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近四十年的文學創作與批評，可以發現關于文本的批評愈來愈多，而關于事件（現象和思潮）的批評則愈來愈少。前者的增加，并未有效累積文學批評的能量；后者的減少，反映了當下文學秩序的內部矛盾運動以及文學內外部的沖突碰撞在減緩，這種狀況是常態還是非常態？就文學批評而言，如果說有所缺席或失聲，則是批評家對文學事件的洞察和分析能力明顯弱化。因此，當代文學批評需要介入文學發展進程之中，在更深的層次上思考文學的結構性問題，通過重建“文學性”激活文學批評的“學術性”。

文學批評以什么樣的方式出席、在場和發聲？在當代文學批評史上，有兩個階段值得我們思考。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文學批評曾經具有非同尋常的影響力，我們可以找到文學批評對創作產生積極和消極影響的不同例子。這個時期的文學批評，我稱之為“作為制度的文學批評”，批評是文學制度的一部分，是指導、訓誡、調節創作的手段，它并不缺乏“學術性”，但它首先在“思想性”層面做出判斷，這里的“思想性”常常是對文藝方針政策的闡釋。作為制度的文學批評，通常不是表達批評家個人的識見，而是傳達“集體”的聲音，周揚在新時期曾經反思過這類批評。五六十年代，茅盾、秦兆陽（何直）等人的一些文學批評，與文學制度有關，但更多個人的思考和判斷。80年代的文學批評風生水起，堪稱當代文學批評史的輝煌時期。當時的文學批評在歷史轉型的大結構中，既參與了歷史的重建，又推動了文學回到自身的進程。這兩段歷史給我們的啟示或許是：文學批評需要關切和回應時代的諸多訴求，但批評家需要通過學術的、個人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判斷。

我們現在經常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來描述世界秩序中的中國境遇，這境遇也是今天的文學批評需要從大處著眼觀察和思考的。事實上，我們在觀察、閱讀和寫作中，已經深刻感受到了這一變局在文學創作與批評中的激蕩。這意味著，介于文本、文學事件和世界之間的文學批評無論是作為價值判斷、審美反映還是知識生產，都需要洞察“變局”對文學的影響。如果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算起，中國新文學已經遭遇到了兩個變局。“五四”大變局之后，文學和文化形成了新傳統。而相對于新傳統的舊傳統，則綿延了數千年。在“五四”新文化傳統形成的過程中，關于社會主義文化的想象和實踐開辟了“新中國文學”（當代文學），當下的文學創作和批評植根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實踐。舊傳統、新傳統、外來文化重疊于新時代，我們身處其中，如何整合，如何構建世界觀和方法論，將在根本上影響我們的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在連接文本、事件與世界時，文學批評首先需要認識和評判世界，洞察歷史的異動及其對文學的影響。我這里說的我們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并不是自給自足的，而是在與世界廣泛聯系中構建起來的。從舊傳統到新傳統再到新時代，又是中國與世界關系發生深刻變化的歷程，我們在中國看世界，又在世界看中國。

文學創作與批評遭遇到的“變局”是多方面的。我們曾經熟練運用的一些概念、理論和方法也遭遇到了挑戰，網絡媒介在表面上迅速地“夷平”了我們曾經具有深切感受的種種“區隔”，比如代際區分、城鄉差別、階層/收入的分野。均質單調的表達將所有細微的褶皺一筆勾銷：我們用同樣貧乏的語言講述著共同的欲望——那些被網絡媒介生產和激發出的“欲望”。本該作為感受“歧異性”的審美“飛地”的文學逐漸喪失了其潛能，貧瘠的文學語言在面對豐盈的現實時左支右絀，無能為力。如果說阿多諾能在一個句子的曲折結構中看出社會矛盾的諸多辯證關系，那么如今我們的文學卻僅能提供一片毫無生機的語言的“荒原”，所有的匱乏都鋪陳在表面而無需任何具有洞察力的深入。媒介的多樣化同樣也影響了我們的“批評語言”。依托網絡媒介刊發的批評文字在言說方式和話語風格層面顯然與面向學院、發表在學術期刊上的批評文字，以及出版者印在腰封或寫在封底的宣傳文字有所不同。網絡媒介在當下批評格局中的傳播力度和范圍顯然是最大的，網絡的批評語言在無意識中不可避免地侵入學院批評的語匯之中。與此同時，網絡批評某些固有的表達法（特別是博人眼球的“金句”）也不時閃現在學術性的批評文章中。網絡媒介的閱讀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內在地規定了出現在其上的批評文字的特質：句式簡潔、表達流暢通俗、主題直接鮮明等。這些要求往往限制了網絡批評在意義層面的豐富性，也必然地規定了其與大眾意識形態的距離。當網絡批評話語被學院批評無意識征用卻忽略其先在的預設時，學院批評本身也就喪失了其本應具有的嚴肅特質：審慎的判斷力、細膩的感受性和豐富的意義層次。批評的維度相應地被縮減為“單向度”的“肯定”——無論是對粗糙的審美判斷的屈從，還是對庸俗刻板印象的背書。

