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法近百年來尤其是20世紀上半葉，由于硬筆全面取代毛筆作為日常書寫工具等原因，總體上處于“被邊緣化”狀況。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事業的持續推進，出現了40年“書法熱”現象。這種曲折發展態勢從一定意義上使得書法藝術的發展及其理論建設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存在著一定的疏離。40多年前的書法理論主要集中在較為傳統的史學研究與技法研究上，40年來的書法理論則一方面挖掘歷史傳統，一方面在快速接受西方新理論、新方法基礎上期待趕上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腳步。雖然美學界、書法界也出現過如劉綱紀先生、陳方既先生等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闡述書法問題的重要學者，但與其他文藝門類相比較而言，當代書法藝術理論和實踐接受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洗禮，無論在持久性、全面性還是系統性上說，都還是不夠的。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對文藝事業提出了更加宏闊的目標，書法納入了黨和國家統籌領導的文藝事業之中，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開始了新的征程。2014年，書法進入小學三到六年級的課堂教學；2022年初，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下發新一版國家學科目錄，擬將書法、美術合并為“美術與書法”一級學科，中國傳統的“書畫”獲得了重新攜手并肩的重大契機。一系列重大舉措為書法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創造了條件。

如前所述，在討論書法何以在近代“被邊緣化”的原因時，從與“日常生活”的關系這一角度切入反觀歷史的話，我以為，可以提出三組概念：“生活性書寫”、“精神性書寫”和“商業化書寫”。“生活性書寫”指以普通社會生活目的為旨歸的書寫，“精神性書寫”指以“翰墨之道”為旨歸的書寫，“商業化書寫”指以商品交換為目的的書寫。以這三組概念為線索，可以將中國書法的歷史發展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漢末以前。這個階段尚未產生“書法”一類的概念，書寫中的精神性追求與社會生活的其他目的完全混融一體，難以剝離和抽繹，形成前期“書法史”的演進過程。

第二階段是漢末至唐代。這一階段產生了“翰墨之道”的理念，并逐步演繹為一種具有獨立精神價值的活動。“生活性書寫”有時被貴族的“精神性書寫”所鄙棄，但總體上仍然參與到了整個書法演進的大局中，例如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大量碑刻、摩崖、墓志、造像記和寫經等，唐朝時期的經生和官府書手的作品，為經典書法風格創造奠定了廣闊的社會基礎。

第三階段是宋代至清中期。這一階段，文人集團全面掌握“翰墨之道”的定義權和選擇權，“生活性書寫”總體上被排斥在“翰墨之道”外，其典型表現是官府書手也常常無法被認可，遑論“窮鄉兒女”了。文人的“精神性書寫”成為這一時期書法活動的典型形態。“依仁游藝”中所“依”的“仁（一系列道德文章方面的標準）”成為衡量書法品格的“尺子”，“游”則成為文人對待書法創作活動的基本態度，書齋成為活動的主要場域。從某種意義上說，書法由上一階段的“雙線發展”態勢變成了單線條。“生活性書寫”雖然廣泛存在，但長期無法進入歷史敘事。

第四階段是清中期以后。這一階段，文人集團分解，部分無法通過科舉考試獲得進身之階的讀書人轉而與商人階層開展某種程度的合作，構建具有一定現代性的藝術“生產—消費”關系。嚴格講，這個階段至少在明朝中期江南一帶已經開始，到清中期以后才形成規模。當然，第二、三階段的書法觀念與形態在此時期仍然有著廣闊的天地。因此，這個階段的典型特點是構建了“精神性書寫”與“商業化書寫”這一特殊的雙線發展形態。一方面，文人集團依然掌握定義權，“生活性書寫”依然無法獲得充分認可；另一方面，從“文人集團”分離出來的“書法家”更多地參與到存在物質交換關系的社會生活中的各種書寫中來。也就是說，書法家的“商業化書寫”成為重要的活動形態，與傳統文人的“精神性書寫”共存，但“生活性書寫”的地位仍然沒有恢復。

當代書法的活動形態加速萎縮，即使是傳統悠久、積淀深厚的“精神性書寫”總體上也比較沉寂。如果說，明清之時文人集團只是因為規模擴大、難以被行政系統全面接納而不得不分離一部分人進入日常社會的話，那么，由社會變革尤其是西方學制全面引進所帶來的影響，就是無論身份還是知識結構乃至最為內在的基本觀念，都無法延續。“文人”是宋以后的中國社會和教育體制養成的。雖然直至當代仍有“文人”存在，但無可否認，“讀書人階層”的主體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文人”。

