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正值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八十周年。這次會議，具有偉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1942年5月2日至5月23日，座談會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召開。由時任中央宣傳部代部長何凱豐主持，延安及陜甘寧邊區文藝工作者一百多人出席會議，座談會的全體會議共召開三次，毛澤東主席都參加了，并在5月2日和23日分別作了重要講話（5月16日毛主席主要聽取大家的討論），即后來整理成文的“引言”和“結論”兩部分，合起來就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簡稱《講話》），這是此次會議的最大成果，是我黨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文藝運動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劃時代經典文獻。而我手頭這本泛黃的《文藝問題》，則是《講話》早期版本之一，彌足珍貴。

毛主席與延安文藝座談會代表合影

座談會之前，毛澤東與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抗”）延安分會的蕭軍、艾青、丁玲、劉白羽等人，以及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簡稱“魯藝”）的何其芳、嚴文井、周立波等交談，作了大量調查工作，又經與中央有關負責同志及身邊工作人員商討，確定了會議的主題和主要內容，并親自草擬了一份簡單的提綱。而會場上毛澤東作的講話是即席演講，在提綱的基本思路上，有不少自由生動的發揮。會議由周昆玉等四人組成的速記組，詳細記錄了毛澤東講話及各位代表發言。毛主席的兩次講話，經秘書胡喬木根據大會速記組的記錄稿，并結合他自己的筆記，整理出一份完整的講話記錄稿，呈毛澤東審閱修改后初步定稿。當年解放區的一些革命根據地和個人就是根據這份記錄稿，進行傳抄或翻印成小冊子，以便了解和學習《講話》的基本精神。當時，在太行山下鄧拓主持的《晉察冀日報》，依據記錄稿，以“七七出版社”名義，翻印過《講話》單行本，第二年10月又再版印刷，史稱“七七社本”。

1943年秋，在一年多的實踐和廣泛聽取各方意見中，毛澤東多次在記錄稿的基礎上，作了修改潤色，主要是把一些口語改為書面語。如當初講話“引言”的第二部分中，毛澤東講到，我們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總司令（朱德）的，一支是魯總司令（魯迅）的。這種口語化的說法，風趣生動地表達了對魯迅的高度評價。但在以后編入書中和正式發表時，文中改為：“在我們為中國民族解放的斗爭中，有文武兩個戰線，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槍的軍隊，還要有文化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明確我們的“問題基本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如何為群眾的問題”，指出：“一切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只有聯系群眾，表現群眾，把自己當作群眾的忠實的代言人，他們的工作才有意義”。在此之下，才能解決普及與提高、歌頌與暴露等問題。

當年10月19日，延安的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以一、四兩個通版，加二版的三分之一版面，將《講話》第一次予以全文刊登。同一天，新華社以電訊形式，向各抗日根據地全文播發。《解放日報》在刊發時，還加了一個按語：“今天是魯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紀念。我們特發表毛澤東同志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紀念這位中國文化革命的最偉大與最英勇的旗手”。這樣，《講話》通過報紙和電訊正式發布。第二天即10月20日，中央總學委下發《通知》說：“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中國共產黨在思想建設理論建設事業上最重要的文獻之一，是毛澤東同志用通俗語言所寫成的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教科書，各地收到這一講話后，必須當作整風必讀的文件，在干部和黨員中進行深刻的學習和研究，并盡量印成小冊子發送到廣大的學生群眾和文化界知識界的黨外人士中去”。

解放社《講話》書影

于是，作為黨中央在延安的權威出版機構，解放社迅速執行中央指示，開始排印《講話》，并于當月正式發行。其封面是豎式三行紅色黑體字，書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上署“毛澤東同志”，下署“解放社出版”，正文前附《解放日報》按語，以土紙和油光紙兩種紙張印刷。這一《講話》版本，被一些史料稱為最早唯一印行出版的“解放社本”。據此，1953年《講話》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時，大小改動三百余處，有的甚至是重要修改。這樣，《講話》內容更加豐富，論述更加完善和科學，這被稱為“毛選本”。顯而易見，“解放社本”在毛澤東《講話》出版史上，具有無可替代的重大意義。它是“毛選本”的直接母本，可見其重要性。當年延安解放社《講話》出版發行的主要經手人尹達，曾精心保存過這一版本，并在《講話》發表二十周年之際的1962年，親手將其捐贈給了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這是一樁紅色讀物的紅色軼話，令人感慨和欣慰。

那么，我收藏的這本《文藝問題》，是怎樣一種《講話》版本呢？它的封面是灰色土紙，只有書名“文藝問題”四字，是豎寫的毛筆行書體，里面扉頁共四行，橫式從右讀到左，第一行“文藝問題”，第二行“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下面第三行“1943 .10”，第四行“延安解放社出版”，四行字的外面加了長方形的花邊框。正文全部繁體字豎排，也是從右讀到左。最后封底前是版權頁，從右到左共分五行，有“文藝問題”“著作者毛澤東”“出版者解放社”“售價五元”“一九四三年十月出版”，上下各以花邊裝飾。全書除封面和封底，內頁共二十頁四十個頁碼，扉頁和版權頁各占一頁兩個頁碼，正文占三十六個頁碼。三十二開本，以土紙印刷。拿在手上，綿軟輕盈，又十分樸實。從出版專業來說，它具備了書籍出版的基本標準，是一本完整并符合面世的正式出版物。