如果我們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也視為一個文學事件，那么這個事件是促成文學創作變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學批評需要深入觀察“變局”對價值體系、思想方法、生存方式及文學生產帶來的深刻變化，并引導文學創作應對變化中的中國與世界。文學作為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它有獨特的追問歷史把握現實的方式，但毫無疑問，現實為文學創作提供了土壤和各種想象的可能。新文學作為現代民族國家敘事，其變化似乎都與歷史的變革有密切關聯。中國當代文學的制度性特征，也充分體現在當代文學發生、轉型和發展過程中，這也是現實主義文學思潮始終遷流蔓衍的原因之一。文學批評需要充分肯定和鼓勵現實主義創作，但如果只是在一般意義上召喚現實主義，未必真正能夠切中文學與現實的關系并深刻傳遞出時代精神。何謂現實主義，也始終是一個問題，20世紀80年代以后，關于現實主義的論爭正說明了這一點。對今天的多數作家而言，即便堅持現實主義，也不會屏蔽其他，這個變化了的世界、日常生活和人性，用單一的創作方法已經很難掌握；或者說，現實主義是好的但不再是唯一的創作方法。左翼理論家和批評家從30年代開始強調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50年代甚至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置于最高的地位，但到了50年代末，關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認識發生了變化，邵荃麟1959年在《十年來的文學》中便強調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最高的但不是唯一的創作方法。“文革”結束以后，對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反思和激活，一直持續到現在。從某種意義上說，對現實主義認識的深化通常與當代文學的轉折點有關。1985年前后，現代主義逐漸具備了合法性，這是“純文學”思潮發生的原因之一。

當文學批評在闡釋文本與世界的關系、分析文學事件時，一個核心問題是如何認識“文學性”。我們都熟悉雅各布森說過的那句話：文學科學的對象不是文學，而是文學性，也就是使一部作品成為文學作品的東西。定義“文學性”的思路有很大差異，從“本質主義”還是“相對主義”出發理解“文學性”存有分歧。文學批評家在研究文本、事件時無不認為自己是從“文學性”出發的。前幾年籌備一個文學批評會時，我擬了“文學批評的共識與分歧”這樣的主題。我的感受是：“共識”越來越少，“分歧”越來越多，當下文學批評最重要的一個特征就是“共識”的缺場。在喪失了對社會共識的直接征引之后，批評仿佛喪失了一個可資參照的穩固的話語框架，因此陷入了不可厘清的混亂的“相對主義”中。當然，較之一個“毫無疑義”的統一聲音，“相對主義”畢竟帶來了生機。但是喪失規范和共識之后，一個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評價體系的失效。文化研究全面興起之后，文學文本本身的經典“光環”也逐漸失落了。我們似乎無法提出一個合理的立論前提來論證究竟是要哈姆萊特還是哈利·波特。在一些批評家看來，審美評斷本身只指向閱讀者自己，而不再涉及共有的“客觀尺度”。

“總體性”的喪失也反映在對文本的分析中。當下批評的另一特點就在于對文本“局部”細節孜孜不倦，甚至不乏過度解讀的“推敲”。在許多批評家看來，作家筆下的每一個細節描寫都是經過仔細推敲，必然是“飽含深意”的。因此很多時候我們的批評就像在玩一個大型的“猜謎”游戲，批評家做的許多工作都是在“解釋”作家在文本中似乎苦心經營的“瑣屑”細節。如何在批評文章中“概述”一部小說的情節，其實是至關重要的。我們當下的文學批評中充斥了太多“沒有意味”的情節復述，這些毫無形式感的概述充其量也只是做到了“理順”作家的思路。但是一個好的批評家在將小說內容復述的同時，其實早已經將自己的洞見和審美判斷熔鑄到對情節的二次處理之中了。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們今日批評的“總體性”的淡漠和批評家對話能力的減弱，我們似乎很難擁有“整體”地把握一個作品的“建構技術”了。西方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帶給我們的最富教益的啟發之一，就在于他們對文本結構的深剖和拆解。很多時候歷史的無意識、我們“情感結構”的細微表露都蘊含在文本的深層結構之中。只聚焦于細枝末節的象征索解、隱喻闡釋往往會將我們對于文本的整體感知稀釋，一個文本最具癥結的地方將隨之脫逸出我們的批評視野。

