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作了關于文藝問題的重要講話。于今，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舉行和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已整滿八十周年。

八十春秋風云激蕩，《講話》精神永放光芒。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方法，深刻總結中國革命文藝運動的實踐經驗，明確地作出我們的文藝“是為著人民大眾”的核心論斷，為中國革命文藝確立了正確的方向，指明了前進的道路，并論述了實現這一目標與任務的具體途徑，解決了中國革命文藝工作的根本問題，為文藝的更大繁榮和健康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從新民主主義時期到社會主義時期，文藝事業作為黨和人民的重要事業，文藝戰線作為黨和人民的重要戰線，能夠在“高揚人民性的文藝發展道路”上不斷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不斷贏得歷史性的巨大進步，依靠的正是黨的領導和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指引。在毛澤東的《講話》發表八十周年之際，回顧在《講話》精神指引下中國當代文藝事業波瀾壯闊的歷史演進，重溫《講話》在不同時期給予我們的重要啟示和精神滋養，有助于我們加深認識《講話》的深刻意義與巨大影響，也有益于我們在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的繁榮與發展上獲取新的啟迪和新的動力。

一、“為群眾”和“如何為群眾”

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有著整風運動的背景和特殊的文化與文藝環境。上世紀40年代初，延安文藝界不斷發展壯大，但也有很多現象和很多問題需要解決，那個時候，來到延安的文藝界人士，有陜甘寧邊區來的，有從別的解放區來的，有從國統區來的，也有從國外留學回來的。這些來自不同地域的人士到了延安之后，在對于一般文藝怎么看、革命文藝怎么看，對于文藝的性質與功能怎么看等許多方面，有著不同的看法，這些不同的看法反映在文學工作和文學活動中就會出現分歧、產生矛盾、發生爭論、影響團結。所以，從1941年底到1942年初，毛澤東一直也在做有關文藝的調研工作，包括找人談話、給人寫信、了解情況等等。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既針對當時延安文藝界的思想狀況，著重論述了抗戰時期文藝工作的性質與任務，又超越當時的具體論爭，從文藝與人民的根本問題上，論述了革命文藝應有的方向與道路，為我們黨系統地制定了黨的文藝工作的方針政策。

在這一重要講話中，他首先指出：“什么是我們的問題的中心呢？我以為，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如何為群眾的問題。”“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為此，圍繞著“為什么人”和“如何為”的兩個重要問題，毛澤東由列寧的“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的觀點出發，提出要在這樣的基點上明確我們的文藝方向與服務對象，即我們的文藝“屬于人民大眾”，“為人民大眾”。他對“人民大眾”的概念作出了如下闡釋：“最廣大的人民大眾”，即“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在此后的論述中，“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全稱提法常與“工農兵群眾”的簡稱概念交叉使用。在這樣的基礎上，他向文藝工作者提出在“與工農兵群眾相結合”的過程中轉移“立足點”的問題，并充分認識“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它們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要求“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 。同時，要正確把握提高與普及的關系，既要認識到“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 ，又要更加重視目前條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務更為迫切”。

作為我們黨的領袖關于文藝問題基本看法的第一個系統的論述，《講話》厘清了對文藝的看法與把握上的一些基本問題，提出了我們黨對文藝工作的基本認識，在當時的延安及各個解放區乃至國統區產生了極大的功效，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它不僅澄清了人們對文藝的思想，確立了革命文藝的基本方向，對于促進延安文藝運動的大眾化，包括后來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和社會主義文藝發展，都起了不可估量的指導作用與引領效用。還有一個有助于理解《講話》精神的事情是，據胡喬木回憶，《講話》正式發表傳到國統區之后，郭沫若看了以后說道：“這個講話很好，好就好在有經有權。”毛澤東聽到后很欣賞這個說法，認為得到了知音。胡喬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后》的回憶文章里，就“經”“權”之說作了簡要的論析之后，明確地指出：“《講話》主要有這樣兩個基本點，一個是文藝與生活的關系，一個是文藝與人民的關系。在這兩個基本點上，《講話》的原則是不可動搖的。”所以不可動搖，是因為它深刻總結了文學藝術發生與發展的客觀規律，反映了共產黨人對于文學藝術本質與作用的科學認識與深刻把握。

