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圍繞“現代”產生的概念星叢中，2014年上海師范大學的王建疆教授貢獻了自己的智慧，提出了別開生面的“別現代”。國內的討論文章已過百，國際上也引起不小的反響。2017年美國佐治亞西南州立大學成立了“中國別現代研究中心”（CCBMS），2019年斯洛文尼亞普利莫斯卡大學成立了“別現代研究中心”（CBMS）。從這個英文縮寫中，我們可以看出“別現代”不是另一種現代（Other-Modern），而是采用漢語拼音直譯（Bie-Modern）。這也是王建疆在多篇文章中特別強調的，別現代是中國的例外狀態。“現代化”是我們尚在追求的目標。我們還不是另一種現代，也不是混雜的現代，而是前現代、現代、后現代在當下中國的時空交疊。王建疆多次回應了“別現代”究竟是怎么一種狀態，但這些回應更多地只是強調了這一字之轉對建立本土理論、實現中西理論平等對話的重要價值和意義，對理論的產生基礎、內部構成、實踐方法仍需仔細清理、不斷發展。

后殖民之后的話語焦慮

余凡博士曾在一篇別現代討論文章中，將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命名為我國文藝理論界的“后焦慮時期”。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命名，但余凡沒有仔細確認“后焦慮時期”，究竟是指中國文論界話語焦慮產生之后，還是話語焦慮結束之后。如果是前者，筆者表示認同，但肯定不止這十年；如果是后者，那還遠未到來，即使科技、經濟的現代化實現之后，理論的話語焦慮能否終結，也依然需要未來的思想者努力。“別現代”作為一種理論構想，正是這種話語焦慮的產物。王建疆認為我們尚處在思想欠發達的時代，這本身就是一種話語焦慮。“別現代”理論之所以特別看重自身在歐美地區引發的回應，也是這種焦慮的癥候。用揭橥后殖民理論的澳大利亞理論家阿希克洛夫特的話講，這本就是一種“逆寫帝國”的沖動。

在阿希克洛夫特看來，后殖民并不應該指第三世界脫離殖民之后，而是自殖民開始后，本土文化受帝國主義進程影響，文化被迫修正和轉向的狀態。中國雖然沒有被徹底殖民，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我們這個國家是在西方資本帝國的堅船利炮下，沒有做好任何思想的啟蒙、科技的革命、制度的轉型等準備時，突然被迫扭轉航向的。我們從一個封閉而且具有嚴格等級結構的社會制度，突然被卷入到全球化和現代進程之中。我們的現代是一種被逼無奈的急轉彎：“被現代”。這種被現代不僅破壞了我們原有社會運行結構，也破壞了我們原有的話語機制。引進“德先生”和“賽先生”這樣的新型話語，就呈現了后殖民給我們造成的第一波話語焦慮：對原有的話語機制不再信任。“五四”之所以被稱為我們的啟蒙，就是大量引進西方啟蒙運動的思想成果，重新言說和理解社會進程。比如，運用西方啟蒙話語中的“封建”重新解讀我們過去2000年的帝制社會，將我們的社會結構轉型與西方的社會進程同步并軌。這樣的選擇與其說是我們融入世界，不如說我們被迫卷入了由歐洲發動的全球現代進程的大漩渦。話語轉向焦慮背后正是“被現代”的無奈。

20世紀后半葉，我們在政治上擺脫了帝國殖民的危機，卻不能完全跨越這場由歐洲中心掀起的現代進程在第三世界引發的無法規避的悖論：現代化。在西方世界從沒有現代化這一說法，因為現代是歐洲的自然進程。現代化本身就是指非現代的第三世界超越（放棄）自己的原有進程，向西方建立起來的“現代”進發的過程。簡言之，在擺脫西方殖民危機后，第三世界又不得不主動向西方現代世界靠攏，并在靠攏的過程中產生言說自身的焦慮。在阿希克洛夫特看來，這樣的焦慮就連美國也不可避免，它和所謂的舊歐洲、老歐洲的爭執，恰恰就是這種焦慮的體現。美國只是靠它強大的肌肉外表掩蓋了內心的后殖民焦慮。后現代在美國興起，正是為了克服這樣的話語焦慮，嘗試超越歐洲現代的努力。哈貝馬斯一句“后現代不過是現代的未完成狀態”，就又將美國拉回到歐洲的現代進程之中。這是被現代國家無法越過的精神悖論。

