比，給人以脫胎換骨之感。新民歌民謠更大量涌現，如在陜北的民間詩人李有源創編的《東方紅》 ，民間藝人韓起祥的新唱詞《劉巧團圓》，長篇敘事詩領域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阮章競的《漳河水》、柯仲平的《邊區自衛軍》等也廣受群眾歡迎。幾年之間，人民解放區的文壇和藝壇煥然一新，以自己的新作標志人民文藝時代的到來！

《講話》也逐步對國統區的文藝運動起著指導作用。先是在大后方，如重慶、桂林、昆明等地。1944年1月1日，《新華日報》以《毛澤東同志對文藝問題的意見》為題，摘要發表了《講話》的主要內容。當時，郭沫若、茅盾等在重慶的著名作家積極響應。郭沫若學習《講話》后，在《文藝的新舊內容和形式》一文中說：“今后我們的新文藝，就需要把人民作為老師，作為主人。為人民大眾徹底服務，向人民大眾學習一切，要和人民大眾保持密切的關系。”茅盾在《如何擊退頹風》一文中主張文藝“歌頌的對象是堅持民主，為民主而犧牲私利己見的，是能增加反法西斯戰爭的力量及能促進政治的民主的；反之，凡對抗戰怠工，消耗自己的力量以及違反民主的行動，都是暴露的對象”。

當然，在解放戰爭中，由于國共兩黨矛盾的激化，《講話》在國統區的傳播受到很大限制。但在文藝創作領域仍然產生積極的影響，出現了《黃河大合唱》的歌詞作者光未然的長篇朗誦詩《屈原》和袁水拍的《馬凡陀的山歌》以及小說等。1947年1月25日，林默涵在《新華日報·新華副刊》評論說：“馬凡陀的山歌的方向，就是用了通俗的民間語匯和歌謠的形式，來表現人民（在他主要是市民）所關心的事物，來歌唱廣大人民的感想和情緒。這是使詩歌深入人民，和人民結合的方向。 ”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所秘密印制和傳遞的《講話》油印本在國統區傳播，使進步人士和文藝工作者如迎黑暗中的明燈，這成為指引他們走向革命的重要讀物。

新中國文藝發展的指針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掀開了中國歷史的新篇章。正如葉圣陶在《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一文所說，“全國人民的思想已經跟毛澤東思想融合了”。作為毛澤東思想之一部分，《講話》理所當然地成為新中國文藝事業的指導思想。周揚在《新的人民的文藝——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關于解放區文藝運動的報告》中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規定了新中國文藝的方向，解放區文藝工作者自覺地實踐了這個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經驗證明了這個方向的完全正確，深信除此之外再沒有第二個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錯誤的方向。”大會的決議明確以《講話》為代表的毛澤東文藝思想作為我國文藝發展的指南。

1952年5月，為了紀念《講話》發表十周年，《人民日報》《解放日報》分別發表社論《繼續為毛澤東同志所提出的文藝方向而斗爭》《為貫徹毛澤東文藝方向而斗爭》，全國許多著名文藝家都發表紀念文章，掀起了學習《講話》的熱潮。如郭沫若的《在毛澤東旗幟下永遠做一名文化尖兵》、茅盾的《認真改造思想，堅決面向工農兵》、趙樹理的《決心到群眾中去》、丁玲的《要為人民服務得更好》、曹禺的《永遠向前——一個在改造中的文藝工作者的話》、老舍的《毛主席給了我新的文藝生命》等。柳青也在自己的文章中說：“文學藝術，作為整個人民事業的一部分，非常慶幸和非常適時地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開始，進入了新的歷史的階段。許多文藝工作者，包括我自己，正是有了毛澤東同志指示的文藝方向，這十年里才能夠追隨著時代，在一定程度上參加了和反映了偉大的社會變革。”

1962年在理論上系統地闡釋《講話》和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文章中，林默涵的《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旗幟》和何其芳的《戰斗的勝利的二十年》以其深度和高度，影響比較大。前者從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發展上論述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歷史貢獻，后者則從《講話》發表以來我國二十年的文藝實踐來論述如何正確貫徹毛澤東文藝思想，批評了實踐中“左”和右的偏向。