解放社《文藝問題》書影

1936年10月，紅軍長征后三大主力在甘肅會寧匯合，然后揮師進駐延安，于第二年4月創辦《解放》周刊，同時出版各類馬列和抗戰圖書，均以“解放周刊社”名義印行，第二年改為“解放社”。當年印刷條件簡陋，紙張多為土紙，一種以稻草、麥秸等混合制成的劣質紙。如此印成的書籍保存到今天，應得善護。

我將《文藝問題》拿在手上細看，發覺這是一冊難得的抽印本，頗感驚喜。何謂抽印本？它是從一部較大著作中，選取一個篇章或一部分內容，用原書的紙型板單獨印刷出版的書。這冊單行本正是這樣一本書，它的正文頁碼不是從“1”開始，而是從“317”起始，至“352”結束，共三十六個頁碼。

這就說到了延安整風運動和《整風文獻》。從1941年起，延安開展了兩大運動，一是大生產運動，一是整風運動。關于整風運動，毛澤東專門作過《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動員報告，延安解放社為此出版了《整頓三風文獻》一書，匯編了二十多篇文章（文件），作為整風的學習材料。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是文藝界參與整風的內容之一。1943年6月，《整頓三風文獻》改名《整風文獻》，作為訂正版出版，增加了劉少奇《論黨內斗爭》，毛澤東《講話》等五篇文章（文件）。這是根據記錄稿，將《講話》第一次全文編入文集，標題為《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9年，華北大學在自印本《講話》（第三版）最后，有一個說明：“本書根據解放社一九四三年六月訂正版《整風文獻》翻印”。這說明，解放區的不少翻印本，正是源自《整風文獻》（訂正版）一書。

《講話》是《整風文獻》(訂正版）的最后一篇壓軸文章，從“317”頁開始，至最后一頁“352”結束，這與《文藝問題》的頁碼是吻合的。解放社在當年10月，正是利用這冊《整風文獻》的鉛字紙型板，特地抽出最后一篇《講話》，另加封面、封底和扉頁、版權頁，因帶有試印性質，裝飾設計頗為簡單，并以書名《文藝問題》投入抽印本的印刷。可以說，這是一種既快又省的簡便印刷方法。據了解，國家圖書館還藏有從“319”頁至“330”頁的抽印本，這說明，當時印刷抽印本的并不止解放社一家，母本也不全都源自《整風文獻》（訂正版）。

有不少史料說，解放社1943年當月利用《解放日報》排報間排好的現存版面，采用“通改報版”的方法，正式印刷出版《講話》第一個版本，即“解放社本”。這樣的說法傳播較廣，容易以訛傳訛。從常理看，在手工作坊式的鉛字年代，報紙的鉛字排式與書籍的鉛字排式是不一樣的，尤其在印刷水平較為原始落后的延安歲月中，一個個揀出相應鉛字，排成字句甚為不易。看過鉛字排字房的人都知道，書籍和報紙兩者版式大小和字數都不一樣，是無法改動通印的。延安《解放日報》是大報，刊登一篇長文，鉛字排版要分欄，短文章分兩欄、三欄，整版文章可分五、六欄，這樣排版才顯疏朗。但報紙的鉛字紙型，是沒法改印書籍的。這個印刷技術問題，在那個年代是難以解決的。如果放到現在的電腦排版，那就易如反掌了。所以，“解放社本”的《講話》，是以《解放日報》發表的文章為藍本，重新排鉛字，形成書籍大小的開本，一頁頁的紙型版式，方能上機印書。它改進了《文藝問題》的一些不足，前面多了《解放日報》編者按語，設計了套色封面等，這樣更為美觀。因為是重排鉛字，有兩處排錯了，此書發行時，附有一張“勘誤表”。這樣，其印刷耗費的時間就更多些時日。雖然版權頁上，兩書都是1943年10月，但因《文藝問題》是抽印本，從印書籍的鉛字紙型板中，直接取來印刷即可，不需重排鉛字、人工校對等。雖在版本上略顯粗糙簡單，但時間上更迅速了。也因為是抽印本，此書印數不會太多。在湖南“韶山毛澤東圖書館”和北京國家圖書館，都藏有這個版本，并注明：“1943年10月延安解放社版”。所以說，解放社在當月《解放日報》發表《講話》后，僅用十余天的時間，就很快印刷出版兩種內容相同、書名不同的版本，其工作效率是相當高的。

其實，1943年10月《講話》正式發表后，在各解放區被廣泛翻印，山東《大眾日報》社、西北抗戰書店率先印出單行本，以及淮中新四軍《淮海報》社等先后有三十七種版本的單行本。在國統區的《新華日報》社，以《文藝問題》為書名出版此書。1946年2月，香港燈塔出版社翻印此書時，也取了《文藝問題》為書名。這個簡潔的書名，與解放社的抽印本書名完全相同，有著一脈相承的因緣哪！

上海解放初新華書店《講話》（滬版）書影

可以說，《講話》先在《解放日報》正式發表，并由新華社以電訊方式轉播。后收入《整風文獻》（訂正版）一書，占全書三十六個頁碼。接著，由解放社印行兩種版本，一種是抽印本《文藝問題》，另一種是印量較多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但不能簡單說，“解放社本”就是《講話》唯一的最早印本。客觀地說，這是在《講話》發表后，解放社在同月出版的兩種較早版本。到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講話》單行本多達八九十種，國外翻譯版本也有三十多種。如果說，1942年的“七七社本”，以及1943年的《大眾日報》社版和西北抗戰書店版的原書現世，那就可以明確《講話》第一個正式印行出版的版本問題了。我以為，一切版本的考證，尤其是經典文獻，根據當時的真實歷史情景，厘清其出版史實，以原本實物為依據是最為科學的方法，也是許多學者研究版本的經驗之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