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何言宏（上海交通大學）

對話者：陳 昶（同濟大學）

顧文艷（華東師范大學）

王子瓜（復旦大學）

全球性的Z世代文學

這三年，全球大多數的Z世代年輕人都是在中學和大學校園生活中度過的，特別是，這個“校園”在很多時候已經完美過渡到本來就是他們“家園”的虛擬網絡空間，保持社交距離，改為“網課”，這對人生觀與世界觀正在逐漸成型的Z世代來說，顯然會有深刻的影響，所以我認為，全球疫情經驗下成長起來的Z世代，很可能會形成一種以代際為邊界的集體文化記憶，和一種具有全球共性的Z世代的文化心理結構。

何言宏：這兩年來，Z世代文學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每一個時期，都很重視新生力量。21世紀以來，我們常會用“70后”“80后”“90后”和“00后”等基于自然時間的說法來指稱一代又一代的文學后浪，但我一直以為，這樣的命名有點簡單與隨意，只能是一種權宜之計，迫切需要重新審理。比如在其中，1995年以后出生的最新一代年輕人，就已經有了一種更為科學、合理并為全世界所共認的說法，那就是“Z世代（Generation Z）”。所謂的“Z世代”，實際上就是指1995年互聯網普及以后出生、生來就生活和沉浸于數字世界的“數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是一種全球性的代際現象，它的命名依據、來龍去脈和對我們中國的適用性，前兩年我曾專門討論過。現在我最關心的是，作為一種全球現象，我們的Z世代和Z世代文學，具有怎樣的“中國特性”？是否又與整個世界的Z世代及Z世代文學一樣，具有某些“全球共性”？

陳 昶：以往單純地以10年劃代，確實簡單化了。我以為作為第一代數字原住民，全世界的Z世代們在思維和寫作方式上，一定形成了不同于以往世代的共同模式。一個很具體的例子，就是在Z世代的作家與詩人之前，作者們往往都有保存手稿的習慣，我們收藏了Z世代之前最靠近他們這一代的“80后”作家與詩人的很多手稿，我們能從這些手稿中，看到“80后”們的創作與成長痕跡，看到文本背后的豐富內涵，但是，Z世代的寫作者們，文本的形態都是電子文檔，我們看不到他們的手稿，自然也看不到他們創作過程中的修改、增刪與涂抹的痕跡，所謂背后的內涵，自然也無從談起——當然，Z世代的“全球共性”一定有很多，這只是一個很具體的方面。

顧文艷：“全球共性”的前提是共同經驗。Z世代生活在一個全球化時代，世界各地的年輕人當然會分享許多共同的經驗。我認為在這些經驗中，最關鍵的有兩個方面：一是 “數字原住民”這個概念所突出的數字文化影響。在Z世代的成長環境里，數字網絡不僅是認識世界與感知現實的主要“路徑”，也幾乎是全方位地滲透進“現實”，這種現象就是目前常說的“媒介化”問題，所以Z世代所關心的現實，一切的事實，都依賴于網絡而存在，且已與網絡密不可分。全世界的Z世代們由于共同的數字文化經驗，形成了認知世界和面對現實時的相似姿態，而這又很必然地影響了他們對現實的塑形，特別是我們正在討論的Z世代們的文學創作；第二個方面，就是全球Z世代都在人生成長的同一個階段共同面對了一件全球性的重大歷史事件，這就是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這對整個世界的Z世代來說，都是一件非常切實的歷史經驗，疫情這三年，全球大多數的Z世代年輕人都是在中學和大學校園生活中度過的，特別是，這個“校園”在很多時候已經完美過渡到本來就是他們“家園”的虛擬網絡空間，保持社交距離，改為“網課”，這對人生觀與世界觀正在逐漸成型的Z世代來說，顯然會有深刻的影響，所以我認為，全球疫情經驗下成長起來的Z世代，很可能會形成一種以代際為邊界的集體文化記憶，和一種具有全球共性的Z世代的文化心理結構。