由此也可以理解當下的批評家特別傾向于以“地域”來給一個作家“定調”的原因了。剝離了共同的文學觀和共享的社會思潮之后，我們能獵獲的關于作家們的共性似乎也就只剩“地域”等為數不多的“概念”和“標簽”了。但是我們可以毫無疑義地將東北部分作家作品中體現的某些共有的“面向”定性為“地域因素”嗎？我們不也同樣在文學陜軍、文學蘇軍等其他區域的文學作品中尋找到與東北作家作品相似的某些美學特質嗎？信息化時代的“夷平”趨勢使得我們好像早已經喪失了對于“地域”的感受能力，更遑論文學能夠在何種程度上經由“地域”的中介傳達出復雜的審美體驗了。簡言之，“地域”因素是不是能夠像“現代文學”和“十七年文學”那樣激活我們的審美感受，確實是需要我們仔細分析的問題。或者說，我們能否通過強化“地域”的特征來強化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

當我們意識到當下作家結構作品的能力普遍不足時，文學批評對作品或現象需要做肯定或否定的價值判斷，但批評與創作的關系遠不是這樣簡單的肯定或否定。創作中的問題是具體的，抽象的方法面對這些具體問題常常是無效的。在關注當下創作時，如果我們從問題出發，從已經出現的新的可能性出發，就會看到逐漸形成的變革力量。文學批評需要激活這種變革、創新的因素，因為我們面臨的問題是今天的作家在表達思想和探索形式方面過于猶疑和謹慎了。在《新“小說革命”的必要與可能》一文中，我特別強調了世界觀和方法論對作家和批評家的重要性。這或許與我不滿意作家和批評家的“思想狀況”有關，也是檢討自己后得出的結論。如果沒有世界觀和方法論，小說不可能創造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文學世界，小說敘述和結構能力的強弱亦與此有關。福克納說過，成為一個作家需要三個條件：經驗、觀察和想象，他同時說，如果其中一個是強項，可彌補其他的不足。那么，我們的強項是什么？如果思想貧弱，經驗如何升華，觀察如何透徹，想象又如何展開？何況在今天的秩序中，小說家的經驗不是越來越豐富，而是越來越薄弱和支離破碎。作家的“思想狀況”是創作的靈魂，它又在不同的層面上分解到各個人物和細節中。如果在長時間的寫作中，我們還不能成為一個獨立的靈魂，那么文本中的一些零星亮點也會逐漸暗淡下去。眾多小說中的人物都是和自己的命運搏斗的，小說家同樣需要和自己的命運搏斗。不僅是小說，還有詩歌、散文，在寫作的終點，作家與文本是融合在一起的，杰出的作家總會消失在他的作品中。當這類作家死亡后，他們的作品還活著，他們也因作品而活著。我們讀魯迅，讀托爾斯泰，讀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會有這樣的感受。

如果我們簡單地用重建“學術性”來表達對文學批評的期待，那么“學術性”是和“文學性”的重建相關聯的。80年代的先鋒文學不僅僅在文體的層面完成了自身，也同時激發了一批充滿全新、鮮活的感知力的批評家。正是在這種互相激發的良性互動機制之下，創作和批評才各自繁茂，文學找到了自己的表達，批評也找到了自己的語言和著力點。我注意到從2020年9月持續到2021年的“小說革命”討論、從2021年1月上海《收獲》“無界對話：文學的遼闊天空”到7月《收獲》與《小說評論》在西安主辦的“‘小說革命’與無界文學”討論會，以及清華大學文學創作與研究中心舉辦的“小說的現狀與未來”文學論壇等，都指向一個話題：我們今天如何重建文學性。盡管我們對文學性的理解、文學狀況的判斷存在差異，但顯然都意識到了文學的困境與危機。這種困境與危機并不只是社會現實急劇變化所致，也是我們在面對這種變化時逐漸失去了從容應對的能力，這意味著我們熟悉的“文學性”處于晃動之中。文學無法置身于變動不居的社會現實之外，“新文化運動”與“新文學”的互動，是文學“外部”與“內部”關系纏繞激蕩的最成功的歷史經驗。“外部”的沖擊、“內部”的矛盾運動都始終讓“文學性”處于“恒定”與“嬗變”之間，文學批評應當毫不猶豫地參與這一重建過程。 

（作者：王堯，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