改革開放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激活了“商業化書寫”，書法家開始全面扮演“藝術生產者”角色，書法市場也逐步拓展，具有現代特點的“生產—消費”關系的構建不斷走向深入（當然也導致了一系列新問題）。傳統文人式的“精神性書寫”因為沙孟海、啟功、林散之、吳玉如、姚奠中等碩儒而重放光彩，并吸引了一批有志于此的年輕書家。但遍及全社會的“生活性書寫”卻并沒有恢復。有學者因此而擔憂書法的現實生命力與未來發展，實際上并無必要。對于現代意義上的書法藝術來說，全社會的“生活性書寫”自宋代以后主要功能就兩項：一、為書法專門家的成長提供了人才基數；二、為全社會的讀書人通過書法接受其中所承載的文化和審美意識提供了途徑。就前者來說，現代教育是有可能彌補“書寫者”基數縮減造成的影響的；對后者而言，現代教育也可以構建替代方案。

那么，書法如何在當代走出一條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重新發展、繁榮之路？竊以為，關鍵是重構“生活性書寫”，真正建立以人民為中心、以生活為場域的書法藝術發展格局，使書法重回生活，從中獲取真正強大充盈的養料和源源不絕的動力。

如前所述，傳統的“生活性書寫”深刻地受到了書寫者的階層（階級、身份）限制。自漢末魏晉南北朝始，貴族書寫者即鄙棄“工匠”書寫者；宋代以后，文人書寫者鄙棄包括官府書人在內的其他書寫者；即使是明清之后分離出了商業化書寫者，普通身份的書寫者也沒有得到重視。

新中國成立后，平等、民主的新制度使所有中國人擁有了全面參與書法事業的可能性。而改革開放以來引發“書法熱”的主體涉及各個行業、各個領域，又從根本上使書法成為可以全民參與的藝術形式。

然而遺憾的是，書法并未因此重新進入“生活”，而只是進入了“展廳”及“市場”。市場上往往只有在展廳展出過或直接出于工作室的作品，書寫者和作品所面對的都不是生活，或者說，只是生活中極為狹窄的一面。于是，表面上40年不降溫的“書法熱”卻逐漸呈現出內涵蒼白、后繼乏力的現場，最為典型的表現就是廣為詬病的“展覽體”的泛濫以及“江湖書”的難以抑制。其根本原因是書法遠離了生活，無法應生活的需要而激發審美創造力，只能閉門造車，遠離生活的書法無法充分發揮藝術品對大眾的審美引導與教育功能。

由此，所謂“重構生活性書寫”就不能僅僅停留在書寫主體的身份突破這一層面，而應該進一步全面拓展到書法創作與整個社會生活的關聯上。毛澤東同志指出：“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學藝術的成長離不開人民的滋養，人民中有著一切文學藝術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豐沛源泉”，“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號召廣大文藝工作者“把藝術創造向著億萬人民的偉大奮斗敞開，向著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敞開”。

新的“生活性書寫”不是簡單地回到沒有“翰墨之道”概念的早期狀態，不是簡單地回到貴族書寫與普通書寫共存的魏晉隋唐狀態，當然也不是簡單地糾正宋以來文人的自我封閉，承認普通書寫也有藝術而不是簡單地延續明清以后“商業化書寫”路徑。新的“生活性書寫”是以整個中國文化為基礎和內蘊，以整個時代生活為源頭和面向的精神生活方式之一。構建這樣的“生活性書寫”，筆者認為需要重點關注以下基本問題：

首先，按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全面梳理書法作為中華民族特有精神生活方式的歷史和理論，從而找出她與世界其他藝術之間的聯系和區別，找出她特有的發展規律，尤其要找出她與中華民族生活之間的密切關聯，從而為當下和未來的發展提供優質的歷史和理論借鑒。

在這一方面，有兩個重大問題尤其值得深入討論。第一是宋元以來的文人書法與生活的關系問題。誠然，宋元以來的書法活動場域主要是“書齋”，貌似與現在的“工作室”相似，同一般的“生活性書寫”的關系也不密切。然而仔細推究，其間至少有一個本質差異：宋元以來的文人書法并沒有脫離“生活性書寫”，而是面向文人自己的社會生活，而當下書法則主要面向“展廳”。“文人”的社會生活固然有其局限性，卻也必然與整個社會發生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才可能出現《祭侄文稿》《黃州寒食詩帖》那種深刻契入時代的大作品。而面向“展廳”，則基本上連自己的生活也一定程度上被割裂到了筆墨之外，遑論一般社會生活了，書法于是逐漸演變為以“展廳”為中心的“小圈子”的活動。第二是明清以來的“商業化書寫”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商業化書寫打破了文人的局限，將“千絲萬縷的聯系”逐漸變化為適應某些社會群體尤其是商業階層趣味的書寫，一定程度上恢復了“生活性書寫”的某些特征并極大地促進了書法風格的演進，比如明代書法中“軸”類作品的大規模涌現以及相應的行草風格突變，又比如清代對聯作品的廣泛流行以及相應的篆隸北碑等字體的復興。但就如同當代商業性書寫一樣，仍然只涉及社會的某一群體而未能與全部社會生活發生更加廣泛而充分的聯系。