二、“人民需要你們”

全國解放前夕，1949年7月，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北平舉行，這是文藝隊伍的大會師，文藝各界大團結的空前盛會。毛澤東到會講話，郭沫若、茅盾、周揚分別作了報告。大會通過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聯合會章程；成立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這次代表大會的召開，正處于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歷史的結束和社會主義時期歷史的開始，也標志著中國現代文藝階段的終結、中國當代文藝的開啟。在毛澤東即席發表的《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的講話》里，他向與會代表表示了熱烈的歡迎：“你們開的這樣的大會是很好的大會，是革命需要的大會”“因為你們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們是人民的文學家、人民的藝術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學藝術工作者的組織者”“因為人民需要你們，我們就有理由歡迎你們” 。這里，頻頻出現的“人民”的概念，“人民的文學藝術工作者”的全新提法，既給新中國的文學藝術明確了方向、確定了道路，也給新中國的文藝工作者提出了要求、寄予了期望。正如周揚在《新的人民的文藝——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關于解放區文藝運動的報告》中所指出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規定了新中國文藝的方向。”而這個方向，就是努力履行“為人民服務”的使命并在這一過程中不斷成長進步的人民文藝。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初期，向著“人民”靠近，既是黨和國家向文藝工作者提出的殷切希望，也是廣大文藝工作者的自覺要求。當時由中國文聯、中國作協主持創辦的文藝雜志、文藝刊物和出版機構，紛紛以“人民”名之，如《人民文學》《人民音樂》《人民戲劇》《人民美術》、人民文學出版社、人民音樂出版社、人民美術出版社等等，使得人民性和大眾化成為新中國文藝工作的主體潮流。在由外到內、從上到下的推動與努力下，“十七年時期”的文藝創作出現了一個時期的極大繁榮。從文學領域來看，這一時期的長篇小說創作，以“三紅一創”（《紅巖》《紅日》《紅旗譜》《創業史》）和“保青山林”（《保衛延安》《青春之歌》《山鄉巨變》《林海雪原》）為代表，在革命歷史題材和現實農村題材兩個方面，形成了雙峰并峙的突出成就。以柳青、趙樹理、周立波等為代表，不少作家藝術家把創作之根深深扎進生活深處，在創作中與人民一同前進。這些經典性的作品和代表性的作家藝術家，都是我們的文學藝術在向著“人民”需要的方向不斷努力進取的生動例證。

十七年時期，尤其是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之后，我們黨在對于國情的認識與判斷上出現問題偏差，正如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所評價的，“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擴大化和絕對化”，“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藝界、學術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這使得這一時期的文藝工作出現時緊時松的現象，文藝的發展也充滿了時起時伏的狀態。但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提出和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以及在60年代初期，以周恩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和《人民日報》社論《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為代表的糾偏努力，使得文藝創作在面對社會現實和服務人民大眾方面，都較之前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獲得了較大的發展。后來，“為人民大眾”的總體性提法不再強調，而逐漸由“為工農兵服務”取而代之。再到“文革”前后，“為工農兵服務”又進而演化成“為政治服務”。而出現這種現象，說到底是偏離了“為人民大眾”的這一正確路向的結果。這也充分證明，在文藝的方向問題上，“人民”這一根本目標與基本坐標，須臾不可偏離，必須始終不渝地予以堅守。