“別現代”一方面不斷強調自身立足于中國現實，是原創的本土話語，一方面又反復重申我們尚處在前現代、現代和后現代雜糅交疊的時期，要以發展具足的現代性為目標。這又何嘗不是這種焦慮的又一種體現形式。這樣話語焦慮將隨著我們越來越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靠近現代而表現得愈加強烈。因為，越臨近這一刻，我們越認為我們有了表達自我的能力，也就渴望表達自我。“別現代”正是在這種焦慮與渴望并存的時代橫空出世的。它在努力彰顯自身力量的同時，也必將逐漸感受來自理論內部的困境，就如其之前的概念后現代一樣。

“被現代”的理論困境：何謂現代？什么是我們的現代？

“別現代”需要面對的核心問題就是在前現代、現代和后現代混雜基礎上通向的是何種“別樣的現代”，以及如何抵達。

西方的現代進程是在數百年的歷史中緩慢完成的。科技和社會進程自不必說，即使關于“現代”的觀念也是在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這持續數百年的“古今之戰”中逐漸樹立起來的。一般看來，從“復興”到“啟蒙”是一種精神的延續，但其實更是觀念上的躍進。文藝復興的支持者們認為，在他們的時代和那個純潔質樸而優秀的古典時代之間隔著黑暗的中世紀。所謂文藝復興就是古典文明、古典價值的復興與重振。尤其是彼特拉克這樣的文藝復興大力倡導者，看到文化和權力中心轉移到法國后，在歌唱復興古羅馬維吉爾、西塞羅的優美言辭之中，何嘗不暗含著對恢復古羅馬權力和榮耀的期盼。文藝復興者在根本上可謂“崇古抑今派”，最多算是“托古改制派”。啟蒙運動對文藝復興的超越正是在“古今大戰”中，堅定不移地站在今人的一方。康德的“要勇于運用你自己的理智”，毫無疑義地表明要相信今人。伏爾泰在《哲學辭典》的“古人與今人”詞條中也毫不猶豫地站在今人的立場。正是啟蒙思想家們的努力，今人在“古今大戰”中徹底擊敗了古人，將歐洲帶進了現代的快車道。現代讓發展、進步成為文明的根本要求，它讓我們從面向過去的緬懷中抽身出來，轉身大踏步地擁抱未來。

“一切固定的古老的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再沒有比馬克思這段經典名言對現代更好的描述了。但同樣作為現代人的馬克思并沒有轉向復興過去，而是打開了一個更廣闊的未來：共產主義。現代就是永不停歇地拋棄過去奔向更加現代的現代。

現代歐洲就產生于古今之戰中對今人成就的推崇。在他們看來，西方中世紀的黑暗是自我招致的，今人憑借強大的理性思考能力，不僅可以拋棄這段黑暗，也可以超越古典時代的輝煌，所以以現代啟蒙更替文藝復興，這不僅不可惜，還是巨大的進步。

我們則完全不同。就在鴉片戰爭爆發的50年前，大清帝國的君、臣、民還沉醉在康乾盛世的迷夢之中。現代西方卻突然帶著堅船利炮出現在家門口，迫使我們接受從未聽說過的現代游戲規則。我們的現代并不是在時間線上自然產生的需要，而是產生于中西之間生存空間的爭奪。很多人也一直認為我們的黑暗并非自我招致的，而是源于西方強國的殖民欲望。這讓我們對現代的認知一直處于矛盾之中。因此，原本作為現代性最重要的新舊更替問題，就為緊迫的生存空間問題所替代，并一直延續至今。只有在這樣的語境中，我們才會同時標舉“復興”與“現代”，將之融合為現代的本土化問題。

“別現代”的話語焦慮背后是歷史與現實的焦慮，這樣的焦慮并不能簡單依靠提出一種新話語來解決。這只是一個開端，它必須要回到歷史語境中清理和思考那些切實的問題，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一些質疑者指出的“主觀性”問題。無論“別現代”追求的是什么樣的具足現代性和別樣現代性，它都必須面對何謂現代、什么又是我們的現代這兩個最為根本的問題。而這并不只是話語和話語權的問題。如果我們以西方現代作為參照，就能夠意識到：現代不只是一種理論，而是漫長而復雜的歷史現實；現代主義也不只是一種主義，而是一段文化史，是諸多主義的更替與集合。“現代”本身從來都是進步與問題相伴生。“現代”最大的優長正是對自身的歷史與現實問題，從哲學、科學、政治、藝術等多個不同領域不斷進行反思，才取得了如此巨大的進步。

如何彌合“復興”與“現代”之間的內在矛盾？如何面對本土與他者文明間的沖突？“別現代”只有回到歷史與現實中面對這些接地氣的問題，去思考自身究竟是一段復雜的歷史時期，還是只是一種與西方理論爭權的話語游戲，才有可能避免落入本土化的理論陷阱。因為在西方漫長的現代歷程中，沒有哪一種哲學、科學或者主義認為它要解決的只是本土問題。笛卡爾的哲學不是、馬克思主義不是、牛頓力學與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更不是，索緒爾的語言學和法國結構主義也不是為了解決法國問題，甚至后殖民主義也不是為了解決某一國的被殖民問題……它們的著眼點無一例外都在世界和人。