正是在《講話》的深刻影響下，共和國催生出如郭沫若的《新華頌》、何其芳的《我們最偉大的節日》、胡風的《時間開始了》、郭小川的《向困難進軍》、賀敬之的《放聲歌唱》《回延安》等詩歌，還涌現了像孫犁的《風云初記》、杜鵬程的《保衛延安》、趙樹理的《三里灣》、梁斌的《紅旗譜》、楊沫的《青春之歌》、周立波的《山鄉巨變》、吳強的《紅日》、曲波的《林海雪原》、柳青的《創業史》、羅廣斌和楊益言的《紅巖》、姚雪垠的《李自成》等被稱為“紅色經典”的長篇小說，乃至改革開放后的新時期產生的許多政治方向鮮明的著名作品，如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諶容的《人到中年》、李凖的《黃河東流去》、魏巍的《東方》、張潔的《沉重的翅膀》等，也皆受到《講話》精神的滋育。戲劇、電影、美術、音樂等方面更產生了眾多廣受人民群眾歡迎的佳作。

《講話》在世界各國的傳播和影響

《講話》發表至今，先后被譯成多國文字，在世界上50多個國家出版發行，產生了更加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全球范圍掀起人民革命和殖民地解放的高潮，《講話》最先得到近鄰的亞洲各國的熱烈歡迎。1945年12月，朝鮮就出版了譯本，次年四五月，朝鮮文學藝術總同盟還組織了《講話》的學習討論會。1946年，日本也出版了日譯本，譯者為千田九一，書名譯為《現階段中國文藝的方向》。1951年，日本左翼作家鹿地亙又重譯《講話》，改題為《1942年延安毛澤東文藝講話》。這前后，蒙古、印度、越南、緬甸、巴基斯坦、伊朗、印度尼西亞等亞洲國家也將《講話》譯介出版。1950年，印度除英文譯本外，還有孟加拉文、印地文、馬拉提文、泰米爾文等十多種譯本。

在蘇聯，《講話》受到高度重視，上世紀50年代起，除翻譯出版單行本，還出版了涵蓋《講話》的俄文本《毛澤東選集》（4卷本）。《講話》在非洲、美洲的譯介稍晚些。1956年2月，埃及開羅思想出版社出版了《講話》的阿拉伯文版。而1950年美國國際出版社便出版了《講話》的英文本。之后，古巴、墨西哥、哥倫比亞、烏拉圭、巴西等拉丁美洲國家也出版了譯本。1980年，澳大利亞學者龐尼、麥克杜格爾參考80多種中外版本，用英文重新翻譯了《講話》單行本，由美國密西根大學出版。

1949年10月，法國彼埃·西蓋爾出版公司翻譯出版了《講話》的法文本，它曾流傳到意大利和拉丁美洲，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的最初譯本皆以它為依據。1950年12月，柏林的漢舍爾出版公司根據法文本翻譯出版了《講話》的德文本，當地的《勞動月刊》《柏林日報》《世界論壇》《星期日》等報刊紛紛發表摘要或評論，戲劇家沃爾夫還在他主編的《人民與藝術》創刊號上摘錄了《講話》的一些要點。1952年，德國學者海爾曼和威曼又根據北京1950年本重新翻譯了《講話》。捷克斯洛伐克作家聯盟、匈牙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小叢書”、意大利共產黨出版局都先后出版了《講話》的單行本。1952年，英國共產黨出版的《現代季刊》第4卷第1期詳載《講話》，英國的一些進步文藝團體還曾討論與學習。此外，阿爾巴尼亞、瑞典、芬蘭、丹麥、南斯拉夫、挪威、冰島、西班牙、葡萄牙等國都出版或摘譯過《講話》的內容。

隨著《講話》在國外的翻譯出版，有許多革命的或進步的作家讀后，紛紛加以評論或講述自己的心得體會。1946年，新日本文學會在日文本《現階段中國文藝的方向》前言中指出，《講話》最重要的意義在于中國的民主主義運動以此為契機“擺脫了過去的小資產階級的藝術至上主義，將方向轉變到為民眾服務的民主革命路線文藝運動上來了”，而這一點“對于日本戰后民主主義文藝運動的展開，尤其具有借鑒意義”。文藝理論家藏原惟一在《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文中稱《講話》是日本“進步文學的最重要的文獻之一”。蒙古詩人、小說家達木丁蘇倫在題為《文藝工作者的戰斗綱領》一文中稱贊《講話》，寫道：“它不僅豐富了我們的知識，給我們新的創作內容，更重要的是它把我們從模糊不清的道路中引導到正確的、為工農兵大眾服務的革命道路上來，使我們明確了正確的發展方向，讓我們看到了燦爛美麗的遠景。”越南文藝理論家鄧臺梅則評價道：“抗戰時期，越南革命文藝工作者曾普遍學習過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如今《講話》已成為越南每一個文藝工作者和越南文學院中國古典和現代文學研究組等專門機構經常學習的重要文獻之一。”