王子瓜：你所說的數字文化經驗對于Z世代認知方式的影響，我也一直很有體會。像《芳草》雜志“Z世代詩歌”專欄中的許多作品，盡管風格各異，卻常有一些共同的細節，可以稱之為“二進制化”的肉身經驗。比如“我自出生起就被裝上了程序/于是有了觸發不同事件的按鈕”（曳詡《機械生活》）、“這是命運，是河流，/是我自己的/排隊等著我的生命程序”（朱光明《我原諒了一條河流的全部》）和“以某個數字代稱/遞來一個有關城市線索的壓縮包”（梁玉桉《途中行記》）等詩句，就都共同展示了這樣一幅圖景，即對作為“數字原住民”的Z世代而言，信息網絡、虛擬空間已經與現實渾成交融，他們也常以自己的“數字經驗”為基點，來建立和表達對自我和對世界的認知。實際上，他們的歷史認知包括對文學史的認知，也是如此。對過去代群的寫作者而言，在意義的諸多承載形式中，文字與文學極其重要。而對Z世代來說，技術的發展使他們的精神資源非常豐富，文字與文學不再那么重要。多數時候，他們樂意去更遙遠的文學傳統中尋找靈感，甚至，他們干脆不在意文學，繪畫、音樂、電影、游戲才是他們的真正故鄉。他們可能是最不在意文學史的寫作者。有一位Z世代的詩人朋友曾經說起，她曾不止一次和來自歐美的同齡詩人談起策蘭，結果他們都很少讀他、很少了解他，可見這種情況并非某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特例，而是具有一定的“全球共性”。

Z世代文學的基本特征

Z世代文學中的“愛無能”，已經不再是過去文學中常見的那樣，多是由于愛情受到阻撓而走向失敗，而更多地是由自身的主觀因素所決定的，這種愛情方面主觀的無能為力或無意義之感，無疑與時下流行的“躺平”和“佛系青年”等現象形成了精神合流。親情與親情倫理對于中國人的意義與獨特性毫無疑問，而愛情與愛的倫理，無疑又是親情之外的社會性情感與社會倫理中最為基本和最重要的。相對于以往的寫作，Z世代文學總體上“重親情、輕愛情”，應該是一種很明顯的中國特性。

何言宏：看來，作為一種全球現象，Z世代們確實有許多全球共性。不過，我們接下來要進一步思考的則是，中國的Z世代文學，是否也有自己的“中國特性”？前一陣讀到美國學者關于Z世代的一部專著《嬌慣的心靈》，其中所揭示的Z世代性格，比如以“過度保護”和“脆弱人設”等為特點的“嬌慣的心靈”，似乎就是Z世代的“全球共性”，但書中所談的其他方面，明顯又只是美國Z世代的特點。我們的Z世代文學作為中國Z世代的經驗書寫和精神表達，一定也會有自己的中國特性。我曾基于賈若萱、顧拜妮、蔣在和渡瀾等人的小說和Z世代詩歌等，用“反諷”來把握他們的精神性格，用對親情的注重和在愛情方面的“愛無能”等來概括他們的情感特征，對這一問題，不知你們都怎么看？

顧文艷：用“反諷”來形容這一代人的精神性格很有意思。“反諷”跟通常有所針砭的“諷刺”不同，反諷沒有一個“以刺世事”的具體目標。反諷是在模糊的語義游戲中，消極地顛覆語言系統乃至文化系統的能所指。何老師曾經多次指出Z世代作者傾向于塑造一種“消極自由主體”，呈現出一種反諷性的精神姿態。我想可以補充的一個問題，就是這種反諷特征如何與其他世代作家的反諷意識區別開來？反諷作為一種具有反叛乃至顛覆性的修辭意識和美學取向，貫穿世界文學史的各個時代，最著名的，當然是德國浪漫派的“反諷”，同樣是消極自由主體，但指向的是自我意識的彰顯與理性的超越，那么，中國Z世代的“反諷”，又有什么樣的特征與指向呢？

王子瓜：中國Z世代文學的“反諷”，文本特征上也許更常體現為“戲仿”或“互文”。Z世代詩歌就常運用具有反諷效果的互文。他們將其他文本系統中的語句直接納入詩歌，不僅表達某種趣味，還是為了揭示目標話語所隱含的某些謬誤或意義。比如曹僧的《切！》。這首詩以“切”為中心，并置了這個字表達輕蔑含義的一般口語的體系、以“切題”“切實”等為代表的各有不同的話語體系，以及同音字“竊”“怯”及與之相關的時事新聞、古典學術等諸多話語體系，用這一個字及其相關話語體系的并置，對時代的某一側面進行了一種速寫，而這樣的寫法，正是與近年網絡環境的發展有關，也形成了Z世代文學所獨有的反諷特點。而在情感表達方面，由于Z世代作家與詩人大多一路讀書，相比對書本知識的得心應手，本質上反映了實踐倫理的情感教育的匱乏，往往構成了他們成長過程中的苦悶經歷，是一種被壓抑的因素，這的確是特定時代造就的中國特性。Z世代文學中的“愛無能”，已經不再是過去文學中常見的那樣，多是由于愛情受到阻撓而走向失敗，而更多地是由自身的主觀因素所決定的，這種愛情方面主觀的無能為力或無意義之感，無疑與時下流行的“躺平”和“佛系青年”等現象形成了精神合流。

