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80周年。重讀《講話》，感到雖然80年過去，但講話思想仍然歷久彌新。《講話》分“引言”部分和“結論”部分。“引言”部分講了立場、態度、工作對象、工作、學習等五個問題，供大家討論；“結論”部分講“問題的中心”，即“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并從五個方面展開論述，分別是：我們的文藝是為什么人的、如何服務、黨的文藝工作與黨的整體工作的關系、黨的文藝工作與非黨的文藝工作的關系即文藝界統一戰線問題、文藝批評等等。《講話》全文約兩萬字，中心思想是我們的文藝是為人民大眾服務的。也就是講話“結論”部分的第一個問題：我們的文藝是為什么人的？“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講話》提出的全部的問題，都是圍繞這一個根本的、原則的問題展開并做答的。“人民”二字，就是從《講話》開始，鐫刻在社會主義文藝的旗幟上，成為檢驗我們工作的指南。

重讀《講話》，我的最大感受或從中提煉的核心就是社會主義文藝必須與人民結合，為人民服務。這是由社會主義文藝的性質決定的，也是社會主義文藝不同于其他文藝的特征所在。

與人民結合，指的是作家在思想情感上要與人民打成一片，“不熟”、“不懂”是不行的。“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藝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寫對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簡直生疏得很。”“什么是不懂？語言不懂，就是說，對于人民群眾的豐富的生動的語言，缺乏充分的知識。”“引言”部分一開始，毛澤東同志三次用到了“結合”這一詞匯，“在‘五四’以來的文化戰線上，文學和藝術是一個重要的有成績的部門。革命的文學藝術運動，在十年內戰時期有了大的發展。這個運動和當時的革命戰爭，在總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實際工作上卻沒有互相結合起來……抗日戰爭爆發以后，革命的文藝工作者來到延安和各個抗日根據地的多起來了，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據地，并不是說就已經和根據地的人民群眾完全結合了。”他接著說，“我們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進，就要使這兩者完全結合起來。”這里講的，有文藝與時代的結合、與人民的結合、與革命工作的結合，而其之于文藝創作者的中心要領仍是要與人民結合。當然，這些話離不開當時的語境，但時隔80年之后，我們重溫，仍然能夠品出其中的分量。

在新時代的今天，我們的文藝創作者，我們的作家，能不能說就已經與人民結合了呢？我們能拍著胸脯說，我們已經全然克服了“不熟”“不懂”，而已然解決和完成了80年前《講話》提出的問題和使命了嗎？我不敢打保票，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雖然時代命題與相關語境會發生變化，但是文藝必要回答的第一個問題仍然在那里，它仍然在向我們要一個答案。“我們的文藝是為什么人的？”這個命題，就如作家要問他自己“我為什么要寫作”一樣，這是一個時代命題，也是一個寫作命題，是文學工作者必須直面和回答的一個問題。

80年前，毛澤東說，“很多同志對這個問題并沒有得到明確的解決，因此，在他們的情緒中，在他們的作品中，在他們的行動中，在他們對于文藝方針問題的意見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發生和群眾的需要不相符合”。也就是說，對于文藝是為什么人的問題并沒有得到明確解決，這是延安文藝座談會之所以召開的原因。也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為了誰”的問題之核心。那么，這個“誰”是誰？是人民大眾。“什么是人民大眾呢？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時隔80年，人民的概念隨著時代的進步不斷擴展，人民的外延已遠遠超過20世紀40年代初期，更豐富也更廣泛了。但是毛澤東對于文藝與人民的關系論斷是不朽的，他指出，文藝家與人民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寫他們，或者某些地方愛他們，但有時候不愛，有些地方不愛，不愛他們的感情，不愛他們的姿態，不愛他們的萌芽狀態的東西，或者有時候也愛，但卻是為著獵奇和裝飾，為著追求其中落后的東西而愛的。這些洞察真的是一針見血。這些問題在80年后的今天的文藝發展中、文學創作中是否就不存在了呢？我認為也還存在。這就是《講話》精神的不朽性所在。所以，“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有其歷史意義，更有其現實意義。

