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期間的“山藥蛋派”作家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藝座談會在楊家嶺中共中央辦公廳召開。當時，延安來自全國各地的文藝工作者很多。后來成為“山藥蛋派”主將的馬烽、西戎、束為、孫謙、胡正等晉綏“五戰友”均在延安。

束為考入了魯藝戲劇系，其他幾位在魯藝附屬的部隊藝術干部訓練班學習。后來八路軍延安留守兵團成立了部隊藝術學校，部隊藝術干部訓練班并入了部藝，設有文學、音樂、戲劇、美術四個隊。馬烽在美術隊，西戎、胡正在戲劇隊，孫謙在文學隊。不過他們均沒有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

但座談會結束后不久，毛澤東就來到當時魯藝的駐地橋兒溝，給魯藝和部藝的學員作報告，主要內容是希望大家不僅要在“小魯藝”學習，更要到“大魯藝”學習。這與座談會講話的精神是一致的。

目前可考證的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山西籍作家、藝術家有畫家力群、蘇光，他們都在魯藝任教員。此外還有在晉綏邊區工作的郁文、歐陽山尊等。據西戎回憶：1942年冬，也在晉綏邊區工作的亞馬、盧夢根據筆記向他們傳達了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精神。這說明亞馬和盧夢應該也參加了座談會。會后，他們也在不同的情況下進行了傳達。

1942年，趙樹理在太行區工作。后來新華日報社決定創辦一份通俗性報紙，主要發行對象是敵占區的民眾。這份報紙就由趙樹理負責主持編輯，叫《中國人》，設有副刊《大家看》。不久，日軍開始了殘酷的“五月掃蕩”，《中國人》停刊。趙樹理調到太行區黨委宣傳部工作，之后又到了北方局黨校。也正是這一時期，他創作了《小二黑結婚》等一系列作品。

趙樹理和他的《小二黑結婚》

當時的趙樹理不在延安，當然也不可能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有資料顯示，1943年時，在太行區的北方局機關報《新華日報》（華北版）和在晉綏分局的《抗戰日報》（后改名為《晉綏日報》）均全文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應該是在《解放日報》發表全文之后的事情。不過，我們并不能簡單地認為，此前太行區不了解或不知道延安文藝座談會及會議的主要精神。

趙樹理創作思想的轉變

趙樹理的創作有一個轉變過程。現在可考的趙樹理最早的小說是發表于1929年的《悔》和《白馬的故事》。不過，這兩篇小說基本是采用新文學革命以來歐美現代派文學的手法創作的，與其之后的作品全然不同。之所以會出現創作風格的轉變，大概有以下原因：

首先是趙樹理的文化修養。趙樹理出生于晉東南太行山區一個農民家庭，父親屬于農村“有文化”的人，特別是熟悉農村占卜打卦等內容。當地的民眾對傳統話本小說、民間戲劇等非常喜歡。趙樹理本人也很喜歡這些民間藝術。求學期間，特別是在省立第四師范讀書時，趙樹理閱讀了大量具有時代意義的作品，如梁啟超的《飲冰室全集》和《新青年》《小說月報》等新文化報刊刊發的作品，魯迅、郭沫若、茅盾、老舍、郁達夫等作家的作品，以及果戈里、契訶夫等外國作家的作品；他還讀過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等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就其創作來看，由于從小接受了許多屬于傳統文化、民間藝術的東西，他能駕輕就熟地采用具有民族特色的表現手法；又由于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的影響，使他的作品表現出具有時代意義的內容。