顧文艷：何老師在中國Z世代文學作品里看到了親情的突顯和愛情的萎縮，我覺得這個現象確實有一定的普遍性，至少“輕愛情”那部分是很明顯的。有一個曾經比較火的RAP視頻，是一位1996年出生的Z世代說唱歌手于貞的《放肆愛》。這一鼓動“姐妹”們向男人們“放肆求愛”的視頻很有感染力。但這里的“求愛”，卻并不是追求“愛情”，而是在追求一種個人的快樂，一種主動權和一種無畏的自由，是“隨你跳舞隨你搖晃隨你開心”。“放肆愛”的歌者，不僅是在消解“愛情”，顛覆傳統的男女關系和倫理觀念，更是在很得意地藐視現實的全部。只有一個無所謂、也無所畏懼的強大的自我，才能這樣輕松地宣布“放肆愛”的自由和權力。

所以，我把這種“對現實輕蔑而放肆的態度”視作Z世代文學的一個特征。這種輕蔑與放肆從創作主體強大的自我出發，滲溢到文本內部，并且有很多不同的表現形式。我想到前幾個月在翻越秦嶺時不幸遇難的Z世代詩人星芽。我認識星芽是在2015年，那時她還不到20歲。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跟我說，她一個人跑去北京游學，沒錢的時候每天就吃半包餅干度日。她說這些話時非常真誠，毫不在意又理所當然，好像眼前這個物質世界才是虛擬的，不真實也不重要。那一瞬間，似乎籠罩著她的是另一個現實，一個完全基于她的精神和她的自我而崛起的理想王國。這種對物質社會的蔑視遍布了她的詩作，包括大量以動物、植物和自然世界為主題的作品，在其詩集《槲寄生的分行書》和《動物異志集》中頻繁出現。當然，跟不免浮躁的說唱歌手相反，星芽的風格冷靜、理性，甚至帶有古典氣息。詩人沉浸在一個自我與自然完全融合的理想世界中，從生命的最初（《刺猬的生日》）延續到成年（《十六歲》），一直到死亡（《齒輪》）。星芽出生在1995年，Z世代的分水嶺。她在生前所寫下的，是我們這個時代崇高的詩作。

陳 昶：我很認同文艷的提法，其實在Z世代詩人的作品中，關于“愛情”的很少，即使寫到了“愛情”，也與前幾代詩人不同。比如趙淑婧的《成為》和黃建東的《速朽時代的愛情》。《成為》的前幾句寫詩人“做一個中學老師，謹慎而年輕，/騎自行車上班，住在/五條街外的筒子樓里。/不遲到，不早退，避免怒氣，保持耐心。”描繪了一個單調重復、缺乏生氣的生命狀態，隨后又從一個個類似的公共場景如課堂、食堂等推進到個體的私人場景：“他們間或想象你的生活，在一間/四壁清潔的公寓，堆滿了圖書和日記，/你可能認識很多朋友，半個月寄一封信/帶著嘆息和蒲公英。/有一天，你可能有一個愛人。這會是一種很好的安慰。”這里最后出場的“愛人”，只是一種尋常的“安慰”，這一稱謂，更是有意回避了“愛情”的字眼與意涵。而黃建東的《速朽時代的愛情》，則陷入在一種預先到來的“中年感”中，寫自己在擬想的中年：“感傷于/幾段破碎的感情，心灰意懶——”“所以告訴我，/鬼魅般輕柔的瞬間如何瓦解至此/中年下陷的情欲和冷意的心灰？/正午的濃霧中，我不再認識你，/希望你記得我，無論苦與甜。”在這兩首關于愛情的Z世代詩歌中，我們幾乎讀不出他們這個年齡似乎應有的愛的激情，一種不同于以往世代的“愛無能”的感覺非常明顯，我想這無疑是Z世代文學甚至也可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令人警醒的精神問題。