那么，“別現代”只是一個中國本土問題嗎？顯然不是，它只不過是由中國理論家提出來而已。

“別現代”的未來可能

中國作為世界的一部分，在現代西方殖民世界的時期，被迫卷入了世界的現代化進程，成為世界市場的一部分。我們的“別現代”狀態是作為“被現代”后果出現的，但這一后果并不為中國獨有，它是廣大第三世界國家都必須面對的狀態。中東的問題、非洲的問題，可以說都帶有典型的“別現代”癥候。奈保爾在小說《河灣》中所思考的正是古老的非洲大陸上的別現代困境：在傳統與現代、本土與西方之間不斷搖擺，卻又始終無法調和，最后導致了新的混沌與動蕩。

當然這并不是說《河灣》描述了“別現代”的必然歸宿。正如現代一樣，它雖然席卷歐洲，卻在不同國家、不同時代呈現出不同的樣態，不同國家的思想者們對此也做出了諸多不一樣的思考。“別現代”精準地指出了前現代、現代與后現代混雜交疊的“被現代”狀態。但這還只是在宏觀層面上，微觀層面的具體差別，還得回到各自不同的歷史與現實中具體甄別和反思這種狀況發生的具體歷史情境、現實癥候和未來路徑。正如肖明華所言，我們要重回它發生的初期，全面清理我們的整個“被現代”歷史。不過，這并不只是美學或文論的問題，它需要哲學、思想、文學、政治、科學等各個領域的共同努力。比如，前幾年楊華麗所寫的《“打倒孔家店”研究》就是努力回到歷史現場，反思這一口號的思想源頭、歷史動機和具體表現。當然這還不夠。在前現代、現代和后現代的現實交疊中，“別現代”需要仔細厘清究竟有些什么樣的前現代狀況以什么樣的當下表征遺留下來，我們又該如何面對。就像“打倒孔家店”一樣，在這漫長的歷史中，我們都曾試圖打倒的究竟是什么，為什么要打倒？這樣的口號或運用又遺留下了什么？它對我們的現世生活有何影響？等等。要言之，“別現代”只有回到歷史現場、當下現實，去面對更為具體的問題，才能避免只是話語滋生話語，成為一連串空洞的能指鏈。但也正因為我們有太多的歷史和現實問題需要去清理、去反思，“別現代”才擁有了未來可能。

當然，從可能走向生活現實，從對本土問題的考察發展成可以對世界問題進行總體性反思的理論，“別現代”還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所謂的“理論之后”，并不意味著理論已死，失去其現實意義，而是從大理論走向能思考微觀現實的小理論。“別現代”只有發展出更加細致的理論分支，充實自己的毛細血管，才有可能面對復雜多樣的現實狀況。作為“被現代”后果的“別現代”，不僅要能戳中歐美現代世界的痛點，反思其自身在別現代狀況中曾經和當下所扮演的角色；更為主要的是，“別現代”需要發展出能夠面對第三世界多樣別現代問題的適用性，以此拓展出一條未來新路。

“別現代”需要注意自身內部的復雜性，前現代、現代與后現代的空間交疊所產生的狀況，絕不是某個一攬子計劃所能徹底發現和解決的。現代理論在自身內部發展出了一系列現代主義思潮和藝術流派作為現代的發動，不斷反思和批判“現代”內部的諸多問題，這才推動了“現代”的不斷進步和發展，使“現代”自身永遠處于一種未竟狀態。“別現代”能否在諸多領域發展出不同的思潮與藝術流派，以反觀自身，使“別現代”處于一種開放狀態，以面向更廣闊的“被現代”世界和未知的未來，這對別現代的未來至關重要。進一步說，別現代作為“被現代”以來的一種已然結果，需要重思“被現代”以來被解放與救亡的緊迫感所裹挾的各種思潮與藝術，發展出超越現代性的別現代性，作為自身向未來敞開的基礎。

發展出別現代性不僅可以使之與現代相區別，還能使之與同樣面對本土問題的后殖民理論相區別，超越后殖民狀況，避免被現代的宏大敘事收編。唯有如此，“別現代”才能擁有打開自己未來的真正的理論生命力。

[作者系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年度一般項目“薩義德批評理論的發生、流變與影響研究”（20BZW024）和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20世紀中國文學學術話語體系的形成、建構與反思研究”（20&ZD280）階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