在歐洲，1952年匈牙利的《文學報》發表一位詩人的文章，說“《講話》發表以來，已經成了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而奮斗的國際武庫中的光輝武器。毛澤東的《講話》不僅為大踏步向前邁進的中國文學奠定了基礎，同時也是全世界一切進步文學以及我們的新文學的指南針”。而在蘇聯，艾德林在《論今日中國文學》一書中寫道：“文學與人民生活相聯系，文藝為廣大勞動群眾服務——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于1942年5月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講話的主要思想”，“延安文藝座談會促進知識分子和廣大的人民群眾相結合，樹立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毛澤東的指示幫助中國人民為創造新文化而斗爭。”費德林在《現代中國文學概論》一書中說：“毛澤東的講話體現了中國人民命運中的偉大的歷史進程。他代表著億萬人民——工農兵講話；工農兵意識到自己在嚴重的戰斗生活中是真正的主人，他們愈來愈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一定能戰勝敵人，并且不僅在個別地區，而且將在全國慶祝自己事業的勝利。”

在非洲和美洲，對《講話》的評價同樣很高。如蘇丹的一位作家在《阿拉伯文藝在不斷前進》一文中說：“許多阿拉伯作家和藝術家在閱讀過毛澤東的《講話》后，思想發生了變化，他們努力和人民群眾結合在一起，提高政治覺悟，使自己的作品為革命服務，為人民群眾服務。”古巴著名詩人紀廉也指出，“毛澤東的《講話》在為人民服務的人民文學的概念里，是一個具有非常大的價值的文件”。古巴的《今日報》還專門發表評論，認為《講話》“確實是一篇散發著萬丈光芒的科學唯物主義的文藝理論的綱領”。巴西著名作家亞馬多在細致研讀過《講話》后，得出結論：“中國文藝界遵循的毛澤東文藝思想所照耀的道路，也就是巴西文藝界在爭取和平、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斗爭中所走的路。”一位美國學者的專著《馬克思主義與藝術》中說：“毛澤東在他的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中，強調大眾化和現實主義的重要性。和這一過程相關聯的，就是要求運用藝術中的民族性和人民性因素，通過群眾的樸實的表達方式和他們自己喜聞樂見的形象，打開聯系群眾的渠道。”荷蘭的后現代主義學者佛克馬在他的《二十世紀文學理論》一書中更辟了專節介紹了以《講話》為代表的毛澤東文藝思想。

《講話》發表至今，中國和全世界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毛澤東文藝思想后來也有豐富與發展。但是，《講話》所揭示的文藝規律和人民本位思想仍歷久彌新，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它的價值和意義超越國界，走向世界是必然的。

習近平總書記對《講話》精神的繼承和發展

《講話》的深遠影響還表現在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對它的繼承與發展。自《講話》發表以來，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都遵循它所揭示的文藝規律和相應的文藝政策來引導我國文藝前進。而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代，更根據新的歷史條件，繼承和發展了以《講話》為主要代表的毛澤東文藝思想。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系列重要論述，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習近平總書記高舉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方向的旗幟，號召我國文藝工作者深入人民生活，表現人民為社會主義而作的英勇斗爭，發揚我國的優良文化傳統和美學精神，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精神，力戒浮躁，避免唯利是圖，精益求精，奮力攀登文藝的高峰。自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文藝空前繁榮，無論文學、戲劇、電影、電視、音樂、舞蹈、美術、攝影、書法、曲藝、雜技、民間文藝、文藝評論等領域，都涌現大批佳作，許多作品走出國門，被翻譯傳播到世界各國，不少作家、藝術家和作品還被授予國際獎項，受到各國讀者和觀眾的歡迎。這些都再次證明了《講話》的強韌生命力和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