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察縱覽當代文學出版界，如果說文學期刊還保留了比較大的短篇小說版面，那么出版社卻似乎不大愿意推出短篇小說集。因而，除了一些文壇大家、名家之外，普通作家和一般作者撰寫的短篇小說很難發表或出版。與此同時，屢遭冷遇的短篇小說，其品質和數量正程度不同地下滑和縮減，美國作家厄普代克曾用“緘默的年代”來概括短篇小說的這種現狀。但即便如此，我國一些幾乎專事短篇小說創作的作家并未氣餒和消沉，而是以極大熱忱和心血苦心經營短篇小說這塊園地，以執著態度和堅韌毅力表現出對短篇小說的癡情與迷戀。他們所創造的一系列優秀短篇小說傳遞著歷史的回響與現實的聲音，給讀者帶來耳目一新的閱讀體驗，不僅為當代文學書寫增添了一抹亮色，而且也為文壇生態優化注入了和諧動能。

短篇小說是一種對社會現實非常敏感的文學體裁，一直為中外眾多作家所鐘情。蒲松齡、魯迅、郁達夫、張愛玲、孫犁、沈從文、汪曾祺、林斤瀾和契訶夫、莫泊桑、海明威、歐·亨利、福克納、茨威格、川端康成、艾麗絲·門羅等文學名家，都是憑借短篇小說享譽文壇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文學技巧性強、美學醇度高的短篇小說，要比體量龐大、字數眾多的長篇小說更接近小說藝術的內在本質，更能將文學的韻味和生活的況味表達出來，更能體現文學藝術的精致、細膩和優雅，這是由于短篇小說在選取社會生活某一截面的同時，對其中的細節進行藝術上的精雕細琢。這正如胡適在《論短篇小說》中所說：“短篇小說是用最經濟的文學手段，描寫事實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文章。”而對“生活斷面說”，茅盾也作過精辟闡述：“短篇小說取材于生活的片段，而這一片段不但提出了一個普遍性的問題，并且使讀者由此一片段聯想到其他的生活問題，引起了反復的深思。”事實上，只要我們認真翻閱近年來的文學期刊，特別是《小說選刊》《小說月報》等選刊，會發現，很多優秀短篇小說正是截取了新時代社會生活的某些斷面或側影進行深度文學加工，從而體現出藝術質地和美學風格的創新性。雖然這些作品的社會影響，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文壇引起巨大反響的短篇小說不可同日而語，但它們的題旨寓意、表達技巧，均是新時期文學思潮在當今文壇的余響和賡續。這固然與當下作家文學素養提升有一定關系，也與新時代我國文學發展背景和演進過程密切相關。

即便涌現出一批有溫度、有深度、有高度的短篇力作，但總體上，短篇小說依舊處于被輕蔑、受冷待的艱難境遇。回到文章開頭所說的短篇小說出版困境問題，這與出版社的經濟考量有著內在的聯系。近些年來，隨著文化體制改革的深入推進，眾多出版機構變成了面向市場、自負盈虧的文化企業。為了在圖書市場上求得生存和發展，出版界更加青睞長篇小說，一方面是因為長篇小說可能賣得好一些，另一方面是更加容易獲得各類項目的扶持。相對地，短篇小說集在這些方面就顯得有些劣勢。不過，事情也不盡都如此。“短”絕不是短篇小說的缺憾和短板，相反，這恰恰是此類文學樣式的特點和優長。短篇小說就是依靠篇幅精悍、語言簡潔、情節濃縮而著稱的。事實上，在心浮氣躁的現代社會中，在知識碎片化的信息社會里，很多人喜歡“短平快”而厭棄“長冗慢”，尤其是當下讀者對于一窩蜂式的長篇出版物或者粗制濫造的長篇小說并不是那么買賬。因此，在這種情況下，那些比較精彩的短篇小說集依然為讀者們所需要，只是需要作家確實寫出好的作品，需要出版人進行精心的策劃。

文體等級觀念的衍化，也是短篇小說式微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在“長篇至上”觀念的籠罩下，很多短篇小說寫作高手紛紛放棄自己的優勢和領地，競相參與到長篇小說創作隊伍中去。其結果必然是，從事長篇小說的作者陡然增多，而短篇小說寫作資源卻漸趨流失。許多文學青年涉足文學創作伊始就直奔長篇小說。客觀地講，短篇小說的勞動量、所觸及社會現實的深度以及可能的思想內蘊，難以與長篇小說相提并論，但短篇小說對宏大問題的反應與關注更及時，更能集中筆觸聚焦問題的癥結與本質。所以，短篇小說由于題材、容量和敘述方式等因素使然，駕馭起來也很有難度。也正是由于存在這種難度，短篇小說才成為小說藝術的重要更新對象。中外文學史表明，短篇小說寫作對小說家而言是一種淬煉和磨礪，能夠寫出優秀短篇小說的作家，往往也能夠創作出優秀的長篇小說。也許有人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體，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需求，但筆者以為切不要把長篇小說創作視為一種動輒要去跟隨的潮流或時尚。

更何況，小說的真正藝術價值不在于篇幅的長短和字數的多少，而在于作品對歷史的洞察力、對人生的滲透力和對時代的表現力，比如契訶夫、莫泊桑、馬克·吐溫等人的短篇小說，幾乎囊括了所處時代的各類人物和各色生活，他們以細膩的筆觸描摹世間百態和社會萬象，筆下的人物形象極為鮮活飽滿，其思想意蘊和藝術成就并不遜色于同時代的長篇小說。再比如，魯迅以傳神、凝練的短篇小說語言塑造了阿Q、孔乙己、祥林嫂等諸多鮮明人物形象。其小說作品篇幅雖短卻力透紙背，文字雖少卻字字千鈞，深刻表達了對人性的探究剖析和對社會現實的鞭笞批判，引領人們進入并不陌生的歷史場面，熔鑄著作家對國民性的思考與悲憫。另外，當代作家中，也有很多作家執著于短篇小說創作。他們苦心孤詣、毅然堅守，通過主題拓展、形式探索和語言創新，不斷書寫當代中國經驗和社會人生的偶然性，生動呈現當代人的多重精神面向，從歷史與現實的關聯中凸顯社會變化所引發的矛盾和沖突。于他們而言，短篇小說可以說是“微言大義”，不僅讓讀者觸摸到文學的肌理與脈絡，而且成為藝術突破的前衛與尖兵。從這個意義上講，短篇小說任何時候都彰顯著社會心理和審美觀念的律動與變遷，在文學諸文體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與功能。良好的文學生態應該是各種文學體裁的均衡協調發展，而絕不是某一文體的一枝獨秀、一家獨大。當前文壇和出版界對長篇小說的迷戀癥、崇拜癥，以及對短篇小說的怠慢和輕視，的確值得總結、檢省、警覺和改變。在今天，僅僅依靠幾個作家改變短篇小說的境遇是不現實的，有關方面應通過出臺有效舉措，支持和扶植作家和出版界緩解經濟與精神的雙重壓力，引導和促動短篇小說的創作與繁榮，使短篇小說更好地參與新時代文學的演進復興。

（作者系黑龍江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哈爾濱工業大學兼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