其次是趙樹理的現實境遇。他的家庭是舊時代舊制度下日見沒落、失去希望的代表。他雖然讀過書，卻到處流浪，居無定所。這對趙樹理觸動很深，他希望改變社會，走向新生。因此，他與具有新思想的進步青年接觸密切，參加了許多革命活動。1926年，趙樹理曾秘密加入共產黨，后因流浪失去了組織關系。全面抗戰爆發后，趙樹理參加了犧盟會，積極投身抗戰工作。這期間，他主要從事文化工作，負責劇團的演出創作及報刊的編輯出版工作。他意識到，必須是廣受民眾喜愛的作品，才能真正起到團結、動員、激勵民眾的作用。于是，趙樹理創作了許多受人喜歡的作品，如1931年創作的敘事詩《打卦歌》在《北平晨報》的副刊《北晨藝圃》發表，小說《鐵牛的復職》在太原的《大風報》連載。

再次是讀者的喜好。1926年時，趙樹理曾給幼時的同伴讀新文學早期的作品，結果大家都聽不懂，不想聽。1933年，趙樹理在太谷北洸縣村當國文老師，老百姓要他給大家讀《七俠五義》《施公案》《小五義》一類的小說。這使趙樹理進一步受到了觸動，創作者應該也必須為這些最廣泛、最普通的民眾寫他們能夠接受的、體現時代進步要求的作品。

實際上，這并不是某一個作家的問題，而是新文學在完成對舊文學的革命后，面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如何實現新文學的民族化與大眾化。這個問題在當時的文學界備受關注，引發了十分熱烈的討論。

1944年于陜西王家莊合影。右起：馬烽、西戎、束為、孫謙、胡正

1942年1月16日至19日，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部與中共晉冀魯豫邊區黨委聯合召開了文化工作者座談會。在會議討論階段，有同志認為使用群眾的語言寫不出偉大的作品。趙樹理則結合實際強調，自己只是想用群眾的語言寫出群眾的生活，讓老百姓看得懂，喜歡看。他認為，離了大多數就沒有偉大的抗戰，也就沒有偉大的文藝。在形式上應該向老百姓喜歡的那些作品學習，因為老百姓對它們是熟悉的。關鍵的問題是要有新鮮的進步的內容。

延安文藝座談會精神堅定了趙樹理等人的藝術創作方向

但單純強調藝術性的傾向在根據地還是存在的。在晉綏邊區，也展開了相關的討論。一些從大城市來的藝術家認為藝術就是藝術，看不起老百姓的語言、生活，也有作家在創作上存在著模糊的觀念。

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解決了一系列當時急需解決的重大理論問題，是我黨理論建設、特別是文藝理論建設的重要成果。

彭德懷給《小二黑結婚》的題詞

這一時期，許多作家對新文學的發展進行了探討思考。如端木蕻良曾在山西抗戰前線工作，后輾轉在武漢、香港等地參加抗戰，至1942年旅居桂林。這一時期，他的創作思想發生了變化，開始探索民族形式，追尋“人民的文學”創作道路。端木蕻良的這種轉變實際上代表了大部分作家的思想。特別是抗戰爆發后，四面八方的文藝工作者進入山西，或辦學辦報，或到前線慰問，或留在抗戰一線，有的還為抗戰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如高詠、蔣弼、何云等，他們的鮮血染紅了背包中的詩稿。

同時，作家們創作了大量表現中國人民浴血奮戰、爭取獨立、英勇斗爭的作品，小說如劉白羽的《五臺山下》、柳青的《地雷》，詩歌如艾青的《北方》《風陵渡》、何其芳的《北中國在燃燒》、卞之琳的《前方的神槍手》，散文如黃鋼的《我看見了八路軍》、周立波的《晉察冀邊區印象記》、周而復的《諾爾曼·白求恩片斷》等。這些作品脫離了“歐化”傾向，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受到讀者的喜愛。

踐行“講話”精神的藝術創作

趙樹理在遼縣下鄉調查時，根據當地的一起命案，于1943年創作了小說《小二黑結婚》。這部小說受到了彭德懷的高度重視，認為“像這種從群眾調查研究中寫出來的通俗故事還不多見”。小說幾個月內在太行區發行三四萬冊，形成了一股“小二黑”熱。