對于如何做到與人民結合、為人民服務，《講話》也明確指出了方向與做法：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斗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由此，《講話》提出更高的要求：“一切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只有聯系群眾，表現群眾，把自己當作群眾的忠實的代言人，他們的工作才有意義。只有代表群眾才能教育群眾，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眾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頭上的貴族，那么，不管他們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眾所不需要的，他們的工作是沒有前途的。”從工作的意義與前途的高度談文藝與人民、與群眾的關系，顯現了中國共產黨對文藝工作的重視程度。

《講話》是馬克思主義文藝觀中國化的第一次偉大飛躍，是社會主義文藝發展的重要歷史坐標，同時也為黨領導文藝確立了價值體系、理論體系。《講話》第一次提出文藝為人民之于文藝家的根本與原則，貫徹全篇的“人民性”，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精髓要義。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從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確立的這個中心，經由鄧小平同志“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江澤民同志“在人民的歷史創造中進行藝術的創造，在人民的進步中造就藝術的進步”、胡錦濤同志“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遠同人民在一起，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藝術之樹才能常青”到習近平同志“人民是文藝創作的源頭活水”“人民是文藝之母”，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中的“人民性”不僅一脈相承，而且不斷深化。

《講話》不只是一篇宣言，它還是一種綱領，更是一種實踐要求。《講話》中充滿了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比如：“一個人做事只憑動機，不問效果，等于一個醫生只顧開藥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個黨，只顧發宣言，實行不實行是不管的。試問這種立場也是正確的嗎？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事前顧及事后的效果，當然可能發生錯誤，但是已經有了事實證明效果壞，還是照老樣子做，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我們判斷一個黨、一個醫生，要看實踐，要看效果；判斷一個作家，也是這樣。”這段話強調真正的好心、正確的立場以及嚴肅的負責的實踐中的前進方向，強調的是真的“懂得”，而不是自以為是的“懂得”。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讓我在重溫《講話》的同時，閱讀了《毛澤東年譜》中的1942年部分，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之前，4月7日，約蕭軍談；4月9日，復信歐陽山，并約歐陽山、草明談；4月1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同意毛澤東提議召集延安文藝座談會；4月13日，復信蕭軍、歐陽山和草明、舒群；4月17日，復信歐陽山、草明；4月27日致信蕭軍；4月下旬，邀魯藝文學系和戲劇系何其芳、嚴文井、周立波、曹葆華等到楊家嶺談話。也就是說，在5月2日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之前，毛澤東已做了大量調研，就作家立場、文藝政策、文體與作風、文藝對象、文藝題材等問題與作家廣泛交換了意見。在5月2日第一次會議上，以“引子—問題”的方式提出來，供大家討論，而在5月16日會上又傾聽大家的討論。由此才在5月23日會上作了座談會的講話，也就是我們今天讀到的“結論”部分。這就是為什么《講話》雖然距今已過80周年，但今天我們仍然能夠感受到它的力量和光輝，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是從實踐中來的。

一個實踐中來的理論必定是戰勝時間的，而且也必定能夠經得起實踐的檢驗。對于這一點，第一次在中國提出文藝是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毛澤東是有充分自信的，對于我們文藝運動中的一些根本方向問題，他在《講話》的結束段落講到兩個“相信”：“我相信，同志們是有決心走這個方向的。我相信，……在今后長期的學習和工作中間，一定能夠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夠創造出許多為人民大眾所熱烈歡迎的優秀的作品，一定能夠把革命根據地的文藝運動和全中國的文藝運動推進到一個光輝的新階段。”

社會主義文藝發展到今天，我們就生活和寫作于《講話》所說的“在今后長期的學習和工作中間”，自趙樹理、周立波、柳青、路遙以及新時期一大批作家所創造的新的文學、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已經從實踐上證明著《講話》的真理性與經典性。在新時代文學向高質量發展而攀登的路程中，我們欣喜地看到與人民結合、為人民服務的文學實踐正在全國蓬勃開展，《講話》中所期待的那個“光輝的新階段”正在到來。相信隨著中國作協新近推出的“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和“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的實施深入，我們還會讀到更多心靈為之一震的作品，而《講話》中所期望的“新的人物，新的世界”，也必定會在我們這一代作家的創造中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