其次，全面推動書法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并通過深扎形成一方面挖掘傳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一方面與時代同頻共振的書法發展態勢。

除了與社會生活的關聯性超越面向“展廳”的當代外，宋元以來文人書法與當代書法之間還有一個更加深刻的特質區別，這就是與“傳統文化”的關聯更加深刻。無論是與社會生活的關聯，還是與傳統文化的關聯，宋元以來書法家都借助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中介，就是書寫的“文辭”，他們通常以自作詩文呈現于筆端，而當代書家的普遍狀態是以抄錄古詩文方式進行創作。表面看來，這只不過是文辭選擇的差異。但語言是把握世界、承載文化的工具，自作詩文離不開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離不開經典文化的浸淫陶冶，離不開世態人生的歷練感悟，這就為文人書法面向時代生活、面向歷史文化提供了重要通道。當代書法創作比較典型的模式是“取法經典碑帖以建構個人風格—抄錄古代詩文—進入交流（展廳或畫廊）”，而自作詩文卻可以對這個基本模式造成兩個根本性沖擊。一是創作過程。自作詩文之前，必須至少有“行萬里路”和“讀萬卷書”兩個方面的積累，前者是進入生活，后者是深入文化。二是創作目標與作品流向。自作詩文意味著作品文辭與時代生活目標相互契合的更大可能性，有可能極大地豐富作品的走向。由此，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就不只是吃住在農村、街區，也不只是送文化下基層，更根本的是以自作詩文為中介，從歷史文化和現實生活中凝練筆墨表達的語言依托，使作品整體上更加符合時代主題和生活需求。中國書協近年來策劃的“中國力量——扶貧書法大展”“偉業——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書法展”等大型主題展覽，均要求作者首先立足本地區本行業進行廣泛調研、采訪事跡，并自撰文稿，然后再創作，促使廣大書法家從行動上邁開了回歸生活的腳步，在精神上打開了與時代同頻共振的通道，這種良好的示范引導正在逐步產生積極的影響。當作品因為文辭的契合性而走向更加廣闊的生活空間之時，必然會反過來引發創作者對技法、風格的關注和反思，一如明代大軸流行、清代對聯普及引起風格乃至字體選擇的擴展。現代生活空間（包括環境設計、家具設計等）所包含的時代審美，也必然地會逐漸影響到筆墨和風格的構建乃至裝裱新樣式的生成，比如近些年書法展覽中出現的“沉浸式”布展方式。現代技術所創造的新材料、新工藝等，也有可能進入書法藝術的傳播過程，豐富作品流傳方式乃至創作方式。中國書協第七屆和第八屆專委會中都包含有“綜合材料”一項，這是捕捉到了書法時代發展脈絡的表現。

最后，主動適應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發展的需要，自覺主動尋求書法形式意蘊與現代信息傳播之間的契合點，從而激發信息化時代書法藝術的生命力。

信息化是時代生活的新形態，它不僅不會“扼殺”書法的發展空間，反而可能提供更大更新的舞臺。信息化仍然需要有藝術的“字”，也更便利于有藝術的“字”的傳播。印刷時代任政先生所書“行楷”、劉炳森先生所書“隸書”，都是進入信息時代后才真正獲得了最為廣泛的傳播，普通電腦里預裝的“華文行楷”“華文隸書”等，就分別來源于這兩位書家。依據舒同先生書法、啟功先生書法開發的“方正舒體”“方正啟體”，也成為信息時代影響巨大的電腦字體。近年來，受中宣部委托，中國書協與方正字庫公司合作，持續探索電子化書法字庫的開發，取得了相當豐富的成果，為優秀傳統書法遺產進入當代生活發揮了積極作用，也為當代優秀書法風格借助信息化手段融入更廣闊天地開拓了重要渠道。當這個全新的書法場域充分向書法家敞開之后，也必然將引起書法風格創造的時代之變。信息化傳播有自己的特殊性，與古已有之的“卷軸聯匾”傳播不同，與近代開始的“展廳”傳播也不同，必將反過來促使書法家思考自身創作和風格建構。互聯網、手機終端提供了更加立體多元的生活場景和需求網絡，當書法家真正將精力投注于此時，可能帶來的創造動力是難以預計的。

書法這一門獨特的中國文化，在漫長的中國歷史演進過程中，從最初混沌的“漢字書寫”，發展出“翰墨之道”，再形成當下的“書法藝術”，經歷不同朝代的洗禮，依然保持著旺盛的生命活力而書法“長在”。但“長在”不等于藝術的繁榮。藝術的繁榮離不開生活、離不開時代。只有按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深入挖掘優秀傳統文化，遵照書法作為藝術的特殊性重建它與生活、與時代的關系，才有可能化被動為主動，尋找到新時代書法藝術發展創造的路徑，使古老的藝術煥發全新的生機。這是我們的期待，也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作者系中國評協副主席，首都師范大學教授。）