這一時期，趙樹理有機會讀到《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全文，使他找到了理論根據，堅定了繼續走下去的決心。之后，趙樹理又陸續創作了《李有才板話》《孟祥英翻身》《李家莊的變遷》等作品。《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等小說的發表，標志著中國新文學在完成了對舊文學的革命后，實現了民族化、大眾化的轉換，為之后新中國審美奠定了實踐基礎。

座談會召開后，文藝界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各地在傳達學習的同時，開展了許多活動。如延安出現了向民間文藝學習的熱潮。1944年，在戲劇界涌現出《白毛女》《兄妹開荒》以及《小姑賢》等作品，美術界出現了《豐衣足食圖》《戰勝旱災》《人民的劉志丹》《當敵人搜山的時候》等作品。

晉綏邊區組織作家、藝術家深入部隊、農村、工廠，一方面幫助工作，一方面采訪創作。為紀念全面抗戰七周年，晉綏文藝界組織了“七七七文藝獎征文”活動。在這次活動中，馬烽創作的長篇通俗故事《張初元的故事》獲散文類乙等獎，西戎與盧夢、孫謙、常功、胡正、張朋明等合作的《王德鎖減租》《大家辦合作》分別獲戲劇類甲等獎與丙等獎。這一時期，晉綏“五戰友”陸續寫出了受人關注的作品。這些作品主要是在座談會之后創作的，并產生了積極影響。

這一時期極具影響力的作品還有馬烽、西戎合作的長篇小說《呂梁英雄傳》。這部小說是作者在參加晉綏邊區第四屆群英大會時，按《晉綏大眾報》的要求，對大會典型材料進行整理改編而成的。

《呂梁英雄傳》劇照

《呂梁英雄傳》一經發表，立即在根據地引起強烈反響。重慶談判時，由周恩來、董必武帶到重慶，由《新華日報》連載，在國統區亦產生了廣泛影響。在新文學的重鎮，諸如上海等城市也廣受歡迎，成為表現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最具影響力的經典之作。

“山藥蛋派”的出現及其藝術特色

1942年前后，在山西各根據地均出現了許多本土作家。他們的創作都體現了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精神，大致而言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這些作家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們自覺地站在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爭取人民自由的立場上創作。其作品均從現實生活中來，對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發揮了積極作用。

二是這些作家對社會生活有非常深入了解。他們戰斗在抗擊日寇、翻身解放的第一線，不僅是作家，更是戰士。他們不是生活之外的觀察家，而是創造生活的勞動者，他們的心與時代、與人民同頻共振。

三是這些作家體現了服務人民的自覺意識。他們努力表現人民群眾的生活，努力讓人民群眾接受自己的作品。

四是這些作家有自覺的審美追求。他們努力使自己的創作能夠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不斷創新，體現出民族審美的發展與進步。

1991年中秋節，文壇“五戰友”在山西省作家協會機關大院內親切交談

五是這些作家熟悉、了解民間語言，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地域風情；他們又對那些來自民間的、地域的語言進行了提煉升華，既顯現出現代漢語的典雅規范，又顯現出現代漢語的鮮活生動與豐富性、準確性。

六是這些作家具有多樣的創作才能。不僅小說、散文等成就突出，在戲劇、曲藝，甚至音樂、美術以及影視等諸多方面均有不同的貢獻。他們在20世紀40年代集中涌現，是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重要創作現象，被后人稱為文藝創作中的“山藥蛋派”。其中，趙樹理被視為“山藥蛋派”的旗手；馬烽、西戎、束為、孫謙、胡正等人被視為“山藥蛋派”的主將；還有更多的作家在藝術追求上表現出非常相近的風格，是“山藥蛋派”的重要組成部分。

“山藥蛋派”出現在山西，且以山西作家為主，但并不是一個區域性的創作現象，其影響也并不局限在山西一地。“山藥蛋派”是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產生了重要影響的創作流派，影響了新文學以來的幾代作家，對中國新文學實現民族化、大眾化產生了重要作用。他們的創作體現了黨的文藝路線與文藝方針，踐行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

（作者單位：山西省作家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