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靈、段愛松的長篇報告文學《獨龍春風》，講述了獨龍族的脫貧奮斗史，本書近四十六萬字的篇幅，內容沉實厚重，題材亦十分獨特。

獨龍族于 2018 年率先實現整族脫貧，這是中國脫貧攻堅戰的一個重要成果，更是獨龍族翻天覆地的歷史巨變。潘靈、段愛松兩位作者雖已在文壇頗負盛名，但對于他們來說，寫這篇報告文學仍是一個艱巨的任務，因為這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兩位作者雖不是獨龍族，但這部報告文學的寫作無異于賦予了他們類似代言人的角色。兩位作者心懷對獨龍族的愛與責任，最終出色地完成了使命。

這部報告文學雖然篇幅較長，人物與事件眾多，但架構清晰。全書分為“春風一度”和“春風二度”兩個篇章，提綱挈領地講述了獨龍族近現代和當代歷史的變遷。新中國的成立使獨龍族從原始社會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獨龍族整族脫貧，邁向鄉村振興。吹進獨龍族的兩度春風，也是獨龍族的兩次歷史性大跨越。作品以歷史為經，以事件為緯，以人物為主線，多角度、全景式地展現了獨龍族、獨龍江鄉改天換地的歷史巨變。

歷史性是這部作品的重要內涵與特質。新聞性與文學性的結合是報告文學的“正體”，然而隨著創作實踐的推進和深入，報告文學發展出“異體”和“變體”，注入了一些新的元素。政論性、歷史性深刻地影響著報告文學的面貌。《獨龍春風》是以獨龍族整族脫貧的奮斗史為創作動機，但作者并不滿足于對獨龍族現實生活的描寫，而是將目光和筆觸探向獨龍族的歷史，凝視歷史歲月中獨龍族人民的身影。對一個民族歷史的挖掘和再現，就要涉及跨學科和跨領域的研究。因此，我們在《獨龍春風》中，能看到民族學的考古，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的借鑒。作品根據歷史學家的考證，指出“獨龍人早在唐代，就和其他少數族群雜居在獨龍江流域下游”。作品引用了《云南通志》里所記載的史料，揭示當時被稱為“俅人”的獨龍人“更有居山巖中者，衣木葉，茹毛飲血，宛然太古之民”。這樣的生存狀態一直延續到新中國成立之初。作品還敘寫了一個令人震撼的細節：1950 年初冬，中央民族訪問團第二分團副團長王連芳看到了這樣一幕：兩位獨龍族代表脫下中山裝后，換上了民族服裝——上身是一件單薄的麻布褂，下身只穿了一條短褲。兩人裸露著雙臂和腿，蹲在寒風中直打哆嗦……這一細節大有內涵，恍如獨龍族人民千百年來的貧困和凄苦都在眼前。

報告文學更重要的價值是其時代性。報告文學的新聞性即是時代性的鮮明體現。報告文學的報告，更為本質的定義是“時代的報告”。《獨龍春風》對歷史的關注，意在通過與歷史的比較，彰顯獨龍族當代的進步和新時代風貌。獨龍族的先天優勢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獲得空前的發揚光大。作品在敘寫獨龍族和獨龍江鄉時代新貌的同時，還寫了獨龍族的時代新人。比如獨龍族第一位到北京獻唱并參加世界婦女大會的歌手馬秀珍，第一位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女干部白麗珍等人，還著重描寫了獨龍族的兩代領頭人——先后擔任過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縣長的孔志清和高德榮。孔志清是民國時期獨龍族僅有的走出獨龍江到外面讀書的人之一，新中國成立后受到中國共產黨的關心和培養，他成為獨龍族從原始社會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領頭人。周恩來總理還在接見他時將歷史上對獨龍族帶有侮辱性的族名正式改為獨龍族。高德榮是怒江民族師范學校錄取的第一個獨龍族學生，畢業時由于品學兼優而留校工作。后來他做了一個驚人的決定：申請調回獨龍江當小學教師。他還提出植樹造林、封山育林等措施并身體力行。參加全國人代會時，代表們給他過生日，問他需要什么禮物，他說最想要一臺裝載機，因為家鄉的路經常會有塌方，裝載機能派上大用場。看望鄉親們時，他帶的物品都是自己掏錢買的，但他一再強調是黨和政府派他送來的。他在工作時間上爭分奪秒，始終處于緊張的工作狀態。“獨龍江這么好的生態環境，一定要好好保護，這不只是獨龍族和怒族人民的，還是全國人民的。”“不要總想著伸手要，要多想想如何放手干。領取低保不是件光榮的事，只有將‘輸血’轉換為‘造血’，才是長久之策。一個貧困的地方 最 大 的 貧 困 是 思 想 觀 念 的 貧困。”……作品擷取的這些話語，充分體現了一個獨龍族領頭人的高尚品格和遠見卓識。

獨龍族整族脫貧具有歷史意義和時代意義，不僅體現了獨龍族干部群眾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還展現了新中國的民族政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普及和對各民族的關愛。作品在引子、下篇的開篇和尾章中都敘寫了習近平總書記給獨龍族群眾的兩次回信和對獨龍族干部群眾代表的接見。作品也較為詳實地講述了楊世榮、洪俊、楊茂等來自各民族的干部、教師和專家對獨龍江的經濟、文化、交通、商貿等方面的幫扶事跡。《獨龍春風》是黨和國家履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莊嚴承諾的見證。

作品呈現了獨龍人千百年來反貧困斗爭終獲勝利的奮斗歷程，以眾多人物形象和感人事跡書寫了時代精神的動人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