三、“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

走出十年浩劫不久，百廢待興，百業待舉，但在黨中央的直接關懷下，中國文聯及各協會，中國作協及下屬報刊迅速恢復工作，逐步走上正軌。更有一些思想敏感、藝術敏銳的作家藝術家直面現實、直抒胸臆，如《傷痕》《班主任》等小說、《于無聲處》《丹心譜》等話劇，直抒人們的所思所想所愿，在創作中領風氣之先，給人民帶來思想啟迪與藝術震撼的同時，也帶來文藝春天即將來臨的可喜信息。但這一時期，乍暖還寒，人們也還心有余悸，在文藝創作與理論批評上，也伴隨著探索與突破，頻現各種爭議。1979年，延擱多年的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京舉行，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向大會致祝詞。他在肯定文藝工作的顯著成就，贊許文藝工作者的突出貢獻的同時，著重就文藝的方向與路線、方針與政策進行了精要的論述。他指出：“我們的文藝屬于人民。”“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一切進步文藝工作者的藝術生命，就在于他們同人民之間的血肉聯系。”“自覺地在人民生活中汲取題材、主題、情節、語言、詩情和畫意，用人民創造歷史的奮發精神來哺育自己，這就是我們社會主義文藝事業興旺發達的根本道路。”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作的《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中正式提出： “不繼續提文藝從屬于政治這樣的口號。”在鄧小平講話精神指導下，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社論，明確提出，我們的文藝工作總的口號是：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些旗幟鮮明又秉要執本的觀點闡述，以及“二為”方向的正式確立，既是對毛澤東文藝思想基本精神的充分肯定，也是對“為人民”的文藝路線的堅定回歸。由此，廣大文藝工作者更加心明眼亮，也充分調動起文藝創造的旺盛活力，由此開始的新時期文學與文藝，走向了各類創作爭奇斗艷、文藝探討空前活躍的繁盛格局。

文藝創作的豐繁與理論批評的活躍，既會使各類作品層出不窮、各種文藝爭鳴紛至沓來，也必然會出現一些問題與傾向并對人們的思想構成困擾，對文藝的發展形成障礙。在這種情況下，解決問題和厘清思想的方式方法，依然是與基本目標校準，向本原“初心”看齊。上世紀80年代初中期，電影界出現的一些傾向和一些作品引起爭議，胡耀邦會見全國故事片電影創作會議代表時的講話中真誠地告誡人們：“今天我們文藝的根本目標，不是要到國際上去如何如何，而是要真正深入到中華民族最廣大人民的心靈中去，成為鼓舞億萬中國人民為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奮斗的強有力的精神武器。”同時，曲藝領域里關于一些傳統節目孰好孰壞引起爭議時，陳云在與上海市人民評彈團的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衡量一個節目的好壞，“要從能否教育人民，對大多數人是否有好處來考慮”。信守有益于人民，堅持服務于人民，黨和國家領導人對于人民文藝路線的執意堅守，使得新時期十年文學，總體上呈現出人民性為內核、現實主義為主潮的嶄新局面和繁榮景象。

上世紀90年代起，受經濟與文化的市場化、全球化的影響，文藝領域在依流平進的穩步發展中，曾在一個時期呈現出生產商業化、寫作個人化等種種新的傾向，引起人們的不適與憂慮，文藝領域的各種雜音也時隱時現。在這期間，先后如期召開的中國文聯六大、中國作協五大，中國文聯七大、中國作協六大和中國文聯八大、中國作協七大，都起到了在不同的時期面對現狀研究問題、總結經驗努力奮進的重要作用。在這三次大會上，江澤民同志和胡錦濤同志代表黨中央的重要講話，都以對人民性的文藝路線的高度強調和深刻論述，來解決相關問題，引領文藝現狀。江澤民在中國文聯六大、中國作協五大及中國文聯七大、中國作協六大上的講話中先后指出：“在人民的歷史創造中進行藝術的創造，在人民的進步中造就藝術的進步。”“充分認識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代意義，充分認識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充分認識人民群眾對于文藝發展的基本要求。”胡錦濤在中國文聯八大、中國作協七大上的講話中指出：“一切進步文藝工作者的藝術生命，都存在于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之中。人民創造歷史的活動，是文藝創作的豐厚土壤和源頭活水。”他呼喚文藝工作者“為人民放歌，為人民抒情，為人民呼吁”。這樣一些在新歷史條件下繼承并發展了毛澤東文藝思想精髓的重要文藝論述，使廣大文藝工作者在不斷新變的社會環境與文化氛圍中，堅定了方向，保持了清醒，增強了定力，也使得這一時期的文藝活動與事業發展，繁榮而不雜沓，活躍而不逾矩，繼續在“為人民”的大道上闊步前行。