何言宏：也許這就是德國哲學家韓炳哲所說的“愛欲之死”了。Z世代文學的特征肯定有很多方面，我們目前討論的，主要還是他們的精神性格，特別是在“親情”與“愛情”問題上，一是因為，這是Z世代文學書寫較多的方面，這可能與他們的社會閱歷及社會歷史視野相對缺乏有關；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親情”與“愛情”恰好涉及最基本的倫理問題。親情與親情倫理對于中國人的意義與獨特性毫無疑問，而愛情與愛的倫理，無疑又是親情之外的社會性情感與社會倫理中最為基本和最重要的。相對于以往的寫作，Z世代文學總體上“重親情、輕愛情”，應該是一種很明顯的中國特性，這方面，我以為賈若萱的中篇小說《被折疊的光》最有代表性，小說中的女大學生桃桃，因為父親高額的醫療費用和母親投資被騙的巨大虧空，而為一個叫做周博文的男性代孕，同時又與一個叫林茂的男生若即若離般地交往，其中對親情的注重和對愛情的淡漠，對比得非常鮮明，也很突出地體現與詮釋了Z世代作家獨特的“情感結構”。

代際的對話與超越

Z世代文學與印刷文化中的文學相比，有著截然不同的物質性。這種嶄新的物質性，既體現在液晶屏幕上的搜索引擎和光標隨處增刪的文本生成過程，甚至以此非常便捷地形成了近年文學獨特的“知識性”特點；更體現在文本形式的根本變化。 不同于印刷文化中的前幾代作家，Z世代的故鄉是網絡文化，他們開始就知道要牢牢扎根于虛擬場域，才能與世界交流，這便催化了傳統文學機制的嬗變，Z世代的創作，也在文學傳播與接受機制的網絡化過程中變形與塑形。

何言宏：每一代人的歷史方位和使命都很不同。Z世代的劃時代意義，也許要遠高于之前的“60后”“70后”和“80后”等幾個代群。Z世代是網絡文化的第一代人。我們考察Z世代文學，應該在這樣的歷史視野中來進行。Z世代作家與詩人，也需要在與印刷文化以來整個現代作家與詩人代際對話的基礎上，繼承、接續、反思、批判，才能進行有效的創新與超越。

王子瓜：是啊，Z世代文學與印刷文化中的文學相比，有著截然不同的物質性。這種嶄新的物質性，既體現在液晶屏幕上的搜索引擎和光標隨處增刪的文本生成過程，甚至以此非常便捷地形成了近年文學獨特的“知識性”特點；更體現在文本形式的根本變化，如最近騰訊NExT Studios的青年游戲制作人葉梓濤和幾位青年詩人合作了一款叫做“詞盤游戲”的游戲程序，將詩歌寫作與游戲的交互性結合起來，使得文學與游戲的密切關系從過去康德、席勒思想中的原理性層面，真正轉為現實。這都是Z世代文學所帶來的新的可能。

陳 昶：在目前的疫情狀態中，我曾有意地讀了不同代際詩人的相關寫作，想看看他們的異同，印象很深的，是“80后”詩人胡桑的《物的時代》和Z世代詩人童作焉的《一個用來形容孤獨的詞》。二者風格上雖有點相似，但胡桑的詩保持了其慣有的質感，在意象的拼接中最終指向了一個時代或城市生活中的日常整體性；而童作焉的詩所表達的，則是城市空間中的“個體私語”向“處理現實”的轉換與努力，缺乏“80后”詩人胡桑的整體感，說明作為一種整體性的“現實”在Z世代那里還較為模糊，我想，這也許正意味著他們對現實認知的多種可能。

顧文艷：不同于印刷文化中的前幾代作家，Z世代的故鄉是網絡文化，他們開始就知道要牢牢扎根于虛擬場域，才能與世界交流，這便催化了傳統文學機制的嬗變，Z世代的創作，也在文學傳播與接受機制的網絡化過程中變形與塑形，比如與前輩作家相比，當一個Z世代作家更期待他的讀者在微信朋友圈里轉發自己作品，而不只是在書店里銷售，是否也會有意無意地選擇一種與這種傳播形式相應的創作體量、題材與風格？Z世代“碎片化”寫作趨勢的存在，可能正與此有關。

何言宏：我們都注意到了Z世代作家總體性的暫缺。但我以為，他們的總體性，一定會與印刷文化時代的作家有所不同，并體現出巨大的突破與超越。就像印刷文化時代以來的幾代作家對古典文學文化的不斷突破、超越和對現代文學文化的建設與創造，是建立在印刷文化的基礎上一樣，也許我們的Z世代作家，將會以數字網絡文化為基礎，創造和建構出一種新的文學、新的文化，以及屬于他們自己的Z世代的文學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