四、“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

進入新世紀，當代文藝領域的一個引人矚目的現象，是網絡文學與網絡文藝的強勁崛起和深度融合，使得文壇出現了傳統文藝與新興文藝同行、嚴肅文藝與通俗文藝并立的新異現象。這確實在總體樣態上呈現出前所少有的繁榮。但新的演變包孕了新的問題，新的格局面臨新的挑戰，其中最為突出的問題，是文藝在各種力量的推動下，從內到外都出現了分化和泛化。而且不同的觀念各有所本，也相持不下。正是在這樣的一個關鍵時候，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在闡述實現奮斗目標必須遵循的重要方針時，特別提出“堅持以人為本，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發揮人民在文化建設中的主體作用，堅持文化發展為了人民、文化發展依靠人民、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 。這些有關文化發展戰略重要而簡明的表述，不僅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理念，而且也精要地闡釋了“以人為本”的基本要素。

步入新時代，從社會生活到文化領域，既適逢了新的機遇，又面臨了新的挑戰。習近平總書記在統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的過程中，高度重視文藝事業的地位與作用、文藝創作的繁榮與發展，在2014年10月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此后多次就文藝工作發表重要講話，把文藝工作擺在了十分突出的重要位置。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無論從文藝問題論述的豐贍性上看，還是從理論思想內涵的深刻性上來看，都是黨和國家領導人關于文藝工作的一次極其重要的講話。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在概要闡述黨對文藝的新要求與新希望時，既抓住文藝的屬性與規律等基本問題，又切近文藝的變異與走向的現狀，許多論述都既鉤玄提要，又深中肯綮，具有高度的思想引領性與現實針對性，其中尤以對“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要求的深入而充分的論述，具有內在的新意與深意，并形成了有體系性特征的文藝理論思想。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談到文藝的方向問題時，在強調文藝“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根本方向”時，又就“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屬性作了新的解說，指出：“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他還進而論述道：“要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文藝和文藝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的主體，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文藝工作者的天職。”這種秉要執本又簡明扼要的闡釋，以“為人民”為旨歸，揭示了社會主義文藝的要旨與要義，也使“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二為”，在其內在精神上合而為一，統歸于“為人民”的終極目標。可以說，這是在文藝的根本方向上，又一次體現新思想的新闡釋。

此后，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以及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等有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中，“人民”都是其中最為重要的話題。尤其是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在論述“以人民為中心”時，特別強調人民與生活的一致性、同一性。他在指出“人民中有著一切文學藝術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豐沛源泉”后，又明確指出：“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他告誡文藝工作者“只有深入人民群眾、了解人民的辛勤勞動、感知人民的喜怒哀樂，才能洞悉生活本質，才能把握時代脈動，才能領悟人民心聲”。要求文藝工作者“不僅要讓人民成為作品的主角，而且要把自己的思想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為一體，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同人民一道感受時代的脈搏、生命的光彩，為時代和人民放歌。”這既要求文藝工作者在創作的準備與實踐中，始終要“以人民為中心”，也要求文藝工作者以此為鏡鑒，時時檢視自己所熟悉所書寫的生活是否就是人民的生活，不斷地從根本上去校正自己的創作坐標。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既給文藝工作者指明了前進的方向，也給文藝工作者指出了著力的途徑。進入新時代以來，廣大文藝工作者在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的指引下，凝神聚力、務實篤行，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過程中，緊跟時代步伐、把握社會脈動，創作出了一批又一批品質優良的文藝作品，塑造出了一個又一個光彩奪目的人物形象，并以這樣富含生活元氣的寫作、充滿時代銳氣的作品，為時代立傳，為人民抒情。一個文藝創作活力四射、精品力作紛至沓來的文學新時代，正在向人們展現出前所未有的新氣象與新風采。

從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文藝為人民大眾”，到新中國成立之后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從1980年《人民日報》社論中的“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再到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的“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在80年來的革命文藝和社會主義文藝的發展進程中，革命領袖和黨的領導人關于文藝的“人民”方向、“人民”屬性的論述與論斷，既有力地指引了不同時期文藝工作的發展與繁榮，又深刻地總結了不同階段文藝工作的豐富實踐與基本經驗，它適時調整與逐步演進的本身，就是黨對文藝工作的認識與把握、組織與領導，不斷切近規律、走向科學的過程。擁有這樣的人民性的文藝路線和“以人民為中心”的體系化文藝思想，新時代的中國文藝必將在“高揚人民性的文藝發展道路”上，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續寫屬于這個時代的精彩華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